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03 18:49:10 作者: 鄧曉芒

  當然,說張煒這本書完全是主題先行,似乎也有些冤枉。他自己自述他是「憑直感奔向了土地」(第349頁),「從具體走向了抽象」(第346頁)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海邊林子和小村里度過的,他憑記憶寫作。然而,當一個人對待生活的觀念出了問題時,再牢固的記憶也會出錯。特別是二十多年後林子和小村「什麼都沒有了」(第371頁)時,他更可以憑一點記憶的影子進行編造了。張煒在《九月寓言》中也寫到了一些具體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他寫這些人物時,你總會感到好像隔了一層,感覺總是模模糊糊,不太準確的樣子。如寫小村青年們的領頭人趕鸚,我們除了知道她遠近聞名的俊,辮子長,腿長,像小馬駒一樣精力充沛,每晚率領年輕人在野地里瘋跑之外,對她的內在的方面就不甚了了。她和家人說話,動不動就來一段「數來寶」似乎也有些不近情理,不知她是調侃呢,炫耀呢,還是真有點傻氣;至於她「數來寶」究竟「數」的什麼內容,小說里在十幾次提到時卻都忽略不談,似乎作者不耐煩描寫這些細節。寫禿頂工程師,跟鄉巴佬說話也那麼文縐縐的,時不時還夾上兩句英語,居然能讓趕鸚的父親「紅小兵」(一個沒有交代的奇怪的外號)對他著迷,不斷地請他喝酒鬥嘴拉呱兒,特不可信。工程師的四川籍老婆看來是個家庭婦女,作者卻讓她對丈夫說出「請讓我自己哭」這種生硬硌牙的語言來(第324頁)。他們的兒子挺芳更是一個影子,除了他孱弱無能,追求肥,挨過小村人的揍之外,他究竟是幹什麼的?上不上學,平時在哪裡?這些都不知道。又如寫龍眼少白頭,在他母親喝農藥未死的奇蹟發生後,作者逼迫這個農村孩子「像受到什麼啟示一樣」順口編出了一句書生氣十足的「歌兒」:「媽媽活了,我無比歡欣!」(第133頁)還讓所有的小村青年在去工區偷雞時跟著他嚎唱「我無比歡欣!歡欣!」(第140頁)真令人作嘔。這句歌詞在小說里反覆出現,顯然具有某種象徵意義,但我們在其中看不到半點「山野精神」或「民間精神」,倒像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在參加過「社會實踐」後用幾個書面詞彙拼湊出來發表在學校小報上的一句歪詩。龍眼最後在礦井裡被砸死,死前意識到自己掏空了小村的基礎,是「有罪的孩兒」(第338頁),明顯的是用作者自己的觀念加在了這個農村孩子頭上。

  一般說來,張煒並不缺乏對農村和「野地」的知識(也許他隨身帶個小本子,時時記下各種東西?),但他既缺少韓少功的體驗,也缺乏莫言那樣的想像力。儘管他自小生長在農村,但當他作為一個作家來描寫這個農村時,他顯得只是生活的一個旁觀者,帶著自己頭腦里的觀念去羅列些走馬觀花、道聽途說的事實。他不屑於也不耐煩去展示生活的真正的原生態,這從他的人物對話中可以看出來。他熟悉農民的詞彙、用語,但他寫不出地道的農民的對話來。每當對話的場合,他總是急促地跳過去,草率地交代一下。他更習慣於獨白,而這些內心獨白總是過多地帶上了知識分子的抽象觀念;每當他要編出一句順口溜什麼的,就顯得特別笨拙,如他讓大腳肥肩說出的俗語:「男人是個柱,抽開沒法兒住。」(第226頁)農村里比這更好、更生動更形象的俗語太多了,但張煒自己壓根兒沒有真正「融入野地」,所以他編不出來,他書生味太濃了。

  《九月寓言》中也有寫得比較生動的人物,例如那個游離於小村之外的露筋和他的瞎子老婆(閃婆)。這是一個集中了張煒的觀念矛盾的人物。張煒的「野地」概念本來是和「勞動」概念分不開的,「土地與人之間用勞動溝通起來」,「我懷著趕赴盛宴的心情投入了勞動。我想將自己融入其間」(第345頁),「我在那個清晨叮嚀自己:永遠不要離開勞動」(第353頁)。勞動是張煒把野地與傳統道德觀念聯結起來的紐帶,憑了它,張煒才得以正氣凜然並和山野痞子劃清界限。但對勞動的這種純情的吹捧在露筋身上就統統失效了。據說這露筋「從來沒做過一點田裡的事情,極為蔑視勞動」,他成天遊手好閒、不務正業。19歲那年被父親趕出家門,湊巧又是個遍地「吃物」的九月,他遇到了美麗的盲女,便把她搶來做了媳婦,但雙方的親屬都不承認他們這樁婚姻。他們只好在大地上流浪,偷莊稼地里的糧食藏起來過冬,躲在河邊上的洞裡藏身。多少年後,露筋的父親死了,他們才回到小村,生下個兒子歡業,但仍然懷念那無拘無束的流浪生涯:

