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雲泥之判

  將石崇與王羲之這兩個絕對不相同的人物合而敘之，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園林情結。在石崇曰金谷，在王羲之曰蘭亭。而金谷與蘭亭則糾纏著太多的中國古典園林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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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典園林是饒有書卷氣的「文人園」，是一種特殊的建築藝術。近代，將園林之盛與六朝風流聯繫起來進行探討的，僅見吳世昌先生《魏晉風流與私家園林》一文，義理兼賅，一新耳目。當然，如吳先生「至於私家的園林，卻是魏晉以後才興起來」諸說，我不敢苟同。但吳先生提出了這一命題，是極富創見的。杜牧之詩云：「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現在，讓我們透過這煙渚月廊、朱閣花徑，去領略六朝「曠達」「風流」之致及隱藏於其中的深刻內涵，從園林這個獨特的角度去解讀石崇和王羲之。

  我國園林歷史悠久，古代所謂圃、囿、園、苑為其濫觴。秦漢以後，園林漸漸講究藻飾華麗，飛檐斗拱，變為統治者的「專利」了。如秦始皇築秦宮，跨渭水南北，覆壓三百里。漢武帝營上林苑、甘泉苑，溢彩流丹，飛泉急湍。梁孝王建兔園，開疊山之先河。魏曹丕造芳林園，台館富麗。這都是宮廷園林之犖犖大者。

  在漢代，由於士大夫階層對山水之美的認識和欣賞，一些大官僚家出現了私家園林。把山水林壑移到居處來，便可以朝夕晤對。泉石置於眉睫，溪流繞乎階除，並且時時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如巨富袁廣漢於洛陽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養禽獸其間。又司農張倫造景陽山，吳人茹皓疊南山佳石，引泉蒔花，均為園林史上之佳構。最著者為梁冀，他多拓林苑，西至弘農，東至滎陽，南入魯陽，北到河淇，周圍千里。《後漢書·梁統（附梁冀）傳》對此有詳盡的描述：

  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鎖，圖以雲氣仙靈。台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又廣開園囿，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

  《後漢書》載，梁冀是「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的。這當然需要「富可敵國」的本錢和呼風喚雨的權勢，在建築藝術上則繼承了宮廷園林的風格。漢末時期出現了為數不少的隱逸之士，或修禪大壑，或採藥深山，青山白雲，一庵翼然。這卻是另一類風格的私家園林了。在這樣兩種淵源分流的背景下，產生了千古名園金谷和蘭亭。吳世昌先生指出：「我們現在所習知的（私家園林），在北部有河南的金谷園，在江南有會稽的蘭亭。假使就拿這兩處為中心，我們可以把洛陽的寺宇，歸於金谷園系統之下，因為北魏洛陽的寺宇有許多是當時的權貴舍宅所立，而那些所舍住宅裡面的樓亭布置，當然要受洛陽附近的金谷園的影響的。在南邊，我們可以把東晉名流的別墅歸於蘭亭這一系統之下，因為參與蘭亭盛會的，在財力上，在知識上，在趣味上，都是有資格自築園林的。」我以為，吳先生所舉雖稍嫌截然，（其實，從金谷到蘭亭，是園林嬗變的一個過程，下文將要論及。）但切中肯綮，金谷、蘭亭實在是兩類不同風格之典型園林。而這種不同，有地域的因素，也有社會和思想的因素。

  與金谷園聯繫在一起的是石崇的《金谷詩序》，與蘭亭聯繫在一起的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兩序都是三百餘字，平心而論，都不失為駢散結合，敘事、寫景、抒情融為一體的優美散文；從文章學的角度看，《金谷詩序》較之《蘭亭集序》也毫不遜色。但是現在石崇《金谷詩序》已差不多被人遺忘了，而王羲之《蘭亭集序》卻以我國書法藝術史上一件帶神奇色彩的作品而使人津津樂道，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六十年代還引起了一場熱烈得連「偉大領袖」都參與進來的「蘭亭論辯」，儘管蘭亭真跡早在唐代初期就已經在撲朔迷離之中，流傳的都是摹本和碑刻拓本。當然，金谷的名氣也就遠遜蘭亭了。追溯其原因，除了王羲之飄若游雲、矯若驚龍的書法，宜乎《蘭亭集序》流傳千古，使蘭亭增色，還有別的因素嗎？

