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莫言：戀乳的痴狂

  90年代尋根文學在其向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深層探索中，越來越突出了一種戀母情結。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從張賢亮開始，張承志、賈平凹、顧城、張煒，總之，凡是標榜某種「純情」的作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陷入了這種戀母情結而不能自拔；就連王朔的「痞」和韓少功的學問，儘管主觀上竭力想和對母親（自然、群體、文化）的依戀拉開距離，但那背後仍隱約現出一股不可抗拒的無形的力量，要把他們拉回到母性的溫存和幼兒的純真。1996年初，我在一次學術座談中有一段發言，用「文化戀母情結」這個概念概括了我們時代的回歸傳統、回歸自然的傾向：

  現在有許多人認為中國當前的道德淪喪就是傳統文化的淪喪，所以主張回到古代傳統中去尋求道德資糧。我認為這種看法表明了一種文化上的「戀母情結」。中國文化發展到20世紀，一直是一種母性（女性）文化，從來沒有斷過奶。「五四」導致「文化斷裂」的說法，純粹出自臆想。「文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斷裂而不得，在後者是自以為斷裂了實則變本加厲。實際情況是進入本世紀，母親的奶水已顯得越來越稀薄清淡，這既是由於母親年事已高，又是由於孩子開始發育，需要更多營養，這時就應該斷奶，吃點別的東西。我們常在鄉下看到有的孩子兩三歲了還不斷奶，甚至五六歲了，吃幾口飯還撲到母親懷裡吃幾口奶。這容易使孩子營養不良，在精神上處於嬰兒狀態。

  認為外來（男性）文化是對母親的侵犯和褻瀆，因而憎恨、拒斥西方文化，想單靠母親的奶水長大（自力更生），這是戀母情結的一種表現。所以直到今天，我們的文化還處於不成熟或未成年狀態，儘管有五千年歷史，卻像個老小孩。判斷事情不是憑理性，而總是憑感情；聽到對母親的批評不去想有沒有道理，而只是掂量是否「太過分了」。這是一種「自閉症」……傳統文化的奶水擠幹了，但留下了我們這些兒女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說戀母情結在現代就表現為自戀，人們在大談傳統文化的輝煌燦爛時往往會覺得自己也變得純潔、光輝起來，有種崇高感，上升到了某種一塵不染的「境界」，不知身在何處了。但一到現實生活中，白日夢破滅，說的和做的不一致，表現出一種有意無意的偽善。（部分載於《鐘山》1996年第6期）

  座談會上，剛剛讀過連載於《大家》1995年第5、6期上的莫言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文學評論家昌切先生立刻用這部小說的主題印證了我的發言。當我後來讀到這部作品時，我深感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莫言憑他對文學的敏感和某種自我超越的靈氣，發現並抓住了我通過文化和哲學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個問題，即我們時代各種症狀的病根。

