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然，說張煒這本書完全是主題先行，似乎也有些冤枉。他自己自述他是「憑直感奔向了土地」（第349頁），「從具體走向了抽象」（第346頁）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海邊林子和小村里度過的，他憑記憶寫作。然而，當一個人對待生活的觀念出了問題時，再牢固的記憶也會出錯。特別是二十多年後林子和小村「什麼都沒有了」（第371頁）時，他更可以憑一點記憶的影子進行編造了。張煒在《九月寓言》中也寫到了一些具體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他寫這些人物時，你總會感到好像隔了一層，感覺總是模模糊糊，不太準確的樣子。如寫小村青年們的領頭人趕鸚，我們除了知道她遠近聞名的俊，辮子長，腿長，像小馬駒一樣精力充沛，每晚率領年輕人在野地里瘋跑之外，對她的內在的方面就不甚了了。她和家人說話，動不動就來一段「數來寶」似乎也有些不近情理，不知她是調侃呢，炫耀呢，還是真有點傻氣；至於她「數來寶」究竟「數」的什麼內容，小說里在十幾次提到時卻都忽略不談，似乎作者不耐煩描寫這些細節。寫禿頂工程師，跟鄉巴佬說話也那麼文縐縐的，時不時還夾上兩句英語，居然能讓趕鸚的父親「紅小兵」（一個沒有交代的奇怪的外號）對他著迷，不斷地請他喝酒鬥嘴拉呱兒，特不可信。工程師的四川籍老婆看來是個家庭婦女，作者卻讓她對丈夫說出「請讓我自己哭」這種生硬硌牙的語言來（第324頁）。他們的兒子挺芳更是一個影子，除了他孱弱無能，追求肥，挨過小村人的揍之外，他究竟是幹什麼的？上不上學，平時在哪裡？這些都不知道。又如寫龍眼少白頭，在他母親喝農藥未死的奇蹟發生後，作者逼迫這個農村孩子「像受到什麼啟示一樣」順口編出了一句書生氣十足的「歌兒」：「媽媽活了，我無比歡欣！」（第133頁）還讓所有的小村青年在去工區偷雞時跟著他嚎唱「我無比歡欣！歡欣！」（第140頁）真令人作嘔。這句歌詞在小說里反覆出現，顯然具有某種象徵意義，但我們在其中看不到半點「山野精神」或「民間精神」，倒像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在參加過「社會實踐」後用幾個書面詞彙拼湊出來發表在學校小報上的一句歪詩。龍眼最後在礦井裡被砸死，死前意識到自己掏空了小村的基礎，是「有罪的孩兒」（第338頁），明顯的是用作者自己的觀念加在了這個農村孩子頭上。

  一般說來，張煒並不缺乏對農村和「野地」的知識（也許他隨身帶個小本子，時時記下各種東西？），但他既缺少韓少功的體驗，也缺乏莫言那樣的想像力。儘管他自小生長在農村，但當他作為一個作家來描寫這個農村時，他顯得只是生活的一個旁觀者，帶著自己頭腦里的觀念去羅列些走馬觀花、道聽途說的事實。他不屑於也不耐煩去展示生活的真正的原生態，這從他的人物對話中可以看出來。他熟悉農民的詞彙、用語，但他寫不出地道的農民的對話來。每當對話的場合，他總是急促地跳過去，草率地交代一下。他更習慣於獨白，而這些內心獨白總是過多地帶上了知識分子的抽象觀念；每當他要編出一句順口溜什麼的，就顯得特別笨拙，如他讓大腳肥肩說出的俗語：「男人是個柱，抽開沒法兒住。」（第226頁）農村里比這更好、更生動更形象的俗語太多了，但張煒自己壓根兒沒有真正「融入野地」，所以他編不出來，他書生味太濃了。

  《九月寓言》中也有寫得比較生動的人物，例如那個游離於小村之外的露筋和他的瞎子老婆（閃婆）。這是一個集中了張煒的觀念矛盾的人物。張煒的「野地」概念本來是和「勞動」概念分不開的，「土地與人之間用勞動溝通起來」，「我懷著趕赴盛宴的心情投入了勞動。我想將自己融入其間」（第345頁），「我在那個清晨叮嚀自己：永遠不要離開勞動」（第353頁）。勞動是張煒把野地與傳統道德觀念聯結起來的紐帶，憑了它，張煒才得以正氣凜然並和山野痞子劃清界限。但對勞動的這種純情的吹捧在露筋身上就統統失效了。據說這露筋「從來沒做過一點田裡的事情，極為蔑視勞動」，他成天遊手好閒、不務正業。19歲那年被父親趕出家門，湊巧又是個遍地「吃物」的九月，他遇到了美麗的盲女，便把她搶來做了媳婦，但雙方的親屬都不承認他們這樁婚姻。他們只好在大地上流浪，偷莊稼地里的糧食藏起來過冬，躲在河邊上的洞裡藏身。多少年後，露筋的父親死了，他們才回到小村，生下個兒子歡業，但仍然懷念那無拘無束的流浪生涯：

  露筋躺在炕上，回想著田野里奔騰流暢的夫妻生活，覺得那是他一生里最幸福的時光。有誰將一輩子最甜蜜的日月交給無邊無際的田野？那時早晨在鋪著白砂的溝壑里醒來，說不定夜晚在黑蒼蒼的柳樹林子裡過。日月星辰見過他們幸福交歡，樹木生靈目睹他們親親熱熱。泥土的腥氣給了兩個肉體勃勃生機。他們在山坡上摟抱滾動，一直滾到河岸，又落進堤下的茅草里。雷聲隆隆，他們並不躲閃，在瓢潑大雨中東跑西顛，哈哈大笑……（第87頁）

