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陳染的《私人生活》在很多方面與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有相似之處。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一個不與群體相容、落落寡合的女性，都從小缺乏父愛，都有過小時候對自己身體特別敏感和關心的早期經驗，都有對自己和對同性肉體的欣賞、崇拜及類似同性戀的心理，也都有獨自一人出走並把貞操獻給自己所不愛的人的舉動；最後，她們都由於自己所愛的人離自己而去而變成了行屍走肉：多米自稱「被虛構的孩子」，倪拗拗則自稱為「零女士」；前者「脫胎換骨」成了幽靈，後者進了精神病院。這兩位很有個性的作家當然不是約好了才共同創作同一題材的作品，而是表現了中國女性作家某種文化心理上的雷同性和必然性。這正是我所關注的。

  與林白相比，陳染似乎更加喜歡做哲學的沉思。她嚮往某種男性的方式，希望自己「具備理性的、邏輯的、貼近事物本質的能力」，不僅用皮膚、而且「用腦子」寫作（《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附錄，第264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對於一個人與自己的「戰爭」，陳染的解釋是：「如果一個人要得到啟蒙、開悟，這種自我分離感是必需的經歷。但是，我仍然擔心，這種人格解體障礙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失去控制，爆發成一種瘋狂」（第6頁）。這幾乎是對主人公命運的一種預言。倪拗拗的「私人生活」比起多米的「一個人的戰爭」來，更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戰爭」。她給自己的胳臂和腿分別取名為「不小姐」和「是小姐」。「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第55頁），「我覺得我一個人是很多人，這樣很熱鬧。我們不停地交流思想，訴說著隨時隨地遇到的問題。我總是有很多問題」（第10頁）。但奇怪的是，進入青春期，這種自我對象化活動便停止了。「由於我長大成人，我已經不願意與它們更多地交談了。我腦子裡的話語，已經默默無聲地長出了犄角，伸向了別處」（第104頁）。早年的內心衝突只不過是一個孩子的任性和非理性的舉動。她曾莫名其妙地剪破了父親的一條新褲子。隨著理性的逐漸建立，這種孩童時代的衝動便一去不返了。當然，儘管如此，倪拗拗天生的任性和偏執仍然是她區別於他人的一個突出性格特點，她甚至有時會感到自己體內「有兩個相互否定的人打算同時支配我」，使「我」喪失行為能力（第109頁，又見第37頁）。但要由此來建立一個成年人的堅強人格，仍然無異於緣木求魚。在這點上，陳染和林白陷入了同樣的誤區。

  不過，倪拗拗對自己的性格似乎沒有多米那樣抱有自信，毋寧說，她對自己主動地離群獨處有種本真的焦慮，稱這種狀態為「心理方面的殘疾」（第72頁），「與群體融為一體的快樂，是我永久的一種殘缺」（第59頁）。她看出，「收斂或者放棄自己的個人化，把生命中的普遍化向外界徹底敞開大門，這就等於為自己的生存敞開了方便之門；而反過來，就等於為自己的死亡敞開了大門」（第73頁）；她看出自己的這種「個人化」實際上是一種幽閉症，但她有時又對此感到自豪，因為她後來發現（大約從書上讀到）「孤獨其實是一種能力」（第48頁）。因此從審美的意義上，她對自己的這種獨自一人強撐著對抗世界有一種悲壯感。她以希臘神話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自命：

  他的生命就是在這樣一件無效又無望的勞作當中消耗殆盡。但是，西西弗斯卻在這種孤獨、荒誕、絕望的生命中發現了意義，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動下散發出龐大的動感的美妙，他與巨石的較量所碰撞出來的力量，像舞蹈一樣優美，他沉醉在這種幸福當中，以至於再也感覺不到了苦難。（第108頁）

  這真是倪拗拗以中國人的眼光對加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精神的絕妙的誤讀！她把西西弗斯承擔自己苦難命運的崇高感，讀成了從自己苦難命運中尋出美來自我陶醉的自欺妙法；把一種以清醒的意識來抗拒悲慘的命運並由此構成一種戰勝命運的形式的生活態度，歪曲成了道、禪式地適應自己的枷鎖、不敢直面苦難而是粉飾苦難的鴕鳥策略。在西西弗斯那裡，「一切都很好」的快樂是由於他的自尊：「當荒謬的人體味了他的苦難時，他會使得一切偶像都沉默下來。……當荒謬的人肯定時，他的努力就永不停止了。如果有個人的命運，就沒有更高一層的命運，或者只有一個他認作不可避免和應予輕蔑的命運。關於其餘一切，他知道自己是他生命的主宰。」（《薛西弗斯的神話》，見考夫曼編：《存在主義》，陳鼓應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29頁）而在倪拗拗（和陳染）這裡，她的「幸福」卻是由於沉浸於「白日夢」，一種保護性的嗜睡症：「我如同一個嬰兒一樣需要無盡無休的睡眠」，「這種嗜睡實際上是為了抑制、緩解諸如恐懼、絕望和痛苦等等因素而引起的」（第224頁）。中國人只有在以某種方式使自己「感覺不到苦難」時，才能維持自己「健康人格」的完整，否則就會「和外部世界一同走向崩潰，她自己也會支離破碎」（第225頁）。這的確是「人類所有的特性中的一種」特性，即缺乏人格的兒童、嬰兒的特性，但並非倪拗拗「這個個體」特有的（同上），而是中國人普遍共有的。一個兒童或一個長不大的民族不具有承擔苦難的人格，而只具有逃避苦難的「人格」。

