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流書聖

  與濁官石崇迥異，王羲之是十足的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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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小名吾菟，祖籍琅琊臨沂。前已敘及，漢代的王祥、王覽是琅琊王氏子孫引以為豪的歷史人物；到西晉時，琅琊王氏已是著名的鐘鳴鼎食之家、詩禮簪纓之族了。王羲之生於晉惠帝太安二年，其父親王曠和叔父王廙的姨母嫁於晉王朝司馬氏，因此與東晉開國之君司馬睿是表兄弟。這當然是一層鐵關係。再者，王曠曾任丹陽太守，其大部分管轄地區屬今天的南京。王曠是個很有見識的人。《晉書·王羲之傳》說：「元帝之過江也，（王）曠首創其議。」並且，《語林》還記載了永嘉初年，王曠見天下大亂、四海鼎沸，就到王敦家裡商量對策，這時恰好王敦和王導諸人「閉戶共為謀身之計」，不接見王曠。王曠從牆壁上的小孔中看到眾人密謀，便假意要告官。於是王導等迎王曠進屋，王曠就貢獻了「江左之策」。我以為，正因為王曠在丹陽太守任上熟悉江南的民情，對政治、地理、人文精熟，才可能首創其議，對東晉王朝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這是第二層鐵關係。可惜王曠在西晉末年，大約王羲之十二歲前後逝世，未能發揮更大作用，亦未能更多地蔭庇王羲之。當時輔佐司馬睿支撐東晉局面的王家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的從伯王導和族伯王敦。王導位居東晉宰輔，把持朝政；王敦駐守荊州，掌握天下重兵。王羲之西晉末年移居江南之後，就是生長於這樣一個名門望族。

  然而，幼年的「書聖」並未被人看好。他在孩提時代得了癲癇病，一兩年就要發作一次。《晉書·王羲之傳》云：「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亦即王羲之幼時並不是一個神童，說話還有些遲鈍。然而他自小聰慧機智，有內秀。他十三歲時，去見吏部尚書周。周是十足的顯宦名流，一見之下，竟對羲之「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牛心炙」就是烤牛心，是古代待客的重要食品，大概帶有禮儀性質。如宋代虞儔詩云：「客來愧乏牛心炙，茶罷空堆馬乳盤。」而一代清流領袖周在眾客未嘗之前，將貴重食品先奉進小小年紀的王羲之，故而引起人們對王羲之刮目相看，其名在公卿將相之間也不脛而走。王羲之的從伯父宰相王導和大司馬王敦，亦對羲之非常重視。王敦曾對王羲之說：「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阮籍族孫，德才兼備，時為大司馬王敦的主簿。王導則感嘆子侄「不令」，獨重羲之，欲委以重任。

  王羲之成人之後，其性格、情感上的特點犖犖大者有二。

  一是坦率，少做作。太尉郗鑒有一愛女，想與丞相王導家聯姻。王導應允後，叫子弟都到烏衣巷王府東廂房候選。當時正是炎夏，王氏子弟都穿戴整齊，肅立東廂。郗鑒派來的使者相完親後向郗鑒匯報說：「王家子侄都不錯，個個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恭恭敬敬地站在東廂候選，唯獨有一人，在東床上披衣而坐，袒露著肚子，自顧吃東西，滿不在乎這次挑選大事。」郗鑒聽了點頭笑著說：「從此子舉止來看，不同流俗，正是我理想的『東床快婿』！」一打聽，正是王羲之，郗鑑於是就把愛女嫁給了他。這就是成語「坦腹東床」的由來。後來，李白《送族弟凝之滁求婚崔氏》雲「坦腹東床下，由來志氣疏」，正是肯定了王羲之這種坦率自然的意氣。

