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的大忙人

  到廣州的第二天，在許廣平、孫伏園的幫助下，魯迅搬進中山大學。

  我住的是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月之後，聽得一個戴瓜皮小帽的秘書說，才知道這是最優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

  然而這優待室卻並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點，是不很能夠睡覺的。一到夜間，便有十多匹——也許二十來匹罷，我不能知道確數——老鼠出現，馳騁文壇，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並且能開盒子蓋，廣州中山大學裡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樓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別聰明似的，我在別地方未曾遇到過。到清晨呢，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在鐘樓上》

  如在廈門一樣，生活中最大的障礙是言語不通，不過，比廈門方便的是，魯迅這位「外江佬」身邊有廣州人許廣平陪伴，便可以興致勃勃地遊覽觀光了。在越秀山遊覽時，興之所至，魯迅居然從高處躍下，致使足部扭傷，多日行走不便。經魯迅推薦，好友許壽裳於2月間亦來中大任教，魯迅安排與自己同居一室。當晚與許廣平在東堤一景酒家以上好的菜餚為老友接風。次日晚到國民餐店用餐，許壽裳要付帳，魯迅不允，說先由他付過十次再說。第三日至陸園飲茶，往公園游，至大觀茶店夜餐……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減。

  魯迅到廣州後，住中山大學大鐘樓內。1927年3月攝

  也許是心情非常好的原因吧，廣州給魯迅的印象很強烈，和其他地方比較，魯迅覺得「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其他地方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卓著的成績。」

  魯迅住在大鐘樓二樓，住室下層，即是著名的可容數百人的大禮堂。1924年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孫中山主持會議，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等參加大會。自1924年6月起，孫中山每周到此演講三民主義，直到離開廣州。1927年1月25日，歡迎魯迅的大會在這裡舉行。站在孫中山發表演講的主席台上，魯迅大聲說：「廣州地方實在太沉寂了」，「有聲音的，應該喊出來了。因為現在已再不是退讓的時代……」3月11日晚，廣州各界在這裡舉行紀念孫中山逝世兩周年大會，魯迅第二次站在大禮堂的主席台上發表演說。

  

  大鐘樓內魯迅居室

  從2月10日肩負起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重任開始，魯迅就成了中山大學的大忙人了。他上的課也不少，文藝論、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各三小時，而且選學他的課的學生最多。好在這些課他在北京、廈門都講過，不用備課也可以上。魯迅的精力大都耗費在煩瑣的教務工作上了。2月10日至4月14日，共召開七次教務會議，每次都是魯迅當主席主持會議，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等科系主任參加。每次開會前由魯迅恭讀總理遺囑，然後議事。「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現在想起那時的辯論來，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呵。然而那時卻並無怨尤。」因為，魯迅那時是很有抱負的。當時的經濟學系主任何思源教授回憶：「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與魯迅同事一段時間，無論在一塊開會或聽他在其他場合發言，甚至一般講話，給我印象，他來中大是有一種抱負和希望的」，「那時北大許多人齊集廣州中大，又有『國共合作』、『三大政策』的政治條件，我看他心中是有所希望的」。在3月1日的開學典禮上，魯迅演說道：「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傳，運動，失敗了又起來，失敗了又起來，這就是他的講義。他用這樣的講義教給學生，後來大家發表的成績，即是現在的中華民國。中山先生給後人的遺囑上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中山大學就是努力的一部分。」魯迅希望中山大學的青年「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因為中國「地方上的一切還是舊的，人們的思想還是舊的」，他希望青年們敢於向一切舊制度、舊習慣、舊思想猛烈開火，做孫中山先生事業的繼承者。這就是魯迅的希望所在。

  1927年魯迅。攝於廣州

  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畢磊送魯迅的黨團刊物

  中共廣東區委在魯迅到達廣州之前，就研究和布置了如何歡迎魯迅的工作。他們認為魯迅之所以受到和值得青年人歡迎，是他在「思想革命」方面的努力，「在中國的思想界中，像魯迅一般的堅決徹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論，是很少的」。除組織寫文章歡迎魯迅外，黨的組織專派中山大學英文系學生、中共黨員、廣東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副書記畢磊等公開與魯迅聯繫，給魯迅送黨團刊物《人民周刊》《少年先鋒》《做什麼？》等。並由畢磊陪同，魯迅與當時的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秘密會晤。陳延年是魯迅在北京《新青年》時期的戰友和朋友陳獨秀的兒子。當時的中大學生、中共中山大學總支書記徐文雅回憶：「有一回魯迅和我談起黨的事情，問陳延年是否負責廣東黨的工作，還說陳延年是他的『老仁侄』，人很聰明。這件事我向陳延年談了，陳延年也說魯迅是他的父執。不久，魯迅向畢磊表示希望與陳延年見面，陳延年聽到畢磊的反映，立即同意了。」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密切接觸，無疑使魯迅對廣州的政治形勢有了進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