  金谷聚會前於蘭亭聚會五十年。其實，在當時，金谷的聲名遠較蘭亭為大。關於《昭明文選》未曾收入《蘭亭集序》，古來曾有種種臆測，我以為並不能摒棄蘭亭集會的影響在當時並不太大這一原因。支持我的一個有力的證明是《世說新語·企羨》所載：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

  的確，《蘭亭集序》從布局上先點明時、地，再鋪敘景物，兼及人事，最後以感嘆作結，以《金谷詩序》為範本的痕跡極為明顯。我以為，王羲之不但欣喜自己的文章能比美前人，而且宴集盛事能踵武金谷遺蹤，這實在也是他所神往的。「欣色」二字就表明了書聖的心聲。而王羲之的這一心理狀況從一個側面也說明金谷宴集的顯赫聲名了。

  地以文傳，這是中國這個愛好人文藝術的國度的一個帶普遍性規律的現象。岳陽樓然，滕王閣然，蘭亭亦然。而對於現在金谷和蘭亭聲名的變換和倒置，我總不滿足歸之於「地以文傳」這一普遍規律。況且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將冷峻地發現，在金谷和蘭亭的背後還存在著人格的園林藝術本體的較量。而正是這些內涵引導著我們向極富魅力的歷史問號中探尋。

  金谷澗，一名梓澤，位於西晉都城洛陽北郊。發源於黃河南岸的金水蜿蜒而過，在洛陽附近注入谷水。就在這金水和谷水的交匯處，石崇營建了他的別墅金谷園。

  據石崇自己在《思歸引序》中描寫，「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伎，頗有秦趙之聲。」真是人間仙境！需要指出的是，自石崇敗亡後，金谷園即荒蕪，至唐代已蕩然無存，故正面描述金谷的文字是闕如的。但《晉書·石崇傳》有「登涼台，臨清泉」語；干寶《晉紀》有「綠珠樓」的記載；石崇的朋友如棗腆《贈石季倫詩》云：「朝游清渠側，日夕登高館。」曹攄《贈石崇詩》：「美茲高會，憑城臨川。峻墉亢閣，層樓辟軒。遠望長洲，近察重泉。」可知金谷園畫棟雕梁，層樓高館，是典型的宮廷建築風格。我們從園林建築史的角度考察，古典園林分宮廷和私家兩大類型，又分北部和南部兩大風格。實際上，北部園林多仿宮廷園林，費資巨萬，富麗堂皇。如石崇以前的私家名園中梁冀園和袁廣漢園，二園都在洛陽，與金谷毗鄰，必然在建築風格上對金谷產生影響。所以，我們以上對金谷建築風格的揣想還是合理的。石崇就是在這宏麗的莊園裡舉行了文酒之會，留下了《金谷詩序》。

  《金谷詩序》存於《世說新語·品藻》注、文選李善注及《水經注》，其中以《世說新語》注所收最長而又較完整，其全文如下：

  余以元康六年，為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為其備娛目歡心之物。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往送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具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公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序文記載了金谷宴集。元康六年，四十八歲的石崇以征虜將軍持節監青、徐諸軍事銜出鎮下邳，在赴任之前，友人齊集為其盛宴餞別，同時兼為將以國子祭酒赴長安的王詡送別。王詡是清談家王衍之弟，亦系名門望族。《晉書·石崇傳》說這次送別宴集「送者傾都暢飲於此」。賓從應該是很盛的，但現在可考者只有蘇紹、潘岳及曹攄了。