  莫言80年代的作品，基調是紅色的，與尋根派大同小異。但他著力表現的是男女主人公的血性和烈性，連小孩子（如《透明的紅蘿蔔》中的黑孩）都是那麼怪怪的，顯得桀驁不馴。拍成電影的《紅高粱》更是充滿一派原始古樸的陽剛之氣，令外國的洋導演們大跌眼鏡。80年代是一個拼命鼓吹陽剛之氣和民族精神的年代，莫言的作品是這一狂熱思潮中令人驚嘆的浪花。然而，當浪漫主義的紅色激情消退之後，人們漸漸從這種貌似陽剛的吶喊底下，聽出某種纏綿陰柔的調子來，發現那些痞里痞氣、匪里匪氣、充滿霸氣與煞氣的民間英雄，心理上卻是那麼幼稚和殘缺，他們的「氣」不是自己獨立地建立起來的，而是從娘胎裡帶來的，是從「高密東北鄉」這塊「熱土」中浸潤而來的，是我們這個「食草民族」祖祖輩輩從「我老老爺爺」、「我老老姑奶奶」那裡（見《紅蝗》）一直沿襲到「我爺爺」、「我奶奶」一脈相承的傳統資糧。所以，不論這些人干出了多麼驚天動地的事，我們對他們的敬佩總是停留在外部形象動作的剽悍和行為的中規中矩（合乎「義」這一簡單的遊戲規則），認為他們體現了某種原始生命力的充盈和爆發，足以和我們今天人性的萎靡、蒼白相對照。但我們畢竟感到，在今天要模仿那些頂天立地的人物來處世行事將會是多麼天真、愚蠢和異想天開。那些人物不能給現代人的內心生活和精神世界提供更多豐富的食糧；他們自己的內心就是平板的、簡單的，猶如一些孩子。《紅高粱》中的人物個個都像沒娘的孩子，他們在胡鬧了一通之後最終都想起了自己的親娘——高密東北鄉的父老鄉親和民氣，並坦然為之獻身。這種由觀念混合著想像力刻意營造出來的虛假的「陽剛之氣」，在莫言90年代的代表作《豐乳肥臀》中便煙消雲散，顯出了它底下的真實的一面：陰盛陽衰、戀母、心理殘疾。我們簡直可以把《豐乳肥臀》看作對《紅高粱》的一個全面否定和批判。

  

  《豐乳肥臀》一開篇，便寫鐵匠上官家一片陰盛陽衰的頹唐氣象：上官父子生得矮小猥瑣，在打鐵營生中只能當夫人上官呂氏的下手；兒子上官壽喜百無一能，打起老婆來卻心狠手辣；兒媳上官魯氏連生了七個女兒（其實都不是上官家的種），在慘遭虐待、實在無法再活下去的情況下被洋牧師馬洛亞神父所救，並和他發生了性關係，這才生下了男女一對雙胞胎，即金童（小說中的「我」）和玉女。上官魯氏從此信了天主教。小說的寓意十分明顯：古老的傳統只有引進外來文化的因子，才有可能形成「雜種優勢」，擺脫陰盛陽衰的頹勢。當然，最終結果如何，還要看整個外部環境的導向。

  正如《紅高粱》一樣，《豐乳肥臀》一開始也把故事的背景置於抗日時期那個遍地英雄的時代。日寇、偽軍、游擊隊、新四軍，你殺過來，他殺過去，人頭滾滾，血流成河；是非、正義、人性，都被淹沒在海洋一般的仇恨中。不同的是，《豐乳肥臀》並不著意刻畫「民氣」的英勇與悲壯，而是集中描寫上官氏一家人的紛亂、矛盾、流離和破碎。上官父子一開始就死在日本兵的槍口下；上官姐妹各自以自己的花容月貌吸引了各路草莽英雄，使上官家成了時代各種衝突的集中的焦點。但那些英雄在小說中再也凝聚不成一股撼天動地的「精神」，他們孤立地看每個人都是血性男子漢，但加在一起卻成了一台鬧哄哄的鬧劇，成了漂浮在歷史河流上的泡沫和渣滓；真正的歷史則是以上官魯氏為代表的靜靜流淌著的母性，她經歷了人世間難以想像的苦難，每一撥「英雄」都使她（或她的女兒）慘遭蹂躪，一個個帶走她的女兒並扔下嬰兒由她撫養。而她，這個人間聖母，便憑她「永遠毀壞不了的」雙乳（見《大家》1995年第5期，第39頁。下引此書只注期刊號及頁碼）和堅韌不拔的生命力，在那樣一個戰亂年代獨自撫育了整整兩代人。當然，真正給了她生活的目的和信心的，還是對她的命根子、她的獨生兒子上官金童的愛。