  這種逃避苦難的人格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把苦難化為「美」。這種美特別在女性身上體現為一種哀艷之美、淒絕之美。倪拗拗與禾寡婦之間的那種不尋常的（近乎同性戀的）關係，實際上正是以此為紐帶的。禾是清朝望族的後裔，祖上與曹雪芹有過交往，如今家道敗落，「但是祖上的遺風依然使得她的骨血里透出一股沒落的貴族與書香氣息」（第47頁）。「禾在我的心裡，始終是一場氣氛渲染得很濃的悲劇的女主角。這感覺一方面緣於她天生麗質的纖美嫵媚，另一方面是在她的身體內部始終燃燒著一股強大的自我毀滅的力量，一股滿皇遺風的沒落、頹廢之氣。這氣息傳遞給我，總使得比她年輕許多的我產生一種憐惜與依戀的感情」（第98頁），這種氛圍是《私人生活》全書的一個基調。用書中的話來說，「她是我身後的影子」，「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第41頁）。禾寡婦就是《一個人的戰爭》中的梅琚和朱涼，也是一個林黛玉。她代表中國傳統（男人眼中的）理想的女性：沒有孩子，「孤零零地」與別人沒有關係；同時又具有美麗的外表和嫻靜優雅的悲劇氣質，柔弱、絕望，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這女人對倪拗拗乖戾的性格有種無形的吸引力，能使她感到踏實和寧靜，使她的內心混亂和衝突得到中和。不過，這種哀婉的基調只是一個底色，在這底色上應該還有一些花紋，一些隱隱約約的故事。先要「傳情入色」，才能「自色悟空」。這「色」，就是性愛。

  倪拗拗對性愛的領悟較遲。由於父親的暴戾，和後來父母的離異，她從小對男人就沒有好感。學校班主任T先生的故意刁難和虐待更加深了她對男人的恐懼和厭惡。潛意識中，她常常把父親和T先生搞混，並「懷著對T和我父親所代表的男人的滿腔仇恨」（第108頁）伺機報復。可是，當她在T的狂熱追求下莫名其妙地委身於這個她一直仇恨的人時，她發現自己受兩個互相矛盾的自我所支配。「她更喜愛的是那一種快感而不是眼前這個人，……她此時的渴望之情比她以往殘存的厭惡更加強烈」，「她的肉體和她的內心相互疏離，她是自己之外的另外的一個人，一個完全被魔鬼的快樂所支配的肉體」（第133頁）。至於對父親的印象，她後來也在想像中進行了修飾和改觀。她把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想成自己的父親兼情人，「我迷戀父親般的擁有足夠的思想和能力來『覆蓋』我的男人，這幾乎是到目前為止我生命中的一個最為致命的殘缺」（第152頁）。「我就是想擁有一個我愛戀的父親般的男人！他擁有與我共通的關於人類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體上的不同性別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別停止的地方，才開始繼續思考」（第154頁）。而在她結識大學同學尹楠之後她又迷戀上了這個具有女性氣質的漂亮青年（無獨有偶，多米的愛戀對象也有「像女人一樣白而細膩」的皮膚和「少女一樣」的體香，見《一個人的戰爭》第179頁）。由此可見，倪拗拗的「色譜」是多麼的寬廣，她其實愛戀著整個男性世界，只要能體現男性的優點的東西，她全想要。但她只是在男人性別停止的地方，作為男性主體的「延伸」（器官？），作為男性思考的補充，而「繼續思考」。倪拗拗的「戀父情結」並未因早年對男人的惡劣印象而得到遏止，反而促成她意識到自身的不完整和「殘缺」。