  金谷之宴是為了送別，然而究其本質是統治階級尋歡逐樂。觀其序文，一則曰「備娛目歡心之物」，當然指水陸珍饈，聲色歌舞；二則曰「晝夜遊宴，屢遷其坐」，亦即宴會接連幾天，換了好幾個樓館，胡天胡地；三則曰「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簡直是歌吹沸天了。參證以潘岳《金谷集作詩》：「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訴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歐陽建《答石崇贈》：「縱酒嘉宴，自明及昏。」當年，金谷園中那種醉生夢死的飲宴可以想見，不獨此次餞別石崇為然。

  魏晉六朝是統治階級豪貴日益腐化的時代，他們貪鄙成風，豪侈成性，窮奢極欲，荒淫無恥。他們的所謂莊園，所謂文酒之會，常常就是其揮霍無度的場所。曹丕《芙蓉池作詩》雲「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最後寫出遊園目的「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已透露出個中消息。西晉建立以後，司馬氏集團「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在物質享受方面更是「前無古人」。如武帝司馬炎的女婿王濟，「性豪侈，麗服玉食」，他嗜吃「蒸豕」。這種食物「肥美異於常味」，連司馬炎吃了也稱羨不已。其實王濟是叫奴婢們用人奶餵養小豬，殺了吃時又用人奶來蒸煮。他的飲食器皿一般都用珍貴如玉的「琉璃器」，稱為「玉食」。又如「身兼三公之位」的何曾，在食用方面「務在華侈」，「日食一萬，猶曰無下箸處」。他甚至與帝王爭豪，當司馬炎賜宴時，他不吃御膳，而是拿出自己準備好的佳肴來「招待」皇帝。他的兒子何劭，在這方面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用度較老子翻番了。

  石崇在這方面較之王濟、何曾輩絲毫也不遜色。現在雖然已找不到客觀地描述金谷酒會的文字，但從石崇《思歸引》中可見一斑。石崇一方面在序中裝模作樣地說「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嘆」，似乎不留戀利祿富貴，然而又詩云：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雁驚溯波群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

  《思歸引》是石崇「五十以事去官」之作，詩中的「舊館」即指金谷園，所以完全可以據此揣測金谷盛況，他在莊園的樂事就是「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世說新語·汰侈》有些記載，可作「列姬姜」的註腳。石崇擁有成百的婢女，他家的廁所里放著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和新衣，經常令十幾個衣著華麗的美女為客端香持服。有次劉寔來作客，要上廁所，見有絳紗帳大版，鋪陳錦繡，又有婢女拿著香囊侍候，劉寔反身就走，對石崇道歉說：「誤入卿室內。」石崇卻不介意地說：「是廁耳！」婢女侍廁，這是日常生活；逢到宴集，婢女的命運更悲慘，前述因客人不肯飲酒，而斬殺勸酒的美女，殺婢取樂，真是荒淫殘暴到令人髮指！當然以上並不是指金谷之宴，但是，我們從石崇的做派，從石崇的家常酒宴行事，完全可以揣想到金谷之宴的情況。

  金谷園在當時確實是影響極大的，效尤者也不少。陸翽《鄴中記》所載石虎的園林，其奢侈更甚於金谷。《洛陽伽藍記》卷四云：「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夸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其中河間王琛修建了一座迎風館，亭台高聳，金雕玉飾。王琛對人說：「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繁華事散逐香塵」。石崇在華麗的莊園裡縱慾荒燕，儘管當時聲名顯赫，儘管《金谷詩序》也寫得聲調鏗鏘，後世總還是不齒於口的。這就是為什麼金谷之會和《金谷詩序》遭到歷史冷落的原因之一。在這方面，後於金谷之會半個世紀的蘭亭之會及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恰成了鮮明的對比。蘇軾曾以冷峻的眼光，評判了歷史上這兩個著名的文酒之會，說：「本傳又雲，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之於逸少，如鴟鳶之於鴻鵠。」（《東坡題跋·右軍進斫膾圖》）一個如鴟鳶撲於草叢，一個如鴻鵠高翔入雲，高下判然，發人深省。