  上官金童（「我」）是叼著母親的奶頭長大的，直到十幾歲，他還除了母奶以外不吃任何別的東西，一吃就要嘔吐，據說醫學上稱為「戀乳厭食症」。母親的溺愛使他遲遲不能斷奶。上官魯氏還真的準備讓他「吃奶吃到娶媳婦」，並舉例說誰誰就吃到了娶媳婦（第5期第78頁），實際上是想讓他吃一輩子奶，吃完她的吃媳婦的。他自己也養成了一股子「不吃奶，毋寧死」的拗脾氣，七歲時就因為斷奶而投過一次河。這後來成了一種不可救藥的精神障礙。這種對母乳的依戀是溫情脈脈的，但也一開始就是蠻痞的：當孿生的八姐要來分食「我」的乳汁時，「我」便毫不客氣地用小腳把她踹開，並橫蠻地大哭大叫，迫使她不得不滿足於羊奶的餵養。當他長大一點後，他見到任何一個年輕女人，便升起一股不可克制的欲望，要去撫摸、玩弄和吮吸她的「大奶奶」。直到他成為一個成年人，他對性關係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嬰幼兒的水平，雖然沒有任何生理上的缺陷卻不能正常地做愛。弗洛伊德曾把「戀母情結」歸結為幼兒時代男孩對父親的嫉恨，從而歸結為不能獨占母愛的心理創傷。他顯然沒有考慮到上官金童這種「有中國特色」的情況：父親（不論名義上的父親還是親生父親馬洛亞神父）在他出生時即已死去，他「獨占」母愛直到長大成人。在某種意義上，他甚至等於沒有真正走出母親的子宮。從本質上看，這種情況在中國並不是罕見的特例。在中國廣大農村中，夫妻關係更少地建立於愛情之上，更多地建立於傳宗接代的考慮之上；一個獨生子完全有可能一直獨占母愛而不必擔心父親的情感侵奪，他的戀母情結和心理幼稚病也就與西方人具有不盡相同的根源和表現形式。但由心理的不健全、不發育而導致精神病症卻是共同的後果。

  莫言是個編故事的能手，他似乎怎麼也控制不了他那脫韁野馬般的想像力的狂奔，各種離奇古怪的情節在他筆下如同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豐乳肥臀》中的故事更是波瀾壯闊、一瀉千里。但也時有人為的痕跡，如上官金童的八個姐姐及她們的後代在顛沛流離中一個個失散，最終又都以各種各樣的「巧合」與金童掛在了一起。其實，莫言的想像力歸根到底還是為他的觀念服務的，這是幾乎每一個中國作家都極難跳出的思維定式，從古代的「詩言志」、「文以載道」即已形成了。只不過他的觀念在90年代的確有了一個飛躍，這就是對傳統文化心理（或曰「國民性」）的深層次的反思乃至於批判。他以象徵的方式不斷地使我們由上官金童的畸形心態聯想到當今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和習慣成自然的各種論調，使整部小說成為一個巨大的反諷。他盡力解剖的是上官金童的精神畸變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為此他堅持從降生的第一天起就用第一人稱描寫上官金童的內心活動），但這只是為了更加襯托出這種主觀合理性與外部世界的客觀現實之間的反差，從而具有一種強有力的震撼作用和啟蒙效果。