  然而，故事的進一步發展顯示出，這種對男性世界的「戀父」式的愛背後的底色其實是「戀母」，因為對母親的依戀，即對兒童時代的回歸傾向是整個民族文化心理最深層次的東西。當尹楠一旦永遠離開了倪拗拗時，這一點就突然顯露出來了。她看出：「那個人也並不是尹楠，那個大鳥一樣翱翔的人，原來是我自己！」「地面上真實的我，手握牽線，系放著天空上一模一樣的另一個我……」（第204頁）這個我並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是一種純情的關係，線的那一頭可以是尹楠，但也可以是禾寡婦、母親（禾寡婦也是倪拗拗精神上的母親，見第136頁）或任何一個可以補充自己的「殘缺」的對象。「也許，我還需要一個愛人，一個男人或女人，一個老人或少年，甚至只是一條狗。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就如同我必須使自己懂得放棄完美，接受殘缺。因為，我知道，單純的性，是多麼的愚蠢！」「對於我，愛人並不一定是性的人，因為那東西不過是一種調料，一種奢侈」，「性，從來不成為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在別處——一個殘缺的時代里的殘缺的人」（第8頁）。換言之，性，性愛只是空空底色上的一種花色。悟透了性本身的無謂，便可以在任何其他對象（如禾）那裡使自己的殘缺得到補償；而當唯一能使她得到補償的禾和母親相繼去世時，倪拗拗就再也無法忍受自己的殘缺，從此成了「零女士」。

  

  「所有的熟人都是裝扮而成的，並不是真的……」

  「我沒有了……我消失了……」

  「我叫零女士。」（第220頁）

  正如多米在喪失了一切時便「脫胎換骨」了一樣，倪拗拗在成為「零女士」時，在被當作精神病人時，也開始了自己的新生。「當我感到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末日的時候，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第231頁）。這個新故事就是：「要做一個無恥的人」（第237頁），也就是孤獨的人，因為「孤獨的人是無恥的」；要與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和恥感、與群體的輕鬆和群體的歡娛唱反調。為此陳染寫下了一篇莊嚴的宣言：

  一個人憑良心行事的能力，取決於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會的局限，而成為一個世界公民……最重要的素質就是要有勇氣說一個「不」字，有勇氣拒不服從強權的命令，拒不服從公共輿論的命令……（第209頁）

  但莊嚴的宣言底下卻沒有相應的事實。唯一的事實是，有勇氣說「不」的倪拗拗進了精神病院，因為她固執地認為她母親沒有死。我們可以把這個故事與魯迅的《狂人日記》做個比較。魯迅的狂人在一切人臉上看出「吃人」，當他拒不服從公共輿論時他是看出了世俗的虛偽、墮落和自欺；倪拗拗則堅持自欺，不顧公共輿論而認為她母親（象徵傳統文化的純情）沒有死，「他們看到的是偽現實」，「我的母親其實沒有死去，她在和我們大家開玩笑」，她還在和死去了的母親每天交談（第211頁）。這與魯迅的「狂人」完全是背道而馳的。「狂人」揭穿的正是「良心」（仁義道德）的虛假，倪拗拗堅持的卻是「世上有真情」的「真實」；「狂人」反抗的是對現實真相的粉飾，倪拗拗反抗的則是現實真相本身；兩人都是「孤獨的人」，但層次卻大不一樣：前者抗拒世俗是為了澄清事實，後者也抗拒世俗，卻是為了維護夢想，類似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堅守」、「挺住」。

  但母親畢竟已經去世了，正如禾寡婦也已經死去一樣真實。這一真實使倪拗拗這個骨子裡一直靠自己的純情關係而寄生在母親（和禾）的人格上的「風箏」懷疑起自我的真實性來，同時也懷疑起任何「我」和「你」的關係來：「『我對你這樣』是為了以後『你對我這樣』，這並不是『我』所期待的『你我』關係。……我依然堅持『我』和『你』只有在排除一切目的的關係中，才是真正的關係，多元的世界已經抹殺了純樸的『你』和『我』的定位，『你』與『我』已失去了生命的導向。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我』已不是我而『你』已不是你，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你』被扮裝了，『我』是一個假裝的我。人類花園裡正在盛開著化裝舞會……」（第221頁）。「排除一切目的的關係」的「純樸的」我你關係，如果有的話，絕不是兩個獨立主體（個體）之間的關係，而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直接等同關係，或「我（或你）是你（或我）的影子」的寄生關係。當人去掉自己的假面、敞開自己的內心時，就既沒有了「我」，也沒有了「你」，只有「我們」；「我」和「你」都寄生在「我們」中，都藉此感到滿足、充實，感到互相坦誠無欺。而現在，「我」被「我們」所拋棄，從此「失去了生命的導向」；「我」在假面後面一無所有，既無道德，也無羞恥，更無所謂「良心」。這樣，要成為一名「世界公民」的莊嚴宣言一旦落實下來，便成了一種破罐子破摔的告白：「我就是要做一個無恥的人！」（再次令人想起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誰？！）

