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該書的故事是從「死亡序幕」開始的，即畫家的妻子O服毒自殺，引出了O與Z的頗費猜詳的關係，引入了Z在兒時的「童年之門」、也是好幾個主要人物的童年之門。這個開端是意味深長的。海德格爾認為人作為「此在」是一種「先行到死」的存在者，即人能以死為目標和終點來籌劃自己為一有意義的過程。女教師O雖然並非一開始就由意識到自己的必死性來籌劃自己的一生，而是守護著自己童年的理想，毫無籌劃地忍受著命運的苛待；然而，只有當她最終把死亡作為一種生命的計劃來籌劃並自由地實施出來時，她的整個人生的意義才第一次被照亮了。她向世人也向自己表明，她終生守護的那個純情的理想不能不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東西，是個殘酷的、無情的、撕裂溫情的東西；她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假裝天真幼稚地守護下去了。於是她以自己還算年輕的生命，作為犧牲，獻給了這個童年理想的自我衝突。

  O的童年，是一個非常純淨的女孩子，她的天真、單純、善良、正直的天性和良好的家庭教養，都使她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善意。當出身農村的少年WR第一次到她家裡來玩的時候，她表現出的那種童真的喜悅能使每個大人都被打動，如果是一個飽經滄桑的人，也許還會感動得熱淚盈眶。我讀著這些地方，總感到作者一邊寫，一邊在含淚地微笑。他實在是描寫這種兒童語言和兒童情趣的頂尖高手（可參看第208—211頁，又參看第50—51頁）。而當他寫到O與WR的青春初戀時，那些優美、羞澀、柔情的對話（僅僅是對話！）更是如同一場淨化心靈、淨化整個世界的甘霖。就在這一問一答中，在懇求中、允諾中、婉拒中，在互相的驚異、嘆賞和沉默中，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那心房的顫動像音樂一樣，和著窗外的細雨聲在悄悄彈撥。這是大自然的神秘，也是心靈的奇蹟。能用如此純淨的語言、特別是女孩子的語言這樣生動地描述初戀的神秘激動的作家，除了史鐵生再沒有第二個了。我仿佛看到他含淚的眼和顫抖的筆，但這次不是微笑，而是虔誠（可參看第219—223頁）。

  美麗的初戀事實上是永恆的，就像那隻白色鳥（這一意象貫穿全書）。一個人要從這種虔誠中超拔出來也是極其困難的。不，我說的是「超拔」，而不是「放棄」。人類永遠不能放棄的是青春的激情，永遠不應忘懷的是初戀的純真，這種瞬間閃耀出來的理想光輝，正是照亮人們人生旅途中漫漫長夜的火把，值得人們為之獻身。然而，只有見過並忍受過了太多苦難的人，才有力量一面保持著對青春的虔誠，同時又超拔到一種大悲憫大智慧的精神境界，對上帝或命運將這一對戀人強行拆散的那雙巨手表示理解。青春的激情是超時空的，自從有人類以來，任何民族，任何時代的任何個人，都會在身體發育的一定階段獲得這一大自然的慷慨贈品。但只有通過青春激情進入一種獨立人格並擺脫了未成年（被監護）狀態的人，才能將這一贈品雕刻成人類最美好的藝術品——光輝燦爛的愛情，才能使它成為人類精神生活的神聖的內驅力。但O與WR並沒有達到這種自覺，他們所生活的環境中沒有這一說，他們只是一種傳統的「青梅竹馬」的關係，他們把青春激情兒童化了。沒有人提醒他們，也沒有人教給他們：能夠愛是一個人成為一個獨立的人的起碼標誌（馬克思也說，根據男女之愛，「可以判斷出人的整個文明程度」）。可以放棄一切，但永遠不能放棄愛。愛既不是純真的本心（童心）的守護，也不是可以犧牲的幼稚的錯誤，愛是追求的力量。無力的愛不是愛。