  的確，戀母和戀乳，在中國現代一直是個神聖、崇高的意象，是文人和詩人們一提起就要熱淚盈眶的。中國現代一切男子漢的剛強和血性都是基於戀母和戀乳這種兒童心理之上的（以張承志為典型）。從心理格式塔來說，戀母是由於戀乳（乳汁是嬰兒的食糧）；而由戀乳也很容易把一切乳房發育的女性看作是自己的母親（有奶便是娘）。「我摸了你的奶子，你就是我奶奶，我就是你孫子了。」（第6期第114頁）對於斷奶以前的幼兒，這原本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按照從未斷過奶的上官金童的邏輯，他的戀母情結以乳房為媒介而擴展到一切豐乳肥臀的女子身上，包括他自己的同母異父的姐姐們身上，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正如他從小便懷著焦慮守護著母親的兩個奶頭，生怕被人奪走或分食一樣，七八歲的上官金童對於六姐嫁給巴比特，被奪去了原本應屬於自己的乳房也感到悲憤難當。「這世道太不公道了，你們這些下賤貨，為什麼不理解我的苦心？這世界上，沒有人比我更懂乳房更愛乳房更知道如何保護乳房了，可我的好心被你們當成了驢肝肺。我委屈地哭了。」（第5期第85頁）這就是金童對一切女人乳房的自作多情的邏輯，如同賈寶玉對一切妙齡女子的不由自主的傾心一樣。與賈寶玉同樣幸運的（如果不是更幸運的話）是，金童居然在高密東北鄉一年一度的「雪集」上，當選為獨一無二的「雪公子」，按照風俗，他名正言順地挨個摸遍了集上女人各式各樣的乳房，總共約一百二十對，手都麻木腫脹了。據此，警幻仙子送給賈寶玉的「天下第一淫人」的稱號也可以恰當地安在雪公子金童的身上。「雪集」以一種神秘的方式，表明了傳統文化中與金童的戀母心理十分吻合的某種觀念聯繫：純潔的雪，像雪一樣潔白無瑕的男孩，女人的雪白的乳房。「雪公子」是人人羨慕和崇敬的榮譽，它標誌著當選者的純潔及冥冥中與神秘大自然的溝通，也意味著天真、美好、可愛，能給人帶來好運。在雪集上，一切語言都是對大自然的神秘規矩的破壞，將招致大禍臨頭。所以趕集的人們全都暫時性地失語，僅靠各種約定的手勢和眼神交流。那是一種沉默的、怪異的群眾集會。語言的禁忌使一切日常道德評價的界限都消失了，文明與野蠻，虔誠和慾念，純情和痞，都不聲不響地化為了一片混沌。這種氛圍並不只是幾個什麼文人構想出來或寫在書上的理論和教義，而是實實在在滲透在民間，為一般老百姓認同和首肯的、心照不宣的「反語言學精神」。上官金童是它的代表，他的戀母、戀乳只是一股無言的情緒，一旦說出來、寫出來，無論怎麼聲情並茂，都是不合邏輯、貽笑大方的。它是不能講道理的，一成為「道理」，就顯出自大狂、自作多情和蠻橫、痞。所以詩人們只是用詩的語言讚頌和標榜著這種情緒，小說家也迴避對這種情緒的理智的反省，以免陷入被人指責的尷尬（如張承志一不小心就顯出「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恐怖主義」傾向，受到攻擊）。唯有莫言，以一種「同情的理解」反思了這一曖昧的情緒，將它揭示於光天化日之下，使它的一切痞和純情都以悖論的形式凸顯出來。

  因此，當莫言以上官金童的眼光高歌母親那「粉紅色的、小巧玲瓏的奶頭」，讚美「那是愛、那是詩、是無限高遠的天空和翻滾著金黃麥浪的豐厚大地」（第5期第109頁）時，他同時又以母親的眼光憂心忡忡地說：「金童，你何時才能吃東西呢？」（同上）事實證明，上官金童儘管有洋人的血統，但在中國濃重的女性文化的陶冶下，他終於還是成了一個廢物，他一站在女人面前，就渴望得到乳汁的餵養。他的男性一直都在沉睡不醒。唯有與龍場長，在她開槍自殺後，有過一次奸屍行為，並為此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十五年後，金童回到母親身邊，已經四十二歲了，卻仍然像個嬰孩一樣盼望著吃奶。他的行為舉止也根本不像個男子漢，連一隻兔子也殺不了。年老的母親終於醒悟過來，是自己害了他：「幾十年了，我一直犯糊塗。現在我明白了，與其養活一個一輩子吊在女人奶頭上的窩囊廢，還不如讓他死了好！」「你給我有點出息吧……我已經不需要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兒子，我要的是能給我闖出禍來的敢說敢做的兒子，我要一個真正站著撒尿的男人！」（第6期第91頁）為此，她甚至不惜親自給兒子和獨乳老金拉皮條。