  這種坦率的意氣在王羲之以後的仕宦生涯中也有所表露。《世說新語·言語》記載了他與謝安一起登冶城（今南京朝天宮內），論及時政：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同樣的記述也見於《晉書·謝安傳》，應該是可信的史料。此處雖以「太傅」稱之，講的還是謝出仕以前的事。謝安是東晉時與王導齊名的政治家，也是有名的「風流宰相」。然而他出仕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充分展示了當時士人階層的心理狀態和生活追求。謝安出身士族，年輕時候盡情享受人生，不顧國家安危；故作清高而生活空虛腐朽；沽名釣譽，藉以抬高身價；做官的時機一旦成熟，又扭捏作態，裝扮出無可奈何的樣子，就這樣身負重名，直到四十多歲才出來做官。《世說新語·排調》說，謝安出任桓溫司馬，官員們都到新亭來送行。中丞高靈來前喝了點酒，這時便借酒發瘋地對謝安說：「朝廷多次徵召，你都高臥東山，不肯出來做官，以至造成『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的輿論。現在，你終於出來做官了，不知蒼生又將如君何？」高靈語含機鋒，先指責了謝安出仕前的扭捏作態，待價而沽，然後說，現在你終於出來做官了，是真貨假貨還得走著瞧。如果是個徒負虛名的偽君子，「蒼生將如君何」，百姓又拿你怎麼辦呢？直接對謝的人品及才幹提出了懷疑。現在再回到羲之與謝安的冶城之游。王羲之原是謝安的東山遊伴，這時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來啟發他出山，謝安則採用「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辦法，並不正面回答出與處的問題。我認為，「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八字，與高靈的反面譏諷異曲同工，不僅一針見血地擊中了魏晉以來清談之弊，而且體現了王羲之坦誠的書生本色。

  二是長時間地處於隱逸和仕宦的矛盾之中。王羲之曾在《與殷浩書》中表明「吾素自無廊廟志」，然而他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官場生活中度過的。他起家秘書郎，繼任征西將軍庾亮的參軍，又遷長史。庾亮臨死前向皇帝上疏，說王羲之「清貴有鑒裁」，應予以重用。以後遷守遠將軍、江州刺史等，最後約在永和六年，由護軍將軍改授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所以世稱其為「王右軍」。

  王羲之是一個辦事認真的人，既從仕，則積極處之，毫不虛偽。如任會稽內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當時朝廷賦役繁重，吳地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此外，他對當時官吏的腐敗現象十分憤慨，對百姓流亡、戶口減少等流弊也提出過一些切實的意見。尤其是對當時炒得沸沸揚揚的殷浩北伐，王羲之能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計私利，不從物議，看準時勢切中要害，他諫阻北伐的書信，被稱為「東晉君臣之良藥」，載入青史。

  永和十一年，王羲之五十三歲時，因與揚州刺史王述有隙，故稱疾辭職。歸隱前，他特意去祭掃父母之墓，於墓前讀了著名的《誓墓文》，以表示其辭官歸隱的決心：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取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曒日！

  自此，王羲之說到做到，徹底告別了官宦生涯，遠離東晉政治中心建業，也離別了自己生活了四十年的繁華的烏衣巷，來到山明水秀的會稽，開始服食丹藥，追求長生不老，怡情養性於山光水色之中。他的絕世佳作《蘭亭集序》也就產生在他的生命的晚期。

  自初唐李嗣真《書後品》將王羲之評為「書之聖」以後，由於唐太宗的極力推崇，歷代書家的稱讚，羲之成為「書聖」已是不爭的事實。我以為，王羲之作為中華「書聖」，有兩個需要特別指出的地方。

  一是其書法作品在生前即具有經濟價值。羲之生性愛鵝。山陰有個道士養了一群雄壯軒昂的好鵝，羲之去參觀過一次，十分中意，便想買幾隻。道士早就仰慕他的書法，便說：「如能給我抄一部《道德經》，我把這群鵝全部奉送。」王羲之心知其意，但由於愛鵝心切，於是欣然寫罷經文，籠鵝而去。後來，李白有《王右軍》歌詠此事：

  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信筆而書，筆歌墨舞，籠鵝而去，欣欣然不發一言，何其瀟灑乃爾！還有一次，王羲之看見一個老媽媽在賣六角竹扇，他就在幾把扇子上每把扇面寫了五個字。老媽媽起初很不高興，認為將扇面塗髒了，難得賣出去。王羲之對她說：「你就說是王右軍寫的，每把扇子可以要價一百兩。」老媽媽將信將疑，按他說的去做，人們果然爭相購買。