  露筋躺在炕上,回想著田野里奔騰流暢的夫妻生活,覺得那是他一生里最幸福的時光。有誰將一輩子最甜蜜的日月交給無邊無際的田野?那時早晨在鋪著白砂的溝壑里醒來,說不定夜晚在黑蒼蒼的柳樹林子裡過。日月星辰見過他們幸福交歡,樹木生靈目睹他們親親熱熱。泥土的腥氣給了兩個肉體勃勃生機。他們在山坡上摟抱滾動,一直滾到河岸,又落進堤下的茅草里。雷聲隆隆,他們並不躲閃,在瓢潑大雨中東跑西顛,哈哈大笑……(第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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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真正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會明顯感到這段浪漫描寫的虛假。在農村,一個人糊自己那張口尚且不易,拖上個瞎子老婆流浪,真能那麼逍遙自在嗎?若如此,小村人恐怕個個都要湧上那「無邊無際的田野」,去吃天上掉下來的好餡餅了。張煒還設想有「更老一點的護秋人」在他們不勞而獲地偷竊人家的勞動成果時為他們感嘆和辯護:「別驚動他們,他們是在成親哩。」(第81頁)頗有西方人道主義者和動物保護主義者的情懷,簡直令人懷疑張煒有沒有好好在農村「勞動」過。我忍不住要問問張煒:你說的要「融入野地」,究竟是融入小村那個老實、古樸、本分、靠自己的勞動實實在在地過日子的「野地」呢,還是露筋那個風餐飲露、雞鳴狗盜、無拘無束的「野地」?

  當然,張煒一點也不想觸犯傳統道德,他那樣熱烈地讚美了這個道德的溫情的一面,乃至於殘酷的、毀滅人、把人變成植物的一面;但他內心裡又有一種衝動,本能告訴他這種道德畢竟是戕害人性的,他總暗中渴望有個機會能徹底浪漫一下。這就是露筋這個形象的意義。他被評價為小村「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一個流浪漢,一個懶惰的天才」(第83頁),他的自然無羈的痞(在農民眼中,這種人是地道的痞子)與小村人的純情形成了一個「儒道互補」的天然結構。不過,作者為了防止所有的人真的向他學痞,便把露筋限定為一個不可模仿的「天才」,一個特例。「不知有多少人想做這樣的懶人,結果白費力氣。因為正像任何天才一樣,懶漢也是天生的。」(第74頁)其實在現代社會中,設想出這樣一個脫離社會、單靠自然界生活的懶人才需要一種狂想的天才。如果說這種天才誕生在兩千年前(如莊子)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今天,這種想像一定表明作者頭腦里某個地方出了毛病。韓少功筆下的馬鳴就已經疑點叢生,張煒的露筋更是不可思議。這些形象都是當代尋根文學不可避免地要製造出來並加以美化和「魔幻化」的精神作料。

  如果說小說中還有一個人勉強可以算得上是主要人物的話,那就是肥。這並不是說肥在小說里有多少動作,恰好相反,她從頭至尾雖不時地出現,但她的特點恰好是無所動作(除了最後那個驚世駭俗的動作)。她唯一的動作是一個人「跑啊跑啊」,她耿耿於懷的念頭是「往哪裡跑啊?哪是東,哪是西,哪是瓜田,哪是熱乎乎的家?跑啊跑啊,最後連自己的村莊也摸不著了,到底是什麼在催趕著這兩條腿,到底要跑向哪裡啊?」(第31頁)一個又一個小伙子向她求愛:挺芳、憨人、龍眼。均被她一一拒絕。「我不哩我不哩」成了她的口頭禪。她不斷地否定,逃離既定的生活,逃離周圍的人群,逃離死去爹媽的鬼魂;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逃向何方。她一度委身於龍眼,但那也不是她真正的歸宿。「這個讓人垂涎的姑娘啊,你心裡藏下了什麼秘密?你屬於誰?你也是個土裡刨食的人嗎?」(第203頁)這也是作者的困惑。作者這回是憑直覺感到,小村里,乃至任何一個荒涼偏僻的村子裡,都應當有一股「跑啊跑啊」的內在衝動,一種不安分的欲望,否則就太沉悶了,太令人絕望了。肥是小村的光明、一絲希望,但作者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他不能感覺得更深了。