  但是，一切努力都為時已晚。金童渴望的不是與老金做愛，而仍然是要吃她的奶。老金半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慾，半是要完成上官魯氏囑託的把金童變成男子漢的任務，千方百計地試圖改掉他這毛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雖用類似於給驢戴上眼罩的方式使他恢復了性交能力（他本來並沒有生理上的毛病），但卻改不了他懦弱無能的孱頭秉性。而且，一旦去掉那套特殊裝束，露出她醜陋的乳房來，金童立刻又失去了男人的能耐。老金終於耗盡了耐心和信心，將他趕走了。金童的幼兒心理使他不僅在女人身上一事無成，而且使他在事業上也百無一能。女老闆耿蓮蓮對他的一頓痛罵可說是入木三分：

  你是個十足的笨蛋，像你這種吊在女人奶頭上的東西，活著還不如一條狗！我要是您，早就找棵歪脖樹吊死了！馬洛亞下的是龍種，收穫的竟是一隻跳蚤！跳蚤一跳半米高，您哪，頂多是只臭蟲，甚至連臭蟲都不如，您更像一隻餓了三年的白虱子！（第6期第101頁）

  這頓罵擊中了上官金童的要害。但他的反應，卻只是捂著耳朵逃進了蘆葦地里，像老娘們一樣號啕大哭起來：「娘呀，你為什麼要生我呀！你養我這塊廢物幹什麼呀，你當初為什麼不把我按到尿罐里溺死呀，娘呀，我這輩子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大人欺負我，小孩也欺負我，男人欺負我，女人更欺負我，活人欺負我，死人也欺負我……」（同上）這種哭訴真令人噁心。正如老金說的：「你是抹不上牆的狗屎，扶不上樹的死貓。」（第6期第95頁）然而，令人同情的是，金童對自己這種徹底的無能倒是有種坦白的勇氣，不像今天有些文化人用各種好聽的堂皇的詞句來自欺欺人，自以為「擔當」著一大堆無用的勞什子就顯得多麼崇高而悲壯似的。實際上，金童的這番話是一個真正覺悟了的人才說得出來的，它難聽，但真實。

  可是，他並沒有真的去死。他既缺乏死的勇氣，也無法抗拒乳房的誘惑。環境和現實沒有給他任何別的暗示，只是一味拖著他繼續順著慣性走。「他最終決定，回到塔前去，到母親身邊，任說什麼也不再離開。窩囊就窩囊吧，無用就無用吧，在母親身邊，吃不上鴕鳥蛋，洗不成桑拿浴，但也絕不會落到赤身裸體逛大街的可憐境地。」（第6期第105頁）何況他對乳房的眷戀，歷來就不同於那等無恥之徒的淫穢狂想，而是一種形而上的高尚境界，能夠使他在遭到物質的慘敗時，享受到精神上的勝利。於是，上官金童佯狂起來，乾脆裝瘋賣傻、瀟灑走一回，跑到大街上去吆喝：「摸摸大奶子！摸摸大奶子！」他自認為通過「大奶子」看透了萬物的本原、宇宙的本體：「山是地的乳頭，浪是海的乳頭，語言是思想的乳頭，花朵是草木的乳頭，路燈是街道的乳頭，太陽是宇宙的乳頭……把一切都歸結到乳房上，用乳頭把整個物質世界串通起來，這就是精神病患者上官金童最自由也最偏執的精神。」（第6期第109頁）