  這則故事見於《晉書·王羲之傳》，正史所載，應該說是有現實生活作為根據的。

  二是王羲之之所以為「書聖」，還因為其書法藝術具有十分可貴的創新性。俗傳王羲之苦練書法，不得精進，晚上寢息時在夫人身上點劃揣摩，夫人嗔怪道：「我體有我體，你體有你體，你只管在我身上劃什麼？」羲之頓時解悟。這個故事正說明了王羲之書法的創新性。中國書法古有甲骨鐘鼎，先秦有大篆，秦代有小篆，西漢有隸書，這些成為中國古典書法的表現書體。魏晉之後出現的楷、行、草、今草是中國現代書法的表現書體，這四種書體一直延續至今，再沒有變化過。其中楷書、行書和草書應是在王羲之手中定型。東晉以後無論哪朝哪代的書家，只要書寫楷書、行書和草書，都必須承認他們所師承的源頭是書聖王羲之。

  王羲之七歲開始跟叔父王廙學習書法。王廙曾說：「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這種強調在書畫中體現自我精神的觀點，對王羲之的影響巨大。十一歲時，王羲之在父親的瓷枕中發現一本《筆論》，就取出來私下裡閱讀。父親知道後對他說：「現在你年紀還小，不能理解運筆的法則。等你長大後，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為然，說：「我願早一點知道，若長大了，那就遲了。」父親只得給他大概講解了《筆論》的要點，而王羲之卻早已心領神會，從此學力大進。少年時又到洛陽觀摩漢魏各大書法名家的真跡，打開了眼界。著名書法家衛夫人看到他極具書法天分，便把他收為門徒，主要傳授小楷技法。後來，王羲之又自學李斯的篆書、蔡邕的隸書、鍾繇的行書等諸家書法，博採眾家之長而獨成一家，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以風雅著稱的梁武帝距東晉不遠，他說，王羲之的字猶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也有人說羲之的筆勢是「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因而王羲之被人尊為「書聖」。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不僅在於他兼擅楷書、行書和草書諸體，而且都將它們推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王羲之的楷書師承衛夫人和王廙，屬於鍾繇系統。鍾繇的楷書傳世之作有《力命表》《薦季直表》等，其筆畫形態的特點是豎短橫長，狀似隸書，有橫張之勢，一字之內，筆畫之間的結構關係不明確。而經過王羲之的改革，楷書具有的筆畫形態已成規模，筆畫之間的配置關係基本確立，結體也隨之勻稱，變橫張為縱展，雍容舒展。其代表作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像讚》很好地體現了這種特點，將楷書體引入了端莊而生動的「今體」階段。漢代的草書大多是一種較多地保留母體隸書筆意的章草，它字字獨立，筆勢不連貫，波挑多；少部分是比章草的書寫更為簡便的今草，字可與字連，隨意性較強。草書在東漢末年是發展初期，到張芝時形成一個高潮。張芝善草書，有「草聖」之稱。王羲之在草書方面的建樹，就是發展了今草書。其代表作如《都下帖》《七月帖》《喪亂帖》等，筆勢的移動飛移多體現在一字之內，不像張芝那樣一筆連貫三五字。但王字所呈現的筆勢是神采上的貫通，非形式上的連屬，他往往欹側取勢得奇，這使他從深入骨髓的章草意念中擺脫出來。這樣，章草書體的字字獨立與今草書體的流暢縱逸的筆勢，這二者看似不協調的兩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中得到了融會貫通。王羲之的行書是極具藝術魅力的神品，尤其是在晚年，他的行書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將草書筆法引入行書，中鋒、側鋒互用，運筆速度較為迅疾。由於字與字之間有起承轉合的映帶，似斷若連，筆勢連貫，筆畫之間的呼應關係更加緊密。《蘭亭集序》就是羲之行書的頂峰之作。此帖揮灑自如，隨心所欲，融合了魏晉六朝名士那種瀟灑脫俗的情懷，達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妙境界。據說曠世雄主唐太宗李世民對此帖頂禮膜拜，不惜違背君主的道德尊嚴，巧取豪奪。到手後他命當時的一流書家褚遂良等精心摹寫，最後還將蘭亭真跡帶入墓葬，痴想在冥間還朝夕欣賞那銀勾鐵畫的滿紙雲煙。

  我們敘述的石崇與王羲之，正是在對金谷和蘭亭的考察中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