  這的確是「世紀末的流行病」！

  正如林白自認為「提前進入了老年期」，陳染筆下的倪拗拗也把自己所患的「流行病」稱之為「早衰症」，即「已經失去了暢想未來的熱情，除了觀察，只剩下回憶占據著我的頭腦」（第240頁）。回憶，回歸，回復到母親的子宮；自戀和戀母，以自淫和意淫來解決性問題……這一切，是世紀末文學的通病。陳染從卡夫卡《變形記》裡面讀到的是對一般文化和文明的控訴，是「把一個人變成一本書」的悲哀，是對語言文字的疏離和對原始狀態的留戀。「自從文化進入了人類歷史之後，空氣般的文字語碼如同汪洋大海將我們吞噬」（第216頁）。然而陳染似乎也意識到，卡夫卡的那個「陌生的宮殿」（即城堡）並不能通過返回到人類童年時代而捷足先登。「超近的小路是可以到達這個宮殿的，但是當你到達這個宮殿的時候，這個宮殿就不再是原來的這個宮殿了」（第231頁）。我們這個時代受文明之苦與受不文明的苦同樣深重，不能靠拋棄文明來解除文明的弊病。「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近道可走。」但這的確是一個兩難。倪拗拗既不真正甘心做一個「無恥的人」，又不願意和大家「摟摟抱抱」，於是，她從心底里升起了一種惡作劇的衝動，給她的精神病醫生們寫了一封調侃味十足的信（第241—244頁），表明自己病已痊癒，恢復了常人，頗近魯迅《狂人日記》中「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之口氣。

  但實際上，倪拗拗越發孤獨了，她甚至感到自己的房間都太大，而寧可住在浴室里，睡在浴缸中。她布置這個浴缸，就像布置一口美麗的棺材，「一個虛幻的世界」，「這個世界，讓我弄不清裡邊和外邊哪一個才是夢」。（第245頁）她到底要幹什麼呢？

  她要寫作。

  但這種寫作，由於只限於「回憶和記載個人的歷史」，由於在她的歷史中的「生氣和鮮活的東西太少」（第231頁），就成了一件使她「身心交瘁」的「沒有盡頭的枯燥的工作」（第232頁）。她的「私人生活」在這裡遇到了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如同她陽台上的植物盆栽一樣：是移到樓下的花池裡去呢，還是留在花盆裡？

  如果移到樓下的花池裡去，它們雖然能夠汲取更寬更深的土壤裡邊的營養，但是，它們必須每時每刻與眾多的花草植物進行殘酷的你爭我奪，而且必須承受大自然的風吹日曬；而在我的陽台上，它們雖然可以擺脫炎涼冷暖等惡劣自然環境的摧殘，但它們又無法獲得更深厚的土壤來餵養自己。

  它們在想，我也在想。（第246頁）

  結論也許已經有了，因為陳染說：「生命像草，需要潮濕，使細胞充滿水，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第233頁）。「私人生活」固然純淨、高潔、深情、孤傲，但只會使人陷在自己乾燥的回憶之中，失去生命的養料。儘管「再也沒有比經常地回頭看看往昔的生活，更能夠體驗人類生存的玄妙」，「如果你不經常變成小孩子，你就無法進入天堂」（第102頁）；然而，「通向地獄的道路，很可能是用關於天堂的理想鋪成的」（第5頁）。當一個「天使」「成長為一個喪失理性的魔鬼」時，只能說明她其實並不是什麼「天使」，而是一個潛在的魔鬼；而只有當一個人承認並時時意識到這一點時，她（陳染喜歡用「她」來泛指一切男人和女人）才開始形成了自己一貫到底的、敢於自己承擔責任的獨立人格，她的根才真正扎入了「污泥」中，獲得了強健的生命活力。因此，真正的私人生活不是孤芳自賞、逃避和害怕環境的生活，而是懺悔和行動的生活，是如同皮普准和A以及X女士那樣的「一面哭泣一面追求著的人」（巴斯卡語）的生活，真正的天堂不是「回頭看看往昔」和「變成小孩子」就能進入的，而必須努力去尋求和創造。要經歷苦難和血污，帶著累累傷痕，步履踉蹌地去冒險突圍，才能逐漸接近。否則，私人生活要麼是對生活的取消和放棄（有「私人」而無「生活」，即自殺），要麼是將私人化解為「零」的生活（有「生活」而無「私人」，即夢幻）。

  這就是陳染、也是當代中國人不得不作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