  他的外甥、「韓國巨商」司馬糧深知這位小舅的病根，並懂得這裡頭可以做成一本生意經。他先是讓上官金童「閱盡人間春色」，用大把美金把大欄市的「好貨色」一批一批地招來，讓他摸得手指頭都起了血泡，成為一個「美乳專家」；然後委任他為「美爾乳」（後來改為「獨角獸乳罩大世界」）的總經理，將他的哲學充分應用到乳罩店的商業信條上來。開業那天，店門口升起兩個巨大的氫氣球，上面掛著兩幅大標語：「抓住乳房就等於抓住女人」、「抓住女人就等於抓住世界」。「這是一個邏輯學上的三段論，被省略掉的結論是：抓住乳房也就等於抓住了世界！」（第6期第111頁）這是一個GG、生意、肉慾和哲學的奇特的混合物。上官金童一通百通，建立了一個無懈可擊的體系：「乳房是人類世代進化的結果，對乳房的愛護和關心程度，是衡量一個時期內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女人要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男人要為女人的乳房感到驕傲。乳房舒服了，女人才會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會舒服。因此只有把乳房侍候舒服了，人類才會舒服。一個不關心乳房的社會，是野蠻的社會。一個不愛護乳房的社會，是不人道的社會。……乳房是寶，是世界的本原，是人類真善美無私奉獻的集中體現」（第6期第113頁）。「獨角獸乳罩大世界」（後又改為「獨角獸愛乳中心」）生意興隆，財源滾滾，奇招迭出，蒸蒸日上。這是上官金童一生事業的頂峰，是他的人格和事業、理想和現實、形上和形下、知和行完滿結合的極致。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剛死了男人的寡婦汪銀枝瞄準上官金童的弱點乘虛而入，用自己的乳房征服了他，使他被迫與之結婚；然後鳩占鵲巢，把上官金童撇在一邊，自己當起了女老闆；最後金蟬脫殼，逼著金童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將他趕出了大門。金童滿懷怨毒，在想像中設計了一個男子漢應當施行的各種報復和羞辱的辦法，但被汪銀枝的打手拳腳交加，喝令在地上舔食，毫無反抗能力，只有「一邊舔一邊掉眼淚」的份（第6期第118頁）；在街上遇到汪的情夫，還得與之握手，「互致問候，表示感謝，仿佛都占了天大的便宜」；內心卻仍然想著：「下次碰到他，決不允許這樣溫良恭儉讓，應該對準他的臉猛揍一拳，打得他眼冒金花，鼻子嘴巴都往外噴血！」（第6期第119頁）但這種男人的血性只停留在幻想中，只寫在《紅高粱》那樣的浪漫主義小說中。而在文明化了的今天，他唯一能「硬氣一次」的不過是同意離婚，什麼都不要，「只要自由」（第6期第121頁）。他所理解的「自由」，便是對這個建立在乳房之上的世界的逃避，所謂「金錢如糞土，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乳房也沒有什麼好留戀的了，貪心不足蛇吞象」。他只要回到屬於他自己的乳房，即母親那裡去，只有母親永遠不會背叛他。「母親就是菩薩心，有媽的孩子是個寶。我現在還是寶，活寶，現世寶。到塔前去，與母親相伴，撿酒瓶賣，粗茶淡飯，自食其力。」（第6期第119頁）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他要去尋根。

  但白髮蒼蒼的母親已停止了呼吸，紛紛揚揚的槐花落在她的身上。她坐在天主教堂院內的小凳上，教堂里的一切都亂鬨鬨的。上官金童的同父異母的兄弟馬牧師在講道，各色人等聚集一堂，外面傳來嘈雜的市聲，院內有死了親人的媳婦嚎哭，警察衝進來抓走了一個負案在逃的小伙，他臨走呼喚上帝「救救我吧！」賣冰棍的小男孩隨時進來吆喝……馬牧師的布道與這些人有什麼關係呢？唯有母親，以及苦難深重、心中滴血的上官金童，在與上帝的聲音相應和。故事結尾，馬牧師代表上帝與上官金童相認了，他緊握著金童的手說：「兄弟，我一直在等著你！」（第6期第125頁）

