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 學

  尚鉞在《聽魯迅先生講課》一文中回憶說：「一群青年擁擁擠擠地走進教室來。在青年中間夾著一個身材並不高，穿著一件大概還是民國初年時代的『時新』小袖長衫的中年先生。他的頭髮很長，臉上刻著很深的認真和艱苦的皺紋。他離開這群青年走到講台上，把兩隻雖不發光卻似乎在追究什麼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緩緩地掃視著漸漸靜下來的學生。」這是時隔八年之後又回到講台上的魯迅先生，不過，這回是站立在中國最高學府的講台之上。

  1912年魯迅隨教育部到北京的那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1917年出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聘請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人物執教，使北大不僅成為學術文化重地，更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和現代思潮的發源地。蔡元培說過：「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北京大學

  魯迅是1920年8月6日接到蔡元培簽署的北京大學聘書的。據從1917年起就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周作人回憶，1920年，「北大國文系想添一樣小說史，系主任馬幼漁便和我商量，我一時也麻胡的答應下來了，心想雖然沒有專弄這個問題，因為家裡有那一部魯迅所輯的《古小說鉤沉》，可以做參考；那麼上半最麻煩的問題可以解決了，下半再敷衍著看吧。及至回來以後，再一考慮覺得不很妥當，便同魯迅說，不如由他擔任了更是適宜。他雖然躊躇，可是終於答應了。」

  魯迅本是教育部的官員，到學校去兼課，倒也沒出「教育」的範圍。不過，如他同郁達夫笑說的那樣：「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魯迅不只在一所學校兼任教職。1920年至1926年南下之前，先後在數所學校兼課。1920年8月至1926年，兼北京大學講師、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講小說史；1920年至1926年，兼北京師範大學講師，講小說史；1923年10月至1926年，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師、校務維持會委員、國文系教授，講小說史，又為國文系學生開設文選課；1923年9月至1925年3月，兼世界語專門學校講師、董事，講小說史；1924年5月至6月，兼集成國際語言學校課；1925年8月至12月，兼黎明中學高中文科小說教員；1925年9月至11月，兼大中公學高級中學部新文藝學科教員；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兼中國大學小說學科講師。最多的時候，是1925年下半年，同時在七所學校兼課，每周上課的時間，約占一周時間的一半。而此時又是魯迅支持參與的女師大學生鬥爭最緊張的時候。魯迅勞累過度，致使肺病復發，但他仍帶病操勞。魯迅如此辛苦，固然有名人之累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為了多點經濟上的收入，因為離開八道灣後，買院修房，借了許多錢，魯迅正處在經濟困境之中。

  北京師範大學。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魯迅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八所學校任教

  

  魯迅長期在教育部工作，有過教學經驗，經過艱苦的學術研究，已經是新文化運動中最被看重的作家，他的教學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大部分聽講者都喜歡聽魯迅授課，大家都覺得聽魯迅的課簡直是難得的精神享受。每當魯迅講課的時候，教室里兩人一排的座位上總是擠著四五個人，找不到座位的學生就站在門邊、走道，甚至坐在窗台上。詩人馮至回憶說：「本是國文系的課程，而坐在課堂里聽講的，不只是國文系的學生，別系的學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還有從外地特地來的。那門課名義上是『中國小說史』，實際講的是對歷史的觀察，對社會的批判，對文藝理論的探索。有人聽了一年課以後，第二年仍繼續聽，一點也不覺得重複。」「我們聽他的講，和讀他的文章一樣，在引人入勝、娓娓動聽的語言中蘊蓄著精闢的見解，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譬如談到秦始皇，他說『許多史書對人物的評價是靠不住的。歷代王朝，統治時間長的，評論者都是本朝人，對他們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頌德；統治時間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貶為暴君，因為評論者是另一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歷史上有貢獻，但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