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衛慧與棉棉：另類的殘酷

  真正的作家總是一個一個的，而不是一批批的，這個道理很多人都不懂。人們總是喜歡把他們按照某種標準來「扒堆」，或是這個那個流派、「主義」，或是性別，或是出道或出生的年代，這樣人們就可以操作出一種壯觀的場面，而不至於讓我們這個「出不了大師」的時代過於難堪。世紀之交，國內文壇出現了一「批」以女性作家（又是女性作家！）為先鋒的「另類文學」，又叫「另類情感」（或「另類情愛」）小說，這些作家和她們的人物又被稱之為「新新人類」。文壇像炒作歌星影星那樣來炒這些年輕的女作家，稱她們為「美女作家」，她們的玉照個個都可以上月份牌，她們自己也往往以收到讀者的「騷擾電話」和「色情照片」為自豪。這真是很敗胃口的事。不過，當我細讀了她們的一些作品之後，發現事情可能還並不是看起來那麼糟糕，只要我們把文壇的炒作（以及這些炒作對作家的誤導）和作品本身嚴格區分開來。有一種閃光的東西包藏在那些語言生澀、結構混亂的作品中，是90年代、甚至80年代就已萌發的某種思想在逐漸成形和發展。這些作品顯示了這種成長的艱難和痛苦，「新新人類」不斷地退回到舊舊觀念，但又不斷地掙扎出來。很多時候，這與其說是一種成長，不如說是一場災難和崩潰。人們說這是「殘酷青春」。為什麼「殘酷」？這不是中國幾千年來為求生存的殘酷，而是「另類」的殘酷，是在生存問題解決之後更上一層樓的殘酷，是超出動物性之上的人性的殘酷，或者說，是動物性的生存和人性的生存之間的殊死搏鬥的殘酷。它的焦點是情愛或性，因為正如先哲所言，男女之間的性關係最直接地表明人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了人。

  隨著新世紀的到來，19世紀末文學界聲嘶力竭的「堅守」、「挺住」的吶喊陡然間變得遙遠了，上海作家衛慧和棉棉各自出版了她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上海寶貝》和《糖》。在此之前，她們的聲音已引起了廣泛的注意，1998年《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說專號」收入了衛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香港情人》，她們的小說集都已翻譯成各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然而，像衛慧和棉棉這樣的作家，與那些純情的、散文性的作家不同，是必須從她們的長篇小說來反觀其短篇小說的；她們是思想型的作家，而且她們不是用現成的思想去詮解生活，也不是從生活中去提取和發現某種普遍的思想，相反，她們的思想本身是一種叛逆（「另類」即異端），她們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當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體驗的方式。她們是「用身體思想」。這種複雜的思想用短篇小說是很難表達清楚的，而事實上，她們的思想也是從短篇小說的朦朧狀態擴展到長篇小說中才變得比較清晰的（如《糖》幾乎就是《香港情人》的擴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