  但他畢竟感受到了。小村的一切生命的喧譁和枯萎,一切無望的掙扎,失敗的反抗,苟且的陶醉,數著日子的苦熬,後面都有一股不聲不響,但終有一天要使得小村天翻地覆的暗流。一代又一代,這股暗流有時冒一下頭,旋即又消失在地層;但它總在那裡悄悄地翻湧著,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湧出地層。這就是肥心中的「秘密」,也是肥所代表的小村人或「野地」的真正秘密。這股子衝動使小村的每個人幾乎都在「跑」著:趕鸚領頭跑,露筋撒腿跑,歡業繼續跑,金祥被催逼著跑,老鱉(獨眼老人)跑了一輩子,說:「要知道人這一輩子總要找個什麼啊!」(第250頁)正是這個「什麼」,而不是「瓜干」,使小村的生活生動、起伏、跌宕,使奇蹟隨時可能發生,「魔幻」有所依附。然而,所有的人跑到後來都不跑了,歸窩了;唯有肥,她不怕「天譴」,一直在跑,最後終於跑了出去。「我要扔下這空蕩蕩的小屋走了,我真有一天要走了。」(第294頁)她舍下了小村和野地里的一切,舍下了小村人和張煒所珍視所崇敬的一切,她執意要看看還有沒有另一種生活(如果不是更好的生活的話)。張煒有什麼根據、特別是有什麼權力判決道:「我這本書中的女孩子們生活得不可能再好了,她們就是那個命」(第369頁)?肥就是張煒的對頭,張煒的心病。張煒和肥的死去的父母一起在喊:「肥呀你快扳住地上的樹、玉米秸、紫穗槐棵子,扳住了它就縛不去你了。你扯一把地瓜蔓兒抽打它的腿爪,拔斷爪上的倒勾刺,快呀,我幫不上你了。」(第336頁)但終於無濟於事,那個「什麼」把肥抓走了,引走了。「我們逃出來了,我們去找自己的生活。」(第339頁)肥跟著小村人的受害者、工程師的兒子挺芳乘車遠走高飛了,這挺芳差點死在小村人那由瓜干燒出來的嗜血的殘忍之下,是肥將他救了出來。他的母親曾教導他:「只要真的愛上了,就永不反悔。」(第30頁)他是肥見過的唯一懂得溫情的人。肥要追求的是真正的愛,不是由瓜干燒出來的「愛」(這種愛與殘忍、與恨沒有什麼區別),而是心的奉獻,是對人的尊重。也許她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但她憑直覺感到了,更重要的是,她在朦朧而盲目的追求中逐漸覺出了,那原先被自己,也就是被小村傳統堅決拒絕的男人,正是「我的男人」,於是毅然做了出來,跟著他跑了!

  當然,正如小村的大姑娘小媳婦們議論的那樣,肥找個工區人,不一定有好結果。易卜生的娜拉出走,還有個「走後怎樣」的問題呢。但肥畢竟走出來了,這是一次觀念的革命。它的衝擊是巨大的,是對「山野精神」的否定;或更準確地說,是這個「山野精神」自身的自我否定。如果要說「時代精神」的話,這才是真正的時代精神。張煒對「時代精神」的理解是膚淺的,他說:「每個時代都有個集體的精神和原則。……寫單個女人的遭遇、故事,無非就是為了接近一個時代的總體態度,即平常所說的『時代精神』。」(第369頁)由這種角度出發,他斷言:「依我看時代精神就是土地精神。」(第374頁)。這一定義未加任何限定,顯然是不對的。我寧可相信它是失言。張煒的真正意思可能是: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捍衛土地(山野)的精神,因為他在前兩句談到「我們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被金錢毀滅的歷史」。不過,他好像對自己的判定也缺乏自信,他說:「我不信一個當代人能夠準確地抓住這個精神……誰能準確地指認自己的時代,像後代人評說過往歲月那樣公正客觀,事情也就簡單多了。」(同上)我不知道他有一天是否會提議舉行一次「全民公決」來發現「一個時代的總體態度」,但可以肯定,如果投票,魯迅和顧准這些人在他們的時代第一輪就會被淘汰出局,正如肥遭到小村人一致的譴責一樣。

  所以,儘管我們今天仍然要捍衛土地,因為我們今天絕大部分生活還離不開土地,背叛土地也就意味著自殺;但我仍然認為,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不是守著土地,而是千千萬萬的人擺脫土地的束縛,向城市、向大海、向天空尋求更廣闊的生路,甚至就連對土地的捍衛,也只有走上這條開闊的生路才能做得到。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就淨化自己、保衛自己、平衡自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她像一個年老的母親,不但不能放心依靠,而且還要細心照料了。沒有這樣一種視野,張煒的一切道德理想都不過是紙紮的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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