  如果說金谷富貴典雅，是北部中國古典園林的典型，那麼靈秀自然的蘭亭則是南部中國古典園林的代表。吳世昌先生曾精審地論斷：「中國江南的園林，起始應推至魏晉六朝。」

  無疑，魏晉六朝是一個思想異常活躍的時代，也是一個上層建築（特別是各種藝術）收穫五光十色的時代。隨著北部園林富貴典雅的風格成熟，江南私家園林也起來了。《說文》本無「墅」字，而在《世說新語》中「墅」卻出現次數頗多，名士們甚至動輒以「墅」為賭，尤可想見有「墅」的人家不會太少。如錢塘朱異「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南史·朱異傳》）；徐勉之園林「為培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托性靈」，「華樓回榭，頗有臨眺之美」（《南史·徐勉傳》）；謝安「營墅，樓館竹林甚盛」（《晉書·謝安傳》）。約略而論，北部園林雕欄玉砌亭台樓閣，以富貴氣懾人；而江南園林則借山偎水，粉牆竹籬，以書卷氣處世。在北方，只有王侯巨富才有資本建造園宅，而江南則一般士人均有園林，因為「清風明月不用買」，樂得享受四時清景。如陶淵明窮到「寒餒常糟糠」（《雜詩》），有時甚至乞食為生，但他還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歸園田居》）。因為五柳先生追求的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是一種建築藝術上的「遺形取神」，也是一場園林史上真正的革命。

  江南園林的興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宗教的影響。魏晉六朝時，佛教、道教都很熾盛。道教主張居住山林，道士們信奉的「祖師爺」莊子就說過：「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莊子·刻意》）古印度宗教也有隱居山林的傳統，有供隱士們閱讀的所謂「森林書」。佛教始祖釋迦牟尼據說就是隱遁到迦耶山附近的菩提迦耶得道的，因此佛教徒也主張在山林中苦修。於是，很多佛寺都修建在深山大壑的風景絕佳處，本身便成為絕好的園林。如《世說新語》載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高僧傳·慧遠傳》載慧遠在廬山創精舍，並吸取了外國建築的特點；《蓮社高賢傳》載宗炳在廬山築室，雷次宗在鐘山築招隱館。「天下名山僧占多」，僧舍秀麗清幽的環境當然給江南士人的建宅設計以美的啟示。如《宋書·謝靈運傳》雲靈運於會稽立墅，「面南嶺建經台，依北阜築經堂，傍危峰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向佛寺學習之跡，較然可睹。尤其對於那些有出世之念的禮佛養性之士，他們「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仲長統《樂志論》），清幽的園林就使得他們能夠雖居城市，而有山林之想。

  東漢末年盛行的隱逸之風，是造成江南私家園林競立的另一大原因。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有所謂「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漢武帝時東方朔《答客難》也有所謂「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曰「失士」，曰「不用」，當然證明在野知識分子古已有之。事實上，伯夷、叔齊、商山四皓都可算得上隱士。不過，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在各地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中，逐漸出現了一批有一定財力和一定地位的人，他們遠離城市，不求聞達，但對朝廷的政策和社會形勢卻產生一定的影響。總之，隱士作為一個階層出現還是在漢代，特別是東漢以後，這從范曄《後漢書》中增加了《逸民傳》而《史記》《漢書》未有，就能看出。

  西漢中後期的士人中，已經出現了一些輕視利祿的人物，如楊王孫、梅福和嚴君平等人。東漢一朝隱逸之風遠盛於西漢，據《後漢書·逸民傳》云：「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魏晉六朝時政治鬥爭異常尖銳激烈，統治階級集團內你爭我奪，動輒滅族斬門。在這樣險惡的形勢下，士人往往把遁入山林作為全身遠禍的最好辦法。因為深山是朝廷鉗制力較薄弱的地方，在那裡淳厚的民風和優美的大自然會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這也就是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表現出的憧憬和追求。更何況老莊和佛典在理論上已對山林隱居作了理直氣壯的解釋，而且這種山居並不擔憂衣食。這些人埋名隱姓，潛居山野岩穴，當然修建了自己的園宅。他們或借山偎江，天地一廬；或雖居城市，一籬隔斷塵囂，而作山林之想。在崇尚自然的審美標準下，其園宅大多以簡樸淡泊自傲，以饒有書卷氣自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建築風格與金谷園大異其趣。如東漢仲長統在《樂志論》中描述了一個「背山臨流」的莊園，說自己「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孫綽《遂初賦敘》更點明了隱居莊園之「樂」：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依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

