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爭」與「竊火」

  自到「革命的策源地」廣州以後，革命的言詞與口號盈耳充眼，甚至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瘋狂屠殺也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喊著「革命」的口號進行的。這對於寫過阿Q「革命」和「不准革命」的偉大作家魯迅來說，無疑更加豐富和深化了他對革命的真與假、深刻與膚淺、長久與短暫等問題，以及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革命、文學與人民等關係問題的思考。在廣州，他就做過《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到上海之初，在發表的為數不多的文章中，就有題為《革命文學》《文藝與革命》兩篇；在一系列演講中，大都圍繞文學與革命、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等論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類問題，同時也是大革命失敗後，大部分從革命戰爭前線撤回到文化隊伍中來的作家、藝術家們關注的問題。後期創造社的鄭伯奇回憶說：「大革命失敗後……我們覺得這麼多進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聯合起來，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一定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政治革命暫時受了挫折，先從文藝戰線上重整旗鼓，為迎接將來的革命高潮準備條件，豈不很好嗎？蔣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們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訪問魯迅先生，談出聯合的意思，魯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並且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以恢復《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他積極參加。我們都非常高興。」

  弘一法師（李叔同）書「戒定慧」。1931年3月，魯迅往內山書店，向內山完造乞得弘一法師書法一幅

  同創造社結成聯合戰線，是魯迅赴廣州時就有的願望。他在離廣州的兩天前致李霽野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看來，魯迅與創造社在上海聯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學運動的願望，可以順利實現了。12月3日，魯迅與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等聯名發表《創造周報》復刊GG，1928年1月1日，又聯名發表《〈創造周報〉復活了》預告。可是，事態的發展卻使魯迅大吃一驚。就在這個月，蔣光慈、錢杏邨等在上海成立「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創造社編輯出版綜合性理論刊物《文化批判》，兩家的刊物接連不斷地發表長篇大論，在鼓吹「革命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同時，否定五四新文學運動，指名道姓地把魯迅當作批判和攻擊的對象，從而引發了一場延續一年之久的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創造社、太陽社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在不少知識分子的悲觀動搖幻滅中，舉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強調要用革命文學促進革命運動，本是值得敬佩的壯舉，但是，由於他們中的許多人，或是從戰場上退下來，或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對革命與文學的關係缺乏深入的思考，對中國的社會實際缺乏深入的了解，又受到國內外左傾思潮的影響，不論對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形勢的分析，還是對革命文學的理解認識，都表現出很嚴重的左傾幼稚病，在言行上表現出嚴重的主觀主義與關門主義傾向。比如他們否定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指責語絲派為「趣味文學」，把文藝抬到「組織生活」「創造時代」的高度，極力強調文藝的宣傳武器作用，尤其是對魯迅的批判攻擊，到了不著邊際的地步，居然說魯迅是「紹興師爺」「封建餘孽」，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等等。

  《藝術論》。蘇聯盧那察爾斯基著，魯迅譯，1929年上海大江書鋪出版。32開，毛邊。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藝術論》。蘇聯普列漢諾夫著，魯迅譯，1930年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32開，毛邊。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以魯迅的經歷和眼力來看，創造社、太陽社的年輕人不過是幼稚好笑的「革命性遊戲」而已，對這種連起碼的規則也不講的「遊戲」本可以一笑置之，但魯迅覺得與他們在提倡革命文學、推動文學發展的大方向上還是一致的，只要不是為了個人之利而攻擊他，他都沒有任何怨言。不過，為了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魯迅還得站出來說話。在《「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扁》《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章中，魯迅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文藝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宗派主義、脫離實際的空談、掛招牌式的自封自吹，強調革命文學必須正視現實，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1931年，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還特別指出在論爭中創造社、太陽社擺出的左傾面貌的危害，在於「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魯迅說：「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就魯迅個人而言，他並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上，而是放在了大量閱讀和翻譯科學的文藝論著上。因為魯迅讀過一些「以史的唯物論批評文藝的書」，「以為那是極直捷爽快的，有許多曖昧難解的問題，都可說明」。可是創造社、太陽社的人們圍攻魯迅，雖然滿紙革命的新詞語，卻弄得一塌糊塗，讓人摸不著頭腦。這一現象，引起魯迅的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使魯迅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認真深入地而不是浮光掠影地，融會貫通地而不是生吞活剝地，聯繫實際地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也正是魯迅集中精力大量閱讀並翻譯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等人的文藝論著的主要原因。他把這一工作比作「竊火」：「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後來在《〈三閒集〉序言》中說：在上海遇到「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中，倒「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

  《文藝與批評》。蘇聯盧那察爾斯基著，魯迅譯，1929年上海水沫書店出版，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32開，毛邊。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文藝政策》。蘇聯文藝政策論文集，魯迅譯，1930年上海水沫書店出版，為「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一。32開，毛邊。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