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張煒在《九月寓言》的「代後記」（即「融入野地」）中，專門有幾節討論語言。這幾乎成了90年代純文學的一種定式，不談幾句語言，似乎作品就不夠深刻。所以才出現了《馬橋詞典》這樣乾脆敞開來談一談的壯舉。張煒說：「我總是急於尋覓一種語言。語言對於我從來就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人生之路上遭逢的萬事萬物之所以緘口沉默，主要是失卻了語言。語言是憑證，是根據，是繼續前行的資本。」（第344頁）「我崇拜語言，並將其奉為神聖和神秘之物。」（第346頁）但張煒的說法與韓少功有所不同，他不滿足於「相互隔離的語言」，即個別特殊的、無法溝通的語言，而要求「通行四方的語言」，即普遍共通的語言。河水流淌，大海喧嚷，鳥鳴人呼，這些都不夠。「野地」本身是無語的，「讓人親近、心頭灼熱的故地，我撲入你的懷抱就痴話連篇，說了半晌才發覺你仍是一個默默，真讓人尷尬。」（第344頁）小說中時常出現的那個象徵性的大碾盤，雖然「刻下滔滔話語」，但他「不能將其破譯」，使「我感到了淒涼，更感到了蘊含於天地自然中的強大的激情。可是我們仍然相對無語」，只有「深深的陌生感」（第344—345頁）。這真是張煒寫作《九月寓言》的困惑心情的真實寫照。他大約也感到，光是一個人在那裡滔滔不絕地獨白，到頭來只會更加感到難耐的寂寞。「無語的痛苦難以忍受，它是真實的痛苦。」通行四方的語言不在獨白中，而在對話中。作為一個作家，他不應當把語言當作內心早已準備好的某種觀念的獨斷的演繹，應當撞擊自己心中的語言，用語言撞擊語言，要有一種自我否定、自我深化、自我發現、自我產生的衝動，要有承受痛苦而不露痕跡、不動聲色的剛毅，要有面對死亡仍能妙語連珠的幽默的天才和勇氣。這些都不是通過融入自然、通過「人性的自然鬆弛」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振奮起人的全部心力，自己與自己過不去，自己反思自己，拷問自己，將自己內心隱藏的那個向來戴著沉默的面具的靈魂逼迫出來，哪怕它將會是醜陋不堪的。

  但張煒缺乏這種勇氣，他太沉迷於自己自然天性的誠實美麗，太急於將這種誠實美麗作為自己的旗幟和永久歸宿。他擺脫上述困惑的妙法是展示自己童年的純情本色：「我回想了童年，不是那時的故事，而是那時的愉快心情。令人驚訝的是那種愉悅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那時還來不及掌握太多的俗詞兒，因而反倒能夠與大自然對話；那愉悅是來自交流和溝通，那時的我還未完全從自然母體上剝離開來。」（第345頁）然而，尚未與母體分離的童年，本身也只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棵會移動的樹」，他是以什麼身份「與大自然對話」的呢？顯然不是以主體的身份，而是以自然本身的身份。這種對話不是真正的對話，而是自然本身的獨白，是一個「喃喃自語的世界」（第349頁）。這種與自然的「交流和溝通」，其實是自然本身的獨斷而專制的演繹，在這種演繹中，人消失了，樹誕生了，甚至樹也無所謂「誕生」，它從來就在自然中，「一切都平平淡淡地過下來，像太陽一樣重複自己。」（第348頁）這真是「一旦放逐了自己就樂不思蜀」的大智慧啊！但這與河水流淌、大海喧嚷的沉默真有什麼不同嗎？張煒真能以「一陣欣慰，長舒一口」來慶賀自己「解開了這個謎」（第345頁）嗎？

  當然，還有「勞動」。小孩子不勞動，大人勞動。但在張煒看來，勞動不是使大人成為大人，而是更成為自然的孩子，不是使人「完全從自然的母體上剝離開來」，成為獨立的人去和自然、和他人打交道，而是使人重新返回到自然母體。「我的聲音混同於草響蟲鳴，與原野的喧聲整齊劃一」（第351頁），「尋求的結果卻使我化為了一棵樹」，「有人或許聽懂了樹的歌吟，注目枝葉在風中相摩的聲響，但樹本身卻沒有如此的期待。」這種自然與人渾然一體、主客不分、人樹等同的「勞動」，與動物和植物的求生本能並沒有什麼區別。張煒的最大謬誤，就是把人的勞動和一切活動在根本意義上等同於或描寫為自然本身的流轉過程。他轉了個圈又回到了河水流淌、大海喧嚷的「相互隔離的語言」，或回到了沉默，但他卻自以為終於解開了「通行四方」的共同語言何在這個「謎」。

