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失和

  魯迅的聲聲「吶喊」，驚醒了國人的迷夢，震撼了中國的文壇。周樹人、周作人兄弟雙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銜人物而蜚聲海內。周氏兄弟共同居住的八道灣11號，一時成了新文化同人匯聚和青年學生嚮往的地方。然而，就在《吶喊》即將出版之時，魯迅苦心經營的八道灣這塊安穩的「綠洲」、平靜的「後院」，卻突然起火了。

  1923年的7月，燠熱多雨。這月的十四日，魯迅日記出現了這樣的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而在此之前，魯迅兄弟一直同桌吃飯。7月17日，周作人日記中有與魯迅發生矛盾衝突的內容，大約十個字，但後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7月18日，周作人給魯迅寫了一封簡訊：「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第二天一早，周作人從後院住處持信到前院魯迅住處，放下信扭頭就走，一句話也沒說。魯迅看信後，派人「邀欲問之，不至」。當晚，雷雨大作。從此，名動文壇的「周氏兄弟」徹底決裂。8月2日，魯迅搬出八道灣，暫時租居距八道灣不遠的西四磚塔胡同61號。1924年6月11日，已定居阜成門內西三條的魯迅去八道灣，當天日記記道：「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此後，兩人之間再未說過一句話，通過一封信。魯迅在上海定居後赴北京西三條探望母親，據說二人曾院內巧遇，一進一出，相視擦肩而過。

  這是魯迅和世界語學會會員合影修改版。由於周作人的附逆，曾將周作人及他左邊的人也給剪切掉了

  以周氏兄弟的名氣，他們的失和自然引起朋友們的關心和社會上的議論，但雙方均不公開談及，旁人也不好說三道四。魯迅去世之後，才有人陸續提到此事，真相逐漸為世人所了解。回憶文章中以許壽裳、郁達夫等人的較為可靠。許壽裳於事發後，曾以同鄉、同學、密友身份居中調解；郁達夫的說法得之於八道灣的常客，與雙方關係均極密切的張鳳舉之口。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一文中說：「據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據經常陪伴魯迅母親的俞芳回憶，老太太對頭一天還好好的，把書抱進抱出商量著寫文章的兄弟倆忽然鬧起來，實在想不出個道理來，「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借貸，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認為，大哥二哥的分手源於家庭經濟問題，當時兄弟倆的收入，比一般職員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空虧，嚷錢不夠用。許廣平回憶，魯迅曾很淒涼地對她說起當時的情形：「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為了一大家子的長久之計，魯迅自然不能不管，不能不做周作人的工作。周作人也努力過，為此同信子吵過。在這種情況下，羽太信子就十分討厭魯迅了，要想辦法擺脫魯迅的干涉，吹吹耳邊風，甚至惡意中傷魯迅的人格，周作人「心地糊塗」，「輕信婦人之言」，再加上也經不起信子裝死裝活的折騰，「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了。魯迅痛心於周作人的昏聵，更憤慨於羽太信子的兇悍與不通情理。他用過一個很怪的筆名叫「宴之敖者」，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個筆名的解釋是：「宴從一（家），從日，從女；敖從放（《說文》作敫，游也，從出從放）；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3年8月，與周作人決裂之後，魯迅租居西四磚塔胡同61號

  

  《俟堂專文雜集》。書中收入的磚文拓片是魯迅收藏拓片中較早的一類，同時也是研究魯迅和周作人從「兄弟怡怡」到決絕的最好史料之一。魯迅自1924年4月的一個夜晚起，從兄弟失和的痛苦中艱難走出來，開始整理磚文拓片，這其中也有對兄弟感情的整理和了結，正如他在《俟堂專文雜集題記》中寫的「日月除矣，意興亦盡，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為永念哉！」並將十四張鈐有「周作人」「啟明所拓」印的拓片選入其中，但在1963年版的《俟堂專文雜集》中是看不到的。因為，在當時製版過程中被剪切掉了。因種種原因，這本書在魯迅生前未能出版

  從個人經濟狀況來看，魯迅被逐出倒是一件好事，他同許廣平說過：「我幸虧被八道灣趕出來了，生活才能有點預算，比較不那麼發愁了。」但在個人情感方面，魯迅卻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打擊和傷害，因為這傷害來自家庭內部，來自骨肉兄弟。父親早逝，魯迅從十多歲開始就盡心竭力地承擔起長兄如父的職責來。他自己為這個家庭擔負的責任太大，為維持一個令人羨慕的「兄弟怡怡」的家庭付出太多。僅舉數例：為安居八道灣需做的一切繁雜事務，魯迅獨自承擔，未捨得分周作人一點心力；1921年周作人住院及西山養病一百七十六天，魯迅探視二十四次，寄周作人信十三次，代周作人寄信件二十次，為其購書十三種，為籌借醫療費用借錢十一次共八百六十元；長期以來資助周作人岳父、岳母、妻弟、妻妹，妻弟重久在1925年致魯迅的信中說：「對您長年以來的深情厚意和物質援助，真不知說什麼才好。」魯迅為創造一個弟兄們「有飯吃飯，有粥吃粥，永不分家」的理想大家庭寄予的希望太大。付出愈多，希望愈大，在突然到來的打擊面前失望和痛苦也就愈大。

  很難被外來的打擊擊倒的魯迅被擊倒了。搬出八道灣後，魯迅肺病復發，接連躺了多日，月余未愈，元氣大傷。

  魯迅在西四磚塔胡同的61號院住室。《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作品在這裡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