喜笑怒罵皆文章

  1928年到1933年六年間魯迅的雜文，基本上收在《三閒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這些集子裡了。單是集子的取名，就顯出內容的特徵。

  創造社的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魯迅為有閒階級中人：「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於是魯迅順手取而用之，把1927年至1929年革命文學論爭期間的雜文集命名為《三閒集》。在這段時間裡，魯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閱讀和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面，在為數不多的雜文中，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對文藝與革命、思想與藝術等關係的論述，對作家世界觀問題、階級屬性與意識形態關係等問題的論述，顯然反映出研讀科學的文藝理論時的思考成果。

  1930年，有御用文學家給了魯迅一個「文壇貳臣」的徽號，魯迅覺得也對，自思「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又，對於自己出身的那個舊的社會，那個舊的階級，確確實實是早就心存「二心」了，「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階級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於是，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將1930年、1931年的雜文結集為《二心集》。更加自覺地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站在最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立場上，把文學作為爭取「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一翼」，把自己從事的文學事業與無產階級整體的革命事業，與爭取大多數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的鬥爭緊緊聯繫在一起，是魯迅30年代思想意識的一個突出特點。在階級陣營分明，階級鬥爭激烈的時代，魯迅高高舉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是他棄醫從文以來，用文學改造人、改造社會的必然的思想發展與實踐選擇。這樣的思想發展，主要在他的雜文中體現出來。與前期的雜文相比，從《二心集》開始，魯迅的文化視野更加寬廣，更為博大。30年代急劇的社會變動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他的雜文中有了更迅速、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面對3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魯迅予以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抗爭。魯迅前期雜文中突出的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豐富內涵，在新的時空領域裡也獲得了擴充和延伸。

  《三閒集》。收1927年至1929年作雜文三十四篇，附《魯迅著譯書目》一篇，1932年9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32開，毛邊《南腔北調集》。收1932年至1933年作雜文五十一篇，1934年3月上海同文書店出版。32開，毛邊

  《二心集》。收1930年至1931年作雜文三十七篇，附譯文一篇，1932年10月上海合眾書店出版。32開。《二心集》再版時被刪被禁，合眾書店將刪剩的文章十六篇另編一冊，改名為《拾零集》，於1934年10月出版。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二心集》之後，《南腔北調集》之名的由來，是因為有人嘲諷魯迅喜歡演說，說魯迅講話的時候是口吃的，至於用語和口音，則是南腔北調。魯迅說，前兩點我很驚奇，後一點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也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不入調，不入流，既不人云亦云，更不同流合污，以獨立不倚的人格力量，發出獨異的聲音，正是魯迅驕傲自豪之處。1933年發表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文章，結集為《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在《〈偽自由書〉前記》里，魯迅說明了自己在《自由談》上投稿的經過，說明了「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其特點「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然而，這卻是「與時宜不合」的。然而，事實說明魯迅是對的：「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前記》還說道：「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5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魯迅把這個集子叫作《偽自由書》，是對壓抑言論自由的諷刺。「偽自由」也不行的時候，就莫談國事，「多談風月」罷。可是，「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固然是在談風談月，而「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又何嘗不是談風談月呢？所以，魯迅在「談風月」中「發出的箭石」，仍然會命中目標，擊中要害的。取名《准風月談》，不夠格的「風月談」之意也。

  《准風月談》。收1933年6月至11月所寫雜文六十四篇，1934年12月由上海聯華書局以興中書局名義出版。32開《集外集》。1933年以前出版的雜文集中未曾編入的詩文合集，1935年5月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民族矛盾上升，中國共產黨多次發表宣言，主張團結抗日，而蔣介石則對外採取不抵抗主義，對內繼續進攻革命根據地。大敵當前，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交錯複雜；國難聲中，新舊沉渣一起泛起。在關係到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魯迅接連發表數十篇文章，對激烈的民族矛盾做出深刻的階級分析，從不同角度揭穿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所推行的對外妥協對內剿殺政策的出賣國家、民族、人民利益的反動實質，充分顯示出魯迅雜文在重大政治社會問題上所產生的巨大幹預力量，以及魯迅作為中華民族的脊樑與靈魂所發揮的巨大的精神支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