  然而，張煒的一切深情的自白和感嘆都表明，他真正要尋找的並不是什麼「通行四方」的語言，而正是萬物齊一的沉默。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張煒也說：「你發現尋求同類也並非想像那麼艱苦，所有樸實的、安靜的、純真的，都是同類。它們或他們大可不必操著同一種語言，也不一定要以聲傳情。同類只是大地母親平等照料的孩子，飲用同樣的乳汁，散發著相似的奶腥。」「一種相依相伴的情感驅逐了心理上的不安。我與野地上的一切共存共生，共同經歷和承受。」（第350頁）這才是真心話，而一切有關「語言的神聖」的標舉都是時髦的包裝，冒牌的贗品。不過，即使這些情深意切的真話，也是一說出來便帶上了一層虛假。「永遠不要離開勞動」（第353頁），然而，坐下來寫作算什麼呢？也算一種勞動嗎？作者花了整整五年時間，「藏在了登州海角，默默地做一件事」（第375頁）；但他沒有種出一兜地瓜，他在幹什麼呢？如果這不算勞動，那麼他已有五年脫離了勞動；如果這也是一種勞動，那麼這種勞動就是掌握「俗詞兒」的勞動，是「田野上」的勞動所應當「忘記」的勞動；如果這種勞動僅僅因為它描寫、回憶田野上的勞動而可以稱為勞動，那麼這種勞動也太容易、太輕鬆、太取巧了，任何一個勞動者都可以藉口他能更好地講述勞動而逃避艱苦的田野勞動，那又要作家幹什麼呢？所以才有「知識分子勞動化」一說。

  毫不奇怪，張煒尋求神秘語言的結果，最終是對「世俗的詞兒」的極度蔑視，是對「詞語的奧秘」的自然主義的探求。一個詞的發音究竟是來自對自然聲音（如鳥鳴聲）的模仿還是另有來源，這本來是個語言學上有爭議的問題，但張煒憑他先天的觀念即斷定：他能「將音節和發聲模擬野地上的事物，並同時傳遞出它的內在神采。如小鳥的『啾啾』，不僅擬聲極准，『啾』字竟是讓我神往的秋、秋天秋野」，「我在默默夜色里找准了聲義及它們的切口，等於是按住萬物突突的脈搏」（第350頁），這就給人以「走火入魔」的印象了。我不想認真對待這種毫無語言學意義的任意聯想，我只想指出，張煒的這套「語言學」時裝最終將使他的「世俗詞兒」掃蕩一空，只剩下幾個擬聲詞和「啊」、「哩」、「吔」、「啦」之類的感嘆詞，也就是剩下幾句據說含義無比豐富、但無人能理解的兒語。《九月寓言》中雖未能徹底做到這一點，但其趨勢卻很明顯。那些「爸吔爸吔」、「媽耶媽耶」、「不哩不哩」的叫喚直使讀者對人物的心理幼稚狀態擔心不已，不知這些長不大的幼兒（「娃們」）怎能適應現代的生活和交往。這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無語的世界，它找得回來嗎？張煒對自己童年的這種自戀及其一廂情願的本體論化、擴大化、普及化，就不怕給現代人留下笑柄嗎？

  語言的本質總是「世俗」的，即便是《聖經》上的話，在當時也是一些世俗的話。拋棄「世俗的詞兒」，便只剩下神諭和鬼話，或是剩下失語、兒語和啞語。中國幾千年傳統中的知行之辨、言意之辨，不僅是要貶低世俗語言，而且是要貶低語言本身（參看拙文：《論中國哲學中的反語言學傾向》，載《中州學刊》1992年第2期）。「五四」以來白話文對文言文的勝利，正是「世俗語言」的勝利（雖然文言也是古時的世俗語言，但現在已經不那麼「世俗」了），因而也是語言學精神本身的勝利，即語言學精神戰勝了過時的倫理學精神。世俗的語言在今天變得惡俗了，那不是「詞兒」的錯，而是使用這些「詞兒」的人的錯。因此我們目前的任務不是拋棄「詞兒」，回到一味妙悟和不言，而是對這些詞兒進行細緻的打磨，重新加以純粹的定義，規定其明確的關係，以創立一套新的語言規範體系。一切對「詞兒」任意胡來和痞里痞氣的態度都應當清除，這比給每個詞兒「指認實物」（第347頁），即還原為實物、單憑實物去體會那「難以言傳的歡愉」（第345頁）、沉入「口不能語、手不能書」的「忘情」狀態（第347頁），要艱難得多，也實際得多。正如維根斯坦所說的：一個詞的意義其實並不在於它的指稱，而在於它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