  文章洋溢著對自己「五畝之宅」的熱愛，明確地蔑視「坐華幕」「擊鐘鼓者」享受的快樂。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江南士人多以懂不懂得欣賞山水來評判人品的高下，如陶淵明就說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換言之，如不愛丘山，則有適俗之嫌。孫綽曾評衛永說：「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見《世說新語·賞譽》）雖是用反語，顯然認為能文與欣賞山水有關。顧愷之為謝鯤畫像，他認為「此子宜置丘壑中」，意識到自然景物與人的風神有共通之處。於是，他們就以清幽的自然美為標準來修建園林。北方園林以歌舞女樂、椒房畫閣驕世，而江南士人的園林則清山秀水，「一觴一詠」。

  王羲之襟懷淡泊，非石崇輩所及。《晉書·王羲之傳》云：「（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珣、支遁等皆以文義名世。並築室東土，與王羲之同好。」王羲之的蘭亭，正體現了他的「終焉之志」，亦即隱逸之志，並且代表了江南名士的普遍好尚。

  漢魏以來流行於中原的「塢」，開啟並兆示了江南園林的興起。我以為，塢對封建地產模式的演變是一過渡；而吳世昌先生將金谷、蘭亭判然而分，忽略了塢在江南園林史上的作用。據《後漢書·馬援傳》注引《字林》：「塢，小障也。」漢末戰亂，中原宗族鄉黨往往囤聚堡塢，據險自守，以避戎狄寇盜之難。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中引證典籍，列舉很多塢壘，義證兼賅，本文不欲贅言。可知塢是戰爭環境下一種設防的生產結構，是一種富有政治和武裝色彩的生產組織，主要基礎是強宗豪族擁有的大地產。《晉書·庾袞傳》載，塢主先要組織塢民「峻險厄，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然後進行農業生產。可以揣知，土圍子裡面有作為生產資料的良田園木，甚至還有清景勝跡，如《桃花源記》所杜撰然。這樣的特殊莊園適合於戰爭環境，然而由於其缺乏生產計劃和穩定性，也為和平環境所棄取。隨著衣冠南渡，偏安江左，遠離兵塵的流民們在青山綠水間「求田問舍」，當然再也不用考慮壘石圍塢了。他們去掉了土圍子，保留了田舍園圃；淡忘了戰備觀念，濃厚了審美意識；減弱了經濟作用，增強了消費功能（如王導的鐘山之墅僅有田地八十餘頃）。無疑，這種「拆掉土圍子的塢」，給了江南士人以新的啟示。《太平寰宇記》卷96《江南東道·越州會稽》就記載有「尚書塢在縣東南三十三里，宋尚書孔稚珪之山園也」。這種以塢為名的江南園林是極少的，但也清楚地顯示了這一嬗變之跡。

