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自由談

  對於任何一位以獨創為己任的文學家、藝術家來說，最適合其長成參天大樹的應當是最為自由的生長環境。但是，對於30年代的魯迅來說，卻在最不自由的社會環境中創造出最為輝煌的業績，中國思想文化界因此而奇蹟般地挺立起一株獨立支撐的大樹。

  魯迅面對的文化圍剿和思想禁錮，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是難以想像的。不止一次，他得認真對付突然失去人身自由的可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公文形式將魯迅參與發起組織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及「中國革命互濟會」列為反動組織，「轉函國民政府密令淞滬警備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會同該市黨部宣傳部嚴密偵察各該反動組織之機關，予以查封，並緝拿其主謀分子，歸案究辦」。緊急關頭，魯迅不得不離家避難。兩次搬遷，選擇周圍是外國人居住的寓所，主要也是為了安全。與許廣平一起上街，常常逼令許廣平走到街對面的另一條人行道上，而不肯並排走，為的是一旦出事，許廣平可以脫險。事實上，反動當局要抓要殺，是防不勝防的，魯迅也清楚這一點，在一般情況下，也就滿不在乎了。有朋友勸他躲避的時候，他說：「如果真的要抓，就不下通緝令了；他們無非是討厭我，不讓我開口罷了。」

  當局政府查禁《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不三不四集》令

  不讓魯迅開口，或只讓說些他們允許說的話的另一法，是刪除魯迅的文章，查禁魯迅的書籍。國民黨上海市特別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上海市社會局、教育局等均發過查禁魯迅著作的專門文件。魯迅被禁之書有案可查的至少有《二心集》《南腔北調集》《集外集》《不三不四集》《准風月談》《魯迅自選集》《魯迅諷刺文集》《魯迅雜文集》《魯迅雜感集》等。在致友人信中，魯迅說：當局「對文壇和出版界的壓迫，日益嚴重，什麼都禁止發行，……簡直叫人啼笑皆非。我的全部作品，不論新舊，全在禁止之列。當局的仁政，似乎要餓死我了事」，「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現在是有加無已，那目的在封鎖一切刊物，……我尤為眾矢之的，《申報》上已經不能登載了，而別人的作品，也被疑為我的化名之作，反對者往往對我加以攻擊」。寫好的文章被刪改，發排的文章被抽掉，辦的刊物被查封，出版發行的書籍被禁止，對於以文章為生命，以賣文謀生活的文人來說，還有什麼迫害比這更嚴酷呢？更有為虎作倀的走狗文人在報刊上散布謠言，說魯迅拿俄國的盧布，又說通過內山老闆之手，將秘密出賣給日本，拿了很多錢。既有政治陷害，又有人格誣損，真可謂欲置人死地而後快。

  這是被國民黨政府檢查部門蓋上「抽去」印章，禁止發表的魯迅的文章

  然而，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你越壓，我越強；你越不讓開口，我越要大聲說話；你不讓我寫，我偏要多寫；你文網密布，我有鑽網術；你有手槍，我有筆。「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反動派看見署名「魯迅」的文章就查禁，魯迅就換個筆名發表；一個筆名發表兩三篇就被嗅出來了，再換另一個筆名。白色恐怖最嚴重、文化圍剿最嚴密的1933年、1934年，魯迅整整用了七十個筆名。有些筆名，名字本身就含有無限的憤怒、反抗和諷刺。當局的檢查官和「文探」們不是要查尋這文章是誰寫的嗎？不是要干涉寫文章的自由嗎？不是不准寫嗎？魯迅就用筆名「何家干」「何干」「干」！真是其味無窮。魯迅一生共用筆名一百四十多個，這在世界文壇上，也是創紀錄的了。

  在政治高壓的環境下，魯迅雜文創作自然有受到壓抑、受到限制的一面。他在《〈花邊文學〉序言》中說：「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魯迅還寫道：「有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麼呢？」魯迅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的確，作者倘不先將犯忌的內容避開一些，文章根本就無法發表，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想想看，假如沒有這麼多這麼嚴的文禁，任魯迅無拘無束地放筆直書，任意揮灑，那麼，他的雜文創作的才氣就會更為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我們今天看到的魯迅30年代的雜文就有可能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引人入勝了。

  《偽自由書》。收1933年1月至5月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的雜文四十三篇。1933年10月由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32開，毛邊。1936年曾由上海聯華書局改名為《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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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政治高壓的另一方面，或者說，在堅韌、強硬的魯迅這一面，則是被激起更加強烈的創造力。越受壓迫，寫作雜文的題材越充分，寫的雜文就越多。魯迅寫雜文最多的時候正是1933年和1934年。1933年一年寫了一百六十多篇，差不多平均每兩天寫一篇，這在雜文創作史上，大概也是創紀錄的。魯迅不僅自己多寫，還用他的力量組織大家多寫。敵人禁止它，魯迅就來提倡它。在魯迅的倡導和影響下，雜文蓬勃興起，作者多了，專登雜文的期刊出現了，連幾家有名的大雜誌，也開闢了刊載雜文的專欄。1933年和1934年，分別有了「小品文年」和「雜誌年」之稱，成為對國民黨文化圍剿的有力反擊和諷刺。在雜文的創作上，由於檢查迫壓，很多要說的話不准說，不能直說，就想辦法曲說，正話反說，迂迴委婉，借題發揮，旁敲側擊，聲東擊西。《自由談》編者受到壓迫，發表啟事說：「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用了四十多個筆名，在《自由談》發表了一百四十多篇文章的魯迅說，談風雲的人，風月也談得。談風月就談風月罷，談風月里也能談出風雲來。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

  1934年4月，南寧博物館請魯迅書寫條幅，魯迅提筆寫道：「風號大樹中天立，日薄滄溟四海孤，杖策且隨時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詩末寫明「偶憶此詩而忘其作者」。這首詩是明末清初畫家項聖謨的「自畫大樹詩」，魯迅雖忘其名，但其詩卻時在心中，不止一次為人題寫。「風號大樹中天立」，當有魯迅藉以抒懷的意思吧。一個月後，魯迅自作一詩寫給日本作家新居格，詩曰：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