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而辭職

  就在魯迅寫下《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的第三天，就在魯迅提醒人們警惕革命後方可能出現革命精神「消亡」及「復舊」的危機的第三天，4月12日，國民黨右派集團經秘密策劃，突然在上海發動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枝，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反革命政變。三天內，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4月15日，廣東軍閥在廣東殘殺共產黨員及革命群眾兩千一百多人，解除黃埔軍校及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武裝，封閉工會、農會。中山大學遭到軍警搜捕，右派學生頭目上躥下跳，指揮抓人。儘管魯迅已有某種預感，但變化如此之快，現實如此之殘酷，仍使他目瞪口呆。

  4月15日下午，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魯迅從新居白雲樓頂風冒雨趕到中山大學，召集主持召開各系主任緊急會議。參加了這個會的何思源回憶道：

  魯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驊坐在魯迅的正對面。魯迅說：「學生被抓走了，學校有責任，委員長不出來，現在我來召開會，請大家來說話，我們應當是學生的家長，要對學生負責，希望學校出來擔保他們。我們也要知道為什麼抓走他們？有什麼罪？被抓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幾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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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朱家驊說：「關於學生被捕，這是政府的事，我們不要對立。」魯迅對朱家驊說：「學生被抓走了，是公開的事實，被捕的學生究竟違背了孫中山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條？」朱家驊以勢壓人，則說：「我們要聽政治分會的，黨有黨紀，我們要服從。」魯迅繼續駁斥：「五四運動時，學生被抓走，我們營救學生，甚至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都罷工罷市。當時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都參加過，我們都是五四運動時候的人，為什麼現在成百成千個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朱家驊強詞奪理說：「那時候反對北洋軍閥。」魯迅堅決地說：「現在根據三大政策活動，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統治。」

  魯迅和朱家驊的對立已公開到了最尖銳的時候了，無轉圜之地。魯迅主張營救學生，他堅持說：「這麼多學生被抓去，這是一件大事，學校應該負責，我們應該對學生負責。」在那樣的情況下，公開支持魯迅的人不多，會議沒收到預期的效果。

  中山大學會議室。1927年4月15日下午，魯迅冒雨趕到中山大學，在這裡主持召開各系主任緊急會議，設法營救被捕學生

  回到白雲樓，魯迅一語不發，晚飯也未進一口。第二天，魯迅捐款慰問被捕學生。在後來的幾天裡，陸續聽到被捕的許多人被殺害的消息。魯迅熟悉的畢磊，那個瘦小精幹、常來談天的湖南青年，受嚴刑拷打，堅貞不屈，被鎖住手腳，裝入麻袋，投入珠江。魯迅失眠了。每每和許壽裳提起畢磊來，魯迅就無法抑制自己的悲憤。血的教訓，比一年前的「三一八」慘案更深一層了。雖然被屠殺的都是他的學生，然而，那時候是反對軍閥政府而被軍閥政府屠殺，現在卻是因革命而被口喊革命的當政者屠殺，簡直是誘殺與謀殺。那時候，還可以開追悼會，所有的青年學生、知識界聯合起來聲討軍閥政府的罪行；現在，作為學校的教務主任，魯迅無能為力，無法拯救自己的學生，而且，知識界、青年學生中居然有不少人站在屠殺者一邊。魯迅決意辭職了。4月21日，他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中山大學當局還想利用魯迅的聲望，想法挽留，推選魯迅為校「組織委員會委員」，在校刊上發表《挽留周樹人教授》的消息，三次「去函挽留」，數次派人登門挽留，朱家驊四次「來訪」，均遭魯迅堅決拒絕。4月26日，魯迅在《〈野草〉題辭》中寫道：「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並且無可腐朽。」5月6日，日本友人山上正義來訪，剛好有一群經過改組的工人糾察隊隊員舉著工會旗和糾察隊旗，吹著號從大路上走過，魯迅憤然說道：「真是無恥之徒！昨天還高喊共產主義萬歲，今天就到處去搜索共產主義系統的工人了。」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小雜感》

  《而已集》。收1927年雜文二十九篇。1928年10月北新書局出版，32開，毛邊。魯迅藏。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革命與反革命的戲劇性演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風雲變幻，潮起潮落間的世態世相，如驚濤拍岸，衝擊著、震撼著魯迅。對於這位中國最深邃的思想者，對於這位中國最堅定的思想鬥士來說，還有什麼能比這種親眼所見、親身經歷的事實給他更大的啟示？還有什麼能比得上這種事實更能豐富他的思想？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

  《〈三閒集〉序言》

  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但事實是事實，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並且有得意之色。我現在已經看不見這齣戲的收場。

  《答有恆先生》

  如在廈門時的《寫在〈墳〉後面》那樣，魯迅又一次解剖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魯迅又在捫心自問了：在社會進化過程中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的殺戮與犧牲，或者說這種生命和青春的殺戮與犧牲換來的社會進化進程中，「我發見了我自己是一個……。是什麼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魯迅懷疑甚至後悔自己寫下的那麼多弄清了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青年的感覺的文字的作用了：「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所以，我終於覺得無話可說」。魯迅企圖尋找到新的反抗這個社會、反抗現實的鬥爭方式。但在眼前的槍炮社會裡，手中只有一支筆的魯迅，能找到什麼適合於他的方式呢？他只能「一面掙扎著，還想從以後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見一點東西，謄在紙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