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魯迅親筆書寫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條幅送給瞿秋白，僅此，就足見他們之間的友誼非同尋常。

  瞿秋白不僅是共產黨的著名領導人，也是才華橫溢的文學家。早在1920年，他就以《晨報》記者的身份赴蘇聯，兩次見到列寧，寫成《餓鄉紀程》（亦名《新俄國遊記》）和《赤都心史》兩部散文集，最早向中國人民真實地描述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生氣勃發的革命氣象。大革命失敗後，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書記時，犯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1930年9月，也是在他的主持下，黨中央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1931年1月，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被王明的左傾路線排斥於中央領導機關之外後，即投入左翼文化運動。花了很大氣力從日文轉譯馬克思主義文藝論著的魯迅得知這一情況後，頓感左翼文學陣營中來了一位親密得力的戰友。魯迅認為由精通俄文的黨的領導人、理論家，又是文學家的瞿秋白從原文翻譯馬克思列寧文藝理論，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上海北四川路。瞿秋白與魯迅初次見面的地方

  1931年10月，魯迅特邀瞿秋白為曹靖華翻譯的《鐵流》趕譯出一篇兩萬字的序文，兩人文字之交由此開始。魯迅據日、德文本譯出盧那察爾斯基的《堂·吉訶德》第一場後，找到了俄文原本，便約請瞿秋白接著翻譯。當拿到瞿秋白的翻譯稿時，魯迅非常滿意，他說：「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魯迅托馮雪峰送一本他翻譯的《毀滅》給瞿秋白，瞿秋白寫信給魯迅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1932年春末，瞿秋白同夫人楊之華到魯迅寓所拜訪，初次見面，兩人就像分別多年的老朋友一樣，滔滔不絕地談了一整天。後來，被國民黨懸賞通緝的瞿秋白在危難時刻，先後三次到魯迅家避難，第一次就住了約一個月。轉移時，是由當時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的陳雲於深夜十一點多到魯迅家接走的。為了瞿秋白的安全，魯迅還通過內山完造夫人，在日本人的居住區為秋白夫婦找了一間房子。搬家時，魯迅送去一盆花，瞿秋白把魯迅書贈的條幅掛在牆上。新居離魯迅寓所很近，楊之華回憶說：「魯迅幾乎每天到東照里來看我們，和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我們見到他，像在海闊天空中吸著新鮮空氣享著溫暖的太陽一樣。秋白一見魯迅，就立刻改變了不愛說話的性情，兩人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衝破了像牢籠似的小亭子間裡的不自由的空氣。我們捨不得魯迅去，但他走了以後，他的笑聲、愉快和溫暖還保留在我們的小亭子間裡。特別是魯迅留下來的書給秋白很多的安慰。」

  《魯迅雜感選集》。瞿秋白選編並撰寫長篇序言，1933年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32開，毛邊。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瞿秋白小魯迅十八歲，在眾多的青年朋友中，魯迅格外看重他，固然有瞿秋白作為著名共產黨人的特殊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各自被對方的人生經歷、人格學養、道德文章、事業追求及偉大人物難得的嚴於解剖自己的寶貴品質所感動，所吸引，他們兩人很快就成為推心置腹、肝膽相照的朋友。在至誠相待與傾心交流之中，他們在文藝理論與文學創作上，在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上，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上，特別是在對左傾路線的認識上，由於瞿秋白的特殊經歷與正反經驗，由於魯迅敏銳深刻的洞察力，他們之間極易溝通並達成共識，進而形成愉快的合作。瞿秋白能翻譯，能創作，能寫洋洋萬言的大論，也能在一兩個小時內寫出文情並茂的短文。魯迅極欣賞瞿秋白的才華，不止一次說過中國文藝界，再找不出第二個來。在1933年3月到10月的一段時間裡，瞿秋白或自己構思，或同魯迅討論，寫成《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訣》《最藝術的國家》《大觀園的人才》《關於女人》《中國文與中國人》等雜文十二篇，這些文章中含有魯迅的觀點，並經過魯迅修改，請人抄寫後，用魯迅的筆名發表。為了留存流傳，魯迅把這些文章都編入了自己的集子，成為文壇佳話。瞿秋白編了《魯迅雜感選集》，並寫出長篇序言；魯迅抱病為犧牲後的瞿秋白編輯《海上述林》，托人到日本印刷，並轉送毛澤東、周恩來各一本，更成為魯迅與共產黨人相知相通的不朽象徵和偉大友誼的永恆記錄。

  《海上述林》。瞿秋白譯文集。瞿秋白犧牲後，魯迅從書店贖出譯稿，抱病編校，作序，設計，題名，托人在日本印製，以諸夏懷霜社名義出版。21開，皮脊精裝。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