  最後這個象徵是意味深長的。80—90年代的尋根文學，沒有一個不是在尋求一種自然的根：什麼野性啊，酒啊，母親啊，高原啊，山野啊，奶牛啊，地瓜啊，高粱啊，水做的女孩啊，植物啊……卻從來沒有人想到過去尋求精神的根、靈魂的根。這些文學處處在標榜精神，其實只是一種偽精神，頂多是一種以物質冒充的精神，即一種「氣」。莫言首次對這種尋根文學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他筆下的秧歌隊令人想起《紅高粱》電影中的「顛轎」、盛行不衰的安塞腰鼓、震耳欲聾的「威風鑼鼓」：「他們身上的衣服都用酒液泡得濕漉漉的，他們嘴裡都噴吐著酒氣，他們扭的是醉秧歌，看似東倒西歪，實則法度森嚴。他們打的是醉鼓，男鼓手們偽裝著古代豪傑的剽悍。人們總認為古人仗義疏財，視死如歸，酒量如海，沒心沒肝，其實也未必，很可能大謬不然。」（第6期第124頁）他看穿了這種尋根意向的虛偽，展示了它戀母、戀乳和厭食的本質，唾棄了它的愚昧和怯懦。魯迅在世紀初曾說：「我以為國民倘沒有智，沒有勇，而單靠著一種所謂『氣』，實在是非常危險的。」（《墳?雜憶》）莫言在世紀末再次揭示了這種「氣」的實質：混沌、模糊、無可無不可、無奈、虛無飄渺、說不清、燒心燒胃、發酒瘋、散發……

  然而，真正的精神的尋根，需要智，需要勇，需要反思的心力。上帝也只是一個象徵，自己不努力，上帝幫不了任何人的忙。上帝不是心靈的避難所，而只是人心的一面鏡子。當人心處於混沌中時，上帝本身也就是雲遮霧障。精神的根就是精神自己。莫言隱隱約約看出，世事如煙雲，在一切血淚和苦難、悲痛和屈辱後面，肯定有某種永恆的東西。世俗的歷史變故動搖不了超世俗的根基。但他不知道那是什麼。他看到上官魯氏基於對天主教的信仰的崇高偉大的母性，他看到上官金童的絕望中的皈依，他耳邊響起了「以馬內利」（意為「上帝與我們同在」）和「哈利路亞」（意為「讚美上帝」）的聲音（第6期第139頁）。他的小說在這裡結束，他再也沒有力量去探索「上帝是誰」的問題。

  他只是用自己的小說，給上帝、超驗世界或可能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個「本體論證明」：有苦難，所以有上帝；有此岸的罪惡，所以有彼岸的拯救；有現實的無奈，所以有可能的希望。這一切只是由於必然有一個「我」在承擔、在意識、在質問。當這個「我」被純粹化並從受難中復活，他就是上帝。一個世紀以來民族的血淚史凝聚為一個問題：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嗎？90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為另一個問題：如果有上帝，那麼他是誰？這兩個問題是互證的：只有相信上帝，才會去問他「是誰」；只有知道了他是誰，才會去相信上帝。「相信」需要勇；知道「是誰」則需要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中，既缺乏勇，也缺乏智。缺乏勇，是因為人們過於執著於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節義，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養命，而不敢對超驗的可能世界做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則是因為人們從來不願意把話說完整，而滿足於渾渾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難得糊塗。這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充滿了愚蠢的悖論，卻不但不引起冷靜的反省，反而引以為自豪和光榮，將這些悖論視為神聖和玄奧，而頂禮膜拜，而膝行匍匐，而高臥安枕。莫言的大功勞，就在於驚醒了國人自我感覺良好的迷夢。他把尋根文學再往前引申了一小步，立刻揭開了一個駭人的真理：國民內在的靈魂，特別是男人內在的靈魂中，往往都有一個上官金童，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嬰兒，在渴望著母親的擁抱和安撫，在嚮往著不負責任的「自由」和解脫。他做到了一個「尋根文學家」所可能做到的極限，他是第一個敢於自我否定的尋根文學家。他向當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上的反思機制、真正長大成人、擁有獨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務。

  但他沒有完成、甚至沒有著手去完成這一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