  當WR由於「思想犯罪」而被發配到邊疆去時，他們的這種青春的激情就被徹底地否定了。確實，我們不能說WR已經不愛O了。即使十二年後WR回來並拒絕了O的愛時，也不能這樣說。然而，當WR登上西行的列車時，他們的愛就已經被犧牲掉了，不管以什麼樣的理由。O仍然執著地要求WR記住她的地址，WR卻知道，童年式的兩小無猜的愛是一去不回了，從那一天起，他長大了。所以當O說「我肯定能把新地址告訴你」時，他的回答是：「不過我不會把我的地址告訴你。」（第227頁）從某種意義上說WR這樣做是對的，因為他所理解的愛正如O所理解的一樣，也是兒童式的純真，這種愛沒有上升為成年人的成熟的熱力，是無法承受社會生活的暴風驟雨的。所以他作為一個長大了的成人，十分明智地切斷了一切青春的幻想，他自認為、並且確實也是為了他所愛的人「好」，這是符合我們通常世俗道德的高尚行為。但這一切是建立在對青春和愛情的貶低之上的。被貶低了的愛，作為少年時代的幼稚和孩子的夢幻，在殘酷現實面前是那麼無力甚至不值一提，只有永遠停留在「美麗夢境」中的孩子如O，才會執著於它，那悲劇是必然的。直到他們十多年後重逢，O才逐漸明白：「當她在漫長的昨天期盼著與WR重逢之時，漫長的昨天正在把WR引向別處」（第334頁），即引向一個成人的、政治化了的、無愛的人間。

  WR在大西北勞改地，確實懂得了很多事理。首先他懂得了孩子式的激情（也包括他的初戀）的徒勞無用。「童話是沒有說完的謊言。」（第337頁）其次，他懂得了「只有權力，能夠真正做成一點兒什麼事」（第335頁），他要抓住我們這個殘酷的現實世界的把柄。最後，他樹立起了自己人生的目的，或者說理想，就是不再有任何人像他一樣被「送到世界的隔壁去」，與這個世界隔絕起來。這一點是他作為一個成年人所唯一可能有的道德信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政治抱負」。於是他從大西北回來後，決心從政。經過了生活的磨鍊，他當然懂得了政治的骯髒；但他決心投身於骯髒的權力鬥爭。為此他拼命攻擊靈魂的聖潔，而為「靈魂的窮人」辯護，自認為是這些窮人的拯救者和代言人。他的這一套的確非常適合於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而且作為一種「政治抱負」聽起來也比那種小家子氣的個人情感要更加博大恢宏，具有牢不可破的價值基礎。這實際上也正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的現代體現。可是，正當他滔滔不絕地宣講自己的政治哲學並所向披靡的時候，冷不防「我」向他提到了O，並質問他：「你真的不愛她了嗎？」他立刻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第341頁）。他畢竟看過許多外國書，讀過《牛虻》，他無法欺騙自己的心。但他仍然想用理智（天理）來克制自己的情感（人慾）：

  我只是想，怎麼才能，不把任何人，尤其是不把那個看見皇帝光著屁股的孩子，送到世界的隔壁去。其他的事都隨它去吧，我什麼都可以忘記，什麼都可以不要，什麼罵名都可以承擔……（第341頁）

  「我」則一針見血地揭穿了他的偽善：「這麼說你才是一個聖潔的人，對嗎？」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他不承認。但他越是不承認，越是標榜自己將來會「遺臭萬年」，就越是說明他與他所攻擊的那些「聖潔的人」、精神貴族沒有兩樣，甚至比那些人更加「聖潔」。因為「遺臭萬年」在他那裡被作成了一種更高層次的偉大犧牲。他犧牲了「個人的」榮譽和愛情而結了一門政治婚姻，為的是更有權力來拯救人民，他的「存天理滅人慾」的水平無與倫比！他骨子裡並不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卑鄙，他深思熟慮地想過：「我是不是一個無情無義的人？我是不是必須做一個無情無義的人？我是不是敢於做一個被人斥罵為『無情無義』的人？」（第336頁）他一直是一個誠實而大膽的青年，現在還是；他的偽善絕不是性格上的，而是觀念上和文化上的。我們這個文化要求每一個想要成為人的人首先成為非人，要求每一個想要救別人的人首先扼殺自己；而結果是，每個人既不能成為人，也不能拯救別人，因為一個扼殺了自己的非人到頭來什麼也幹不成，只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但我們的文化卻許諾說：天將降大任於你，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當然不是說，要你泯滅良知，心狠手辣；但一個人一旦把自己當作「天命」的純粹工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的一切冠冕堂皇的「抱負」就都成了空頭支票。