  園林建築藝術本體的發展也促進了江南園林的興起。當然，園林建築藝術的發展與藝術觀的發展、與姊妹藝術的發展是聯繫在一起的。上古時，人類的藝術觀常與圖騰崇拜聯繫在一起而表現出浪漫傾向，崇尚奇偉瑰異，崇尚神仙魔怪。兩漢時注重寫實，人們轉而崇尚人工之美，精雕細刻，繁文縟節。在思想大解放的魏晉六朝，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勢是崇尚自然美。陶淵明詩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人的意識愈覺醒，也就愈崇尚自然。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愈來愈向多方面發展，自然萬物愈來愈多地成了人的審美對象，從動物、植物、星雲日月擴展到山水等方面，這也是人類審美活動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正是在魏晉六朝出現了山水畫和山水詩。秦漢時，繪畫以人物為主。漢末，山水畫有些發展，但多為人物畫的背景，山水只是人物之附庸，所謂「人大於山，水不容泛」。到東晉、南朝時，山水畫才成為獨立畫科。南朝時宗炳著有《畫山水序》、王微著有《敘畫》，都是探討山水畫的專著。宗炳在《畫山水序》中寫道：「余眷戀廬衡，契闊荊巫，不知老之將至。」表現了他對山水的痴迷和喜愛。尤其是在畫學理論方面，人們認識到「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之遙」（《南史·齊竟陵王昭胄傳》），更給園林設計如何表現自然以啟迪。山水詩的出現較之山水畫可能更早一些。「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曹操）的壯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的閒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謝朓）的絢爛，「白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左思）的鮮明，「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的旎綺，「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而仍能「如清水芙蓉，自然可愛」，開導了中國山水詩的長河。

  無疑，這些姊妹藝術崇尚自然、遺形得神的藝術精神滋潤了園林建築藝術。山水畫的講究咫尺萬里，山水詩的注重閒情逸趣，折射在建築藝術上，就表現出與北部園林迥然不同的藝術意蘊。後於王羲之的庾信在《小園賦》中以比較美學的手段陳述了他的看法：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公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壞；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台。猶得欹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窗，行欹斜兮得路。蟬有蓊兮不鳴，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有堂坳。……崎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床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發則睢陽亂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離披落格之藤，爛漫無叢之菊。落葉半床，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顯然，江南名士認為自己的「野人之家」比「南陽樊重」「西漢王公」那種豪華富貴的園宅要高明得多。我以為，從園林建築藝術的角度，《小園賦》也不失為一篇難得的史料。它記載了士人們園林審美觀的進化，揭示了蘭亭這樣優美的私家園林出現的美學基礎。

  現在回到王羲之的蘭亭和著名的蘭亭修禊。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羲之與當時的名士謝安、孫綽等四十二人，會於會稽蘭亭，按照「修禊」的習俗，列坐在宛轉的溪水旁，待耳杯順水流到自己面前即取飲，作詩以為樂。王羲之與謝安兄弟等十一人作四言、五言詩各一首，郄曇等十五人各作或四言或五言一首，不能作詩的王獻之等十六人各「罰酒三巨觥」。《蘭亭集序》就是王羲之為當時做成的幾十首詩寫的序言。

  三月上巳日在河邊行修禊事周代已流行。在這一天，女巫在河邊舉行儀式，為人們除災祛病，叫作「祓除」，也叫「修禊」。選擇水邊，是取其洗污滌濁、潔身求福之義。後來，人們將修禊與踏青結合起來，給迷信活動注入生活情趣，表達了健康的追求和歡樂的嚮往。在晉代，上巳是一個隆重的節日。其既不同於正月十五的火樹銀花，也不同於八月中秋的團圓賞月，晉人把無限的歡欣和情意綿綿的祝福投向了三月的上巳。加上至漢代又改臨水宴飲為讓酒杯浮於水面送飲，耳杯漂流，自相撞碰，更顯得趣味盎然。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羽觴」（亦即酒杯），淺薄如卷葉，就是這一類酒具。據《六朝事跡編類》卷四載，宋元嘉二十二年，在法寶寺之南造景陽樓，鑿天淵池，架石引水，作為宴錫公卿時流之所。可見六朝時流觴之風之盛。王羲之《蘭亭集序》就記敘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的活動：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序文不事雕琢，獨創一格，以清新樸素的語言，記敘雅集盛事。這當然是一次高雅的文化活動。對照《金谷詩序》，「一觴一詠」較之「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遊目騁懷」較之「備娛目歡心之物」，確實高雅得多。文章通篇著眼於「死生」二字，指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冷靜地注視著俯仰之間化為陳跡的現實，感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表現了對超越個人感傷的人類漫長歷史的覺醒，於蒼茫浩嘆之中，自有無窮逸趣。袁宏道《蘭亭記》云：「羲之之蘭亭記，於生死之際，感嘆尤深。晉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明人馬逸姿《流杯渠》亦追懷這種千載風流：「湍湍何處覓清泠，石上空存曲水形。修禊若還逢內史，肯將繭紙寫蘭亭。」

  蘭亭較之金谷，不僅以園林建築、雅集方式及記敘文字、序文書法勝，而且參加者多為胸懷曠逸的江南名士。與會者四十二人，除王羲之外，有其子凝之、徽之、獻之，司徒謝安及弟謝萬，著名詩人孫綽、孫統、郄曇等以王謝大族為中心的名士。從他們這次雅集所流傳的三十七首詩和兩篇序看，確實沒有金谷諸友那種驕人的富貴氣。如孫綽在《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中自稱「屢借山水，以化其鬱結」。他的詩結句云：「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用《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讚美山川之美給予精神上的享受，超過了口腹之慾。《世說新語·任誕》記載，王羲之的兒子徽之「性卓犖不羈」，曾為桓沖騎兵參軍。一次，桓沖問他任何職務，回答說：「好像是馬曹。」又問：「官家共有馬匹多少？」回稱：「從來不過問馬的事，怎知馬有多少！」徽之對俗務如此漠不關心，而對自然山水卻充滿興致，尤其喜愛竹子，當時有「竹癖」之譽。他借別人的空宅暫住，才搬進去就命僕人種竹。有人說：「你又不是在這裡長住，何必自找麻煩呢？」他卻指著身邊的一盆綠竹說：「何可一日無此君！」《世說新語·簡傲》還記載了王徽之過吳中時，有一位士大夫家有佳美的竹林，主人知道徽之要來，就灑掃設施，端坐相待。而王徽之卻一乘小轎，徑至綠竹猗猗的園林，諷嘯徘徊，觀賞不已。像這樣沉醉園林、遺落人事的名士還有王獻之：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逕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旁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迴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門外，怡然不屑。

  蘭亭諸友這種貴淡泊、主自然的美學觀，真可謂風神高古、遺響千載了！

  蘭亭和蘭亭修禊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

  從園林建築藝術方面來看，蘭亭確立了以古樸野趣的自然美為主的江南園林的地位。關於江南名士建園的審美意識，前文已敘及，尤其是從庾信《小園賦》中可以得到參證。當時及以後，就是一般王侯建宅或遊園，也喜歡作山林之想。《梁書·蕭統傳》說昭明太子性愛山水，有一次泛舟宮池，番禺侯軌極力宣揚此景此情宜叫宮女歌舞作樂，太子不答，詠左思的詩句：「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使軌聞之慚愧而退。昭明太子所沉吟的「清音」究竟何指呢？《世說新語·言語》所載道破了這種心理秘密：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所謂「濠濮間想」，是《莊子·秋水》提出的一個命題。莊子與惠子在濠上觀魚，莊子嘆「魚之樂」，惠子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說：「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後多用來比喻別有會心、自得其樂的境地。在這種審美理想——「濠濮間想」的支持下，千百年來，江南園林大多自然古樸，饒有書卷氣，講究詩文興情以造園，園成則必有書齋吟館，既是園林，又是讀書、吟賞、揮毫、會友的場所。

  蘭亭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另一深遠影響是上巳日文酒之會的方式。在陽春煙景中，一邊飲酒歡談，一邊濡毫命筆，「一觴一詠」，給人以強烈的奇妙的誘惑。而且，這種歡聚不是羅列水陸山珍，也不像曹孟德那樣「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歌吹沸天，而是「一觴一詠」，重在精神上的「遊目騁懷」。這種獨特的方式給上巳日籠罩了詩的情調，啟迪著後世文人的靈感。劉禹錫有句云：「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三日與樂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蘇軾有句云：「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和王勝之》）他們似乎都樂於繼承這樣的六朝風流。

  當然，後世封建文人的上巳修禊大多已失真趣而拘於板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