  所以WR必然會在他的仕途中遇上一個無法解脫的悖論：「如果你被貶謫，你就無法推行你的政見；你若放棄你的政見呢，你要那升遷又有什麼用處？」（第553頁）他中了中國政治文化的圈套，這時好像才真正從「世界隔壁」回到了人間，從他那井井有條的邏輯理性中感到了某種說不出的悲哀和荒誕。

  WR後來和長得很像O的女導演N私通，他是把通姦作為愛情的代用品，把N作為O的替身。他吃夠了誠實的苦頭，發誓不再「允諾什麼」。他知道自己已墮落為一個無恥的騙子，但他仍然自欺欺人地為自己保留下最後一點「誠實」，即他把自己的墮落作為一面警示牌，去維護人間的道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再有什麼人像我一樣，因為我他們不會再像我一樣……」（第560頁）他，這個誠實而大膽的人，終於沒有勇氣正視自己本性中最終的虛偽、根本的惡，卻無論如何要把這種惡理解為善的工具，把自己的人格理解為天命的工具，哪怕是多麼可憐的工具！

  WR在某種程度上與張賢亮筆下的章永璘有些類似，他們都誠實而深刻，都吃夠了政治文化的苦頭，都為了投身於這個政治文化並改造它而拋棄了愛情（愛情在他們都相當於一件珍貴的收藏品，可用來交換更貴重的東西），最後又都以婚外戀和性亂作為心理缺損的補償，卻仍然將這種墮落標榜為救世或警世的道德手段。他們都從少年的真誠一步步無可救藥地邁入了偽善。不同的是，張賢亮無條件地認同和美化他的人物章永璘，包括章永璘的動搖、困惑、軟弱和偽善，並為之辯護；史鐵生卻以批判的態度超越了WR，從而更深刻地揭示了WR內心的矛盾之癥結。在這裡，沒有任何自寬自解、自我原諒，更沒有自憐、自戀和自我欣賞，只有對傳統政治文化悖論的冷靜的觀察、分析，及對這種政治文化借WR之手扼殺青春、摧殘愛情的深深痛惜。更重要的是，史鐵生沒有把這場悲劇單純歸結為外在的命運，而是深入到人物內在的心靈結構，即他們（WR與O）雙方對愛情的理解的幼稚性、不成熟性，這註定使一方（WR）為了成人的事業（政治、仕途經濟）而犧牲甚至踐踏愛情，成為政治文化的幫凶，使另一方（O）成為幼稚無辜的孩子、獨守空閨的「怨女」。也可以說，張賢亮是在回憶中寫作（張煒也說：「寫作說到底更多的是回憶」，見《九月寓言》第359頁），他立足於現實，所以他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因為現實並沒有給他提供對或錯的標準，一切都是相對的。反之，史鐵生則是在可能世界中寫作，他立足於可能性，不斷地走向可能性。他並不「塑造」他的人物，「我經過他們而已」，他們只是「我的一種心緒」，「我的心路」（第347頁）。他說：

  我不認為只有我身臨其境的事情才是我的經歷……，我相信想像、希望、思考和迷惑都是我的經歷。夢也是一種經歷，而且效果相同。……因為它們在那兒編織雕鑄成了另一個無邊無際的世界，而那才是我的真世界。記憶已經黯然失色，而印象是我鮮活的生命。（第348頁）

  換言之，張賢亮（還有張煒、賈平凹、王朔、顧城等等）是在展示自我，標榜自我，唯獨史鐵生是在可能世界中尋找自我。他並不預先知道自我是誰，本心是什麼，他只是把人們自以為是本心的東西擺出來、展示出來，然後批判它，超越它，「經過」它。他的人物「成為我的生命的諸多部分」（第347頁），他是他的每一個人物，但只有經歷過所有的人物，即「諸多部分」的總和，才是他的「我」。然而他既然是他的每一部分，他又如何能預先知道這些部分的「總和」呢？哥德爾定理說，「一個試圖知道全體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稱的限制」（第84頁）。所以他不能滿足於、停駐於任何一個部分，他必須不斷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去努力尋求那全體的完成了的自我。這才是他實現出來的自由和自信。

  於是，在女教師O這條線上，史鐵生首先是O，然後是WR，他超越了O的幼稚而變得成熟甚至過於成熟（老練）；然後又超越了WR，揭示出WR的所謂老練在政治權力場中是多麼幼稚可笑，於是進到了Z，一種少年老成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仍執著於兒童時代的印象，但已較之O高了一個層次。這三個人物恰好構成一個「否定之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