  每個真正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會明顯感到這段浪漫描寫的虛假。在農村，一個人糊自己那張口尚且不易，拖上個瞎子老婆流浪，真能那麼逍遙自在嗎？若如此，小村人恐怕個個都要湧上那「無邊無際的田野」，去吃天上掉下來的好餡餅了。張煒還設想有「更老一點的護秋人」在他們不勞而獲地偷竊人家的勞動成果時為他們感嘆和辯護：「別驚動他們，他們是在成親哩。」（第81頁）頗有西方人道主義者和動物保護主義者的情懷，簡直令人懷疑張煒有沒有好好在農村「勞動」過。我忍不住要問問張煒：你說的要「融入野地」，究竟是融入小村那個老實、古樸、本分、靠自己的勞動實實在在地過日子的「野地」呢，還是露筋那個風餐飲露、雞鳴狗盜、無拘無束的「野地」？

  

  當然，張煒一點也不想觸犯傳統道德，他那樣熱烈地讚美了這個道德的溫情的一面，乃至於殘酷的、毀滅人、把人變成植物的一面；但他內心裡又有一種衝動，本能告訴他這種道德畢竟是戕害人性的，他總暗中渴望有個機會能徹底浪漫一下。這就是露筋這個形象的意義。他被評價為小村「有史以來最優秀的一個流浪漢，一個懶惰的天才」（第83頁），他的自然無羈的痞（在農民眼中，這種人是地道的痞子）與小村人的純情形成了一個「儒道互補」的天然結構。不過，作者為了防止所有的人真的向他學痞，便把露筋限定為一個不可模仿的「天才」，一個特例。「不知有多少人想做這樣的懶人，結果白費力氣。因為正像任何天才一樣，懶漢也是天生的。」（第74頁）其實在現代社會中，設想出這樣一個脫離社會、單靠自然界生活的懶人才需要一種狂想的天才。如果說這種天才誕生在兩千年前（如莊子）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今天，這種想像一定表明作者頭腦里某個地方出了毛病。韓少功筆下的馬鳴就已經疑點叢生，張煒的露筋更是不可思議。這些形象都是當代尋根文學不可避免地要製造出來並加以美化和「魔幻化」的精神作料。

  如果說小說中還有一個人勉強可以算得上是主要人物的話，那就是肥。這並不是說肥在小說里有多少動作，恰好相反，她從頭至尾雖不時地出現，但她的特點恰好是無所動作（除了最後那個驚世駭俗的動作）。她唯一的動作是一個人「跑啊跑啊」，她耿耿於懷的念頭是「往哪裡跑啊？哪是東，哪是西，哪是瓜田，哪是熱乎乎的家？跑啊跑啊，最後連自己的村莊也摸不著了，到底是什麼在催趕著這兩條腿，到底要跑向哪裡啊？」（第31頁）一個又一個小伙子向她求愛：挺芳、憨人、龍眼。均被她一一拒絕。「我不哩我不哩」成了她的口頭禪。她不斷地否定，逃離既定的生活，逃離周圍的人群，逃離死去爹媽的鬼魂；但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能逃向何方。她一度委身於龍眼，但那也不是她真正的歸宿。「這個讓人垂涎的姑娘啊，你心裡藏下了什麼秘密？你屬於誰？你也是個土裡刨食的人嗎？」（第203頁）這也是作者的困惑。作者這回是憑直覺感到，小村里，乃至任何一個荒涼偏僻的村子裡，都應當有一股「跑啊跑啊」的內在衝動，一種不安分的欲望，否則就太沉悶了，太令人絕望了。肥是小村的光明、一絲希望，但作者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他不能感覺得更深了。

  但他畢竟感受到了。小村的一切生命的喧譁和枯萎，一切無望的掙扎，失敗的反抗，苟且的陶醉，數著日子的苦熬，後面都有一股不聲不響，但終有一天要使得小村天翻地覆的暗流。一代又一代，這股暗流有時冒一下頭，旋即又消失在地層；但它總在那裡悄悄地翻湧著，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湧出地層。這就是肥心中的「秘密」，也是肥所代表的小村人或「野地」的真正秘密。這股子衝動使小村的每個人幾乎都在「跑」著：趕鸚領頭跑，露筋撒腿跑，歡業繼續跑，金祥被催逼著跑，老鱉（獨眼老人）跑了一輩子，說：「要知道人這一輩子總要找個什麼啊！」（第250頁）正是這個「什麼」，而不是「瓜干」，使小村的生活生動、起伏、跌宕，使奇蹟隨時可能發生，「魔幻」有所依附。然而，所有的人跑到後來都不跑了，歸窩了；唯有肥，她不怕「天譴」，一直在跑，最後終於跑了出去。「我要扔下這空蕩蕩的小屋走了，我真有一天要走了。」（第294頁）她舍下了小村和野地里的一切，舍下了小村人和張煒所珍視所崇敬的一切，她執意要看看還有沒有另一種生活（如果不是更好的生活的話）。張煒有什麼根據、特別是有什麼權力判決道：「我這本書中的女孩子們生活得不可能再好了，她們就是那個命」（第369頁）？肥就是張煒的對頭，張煒的心病。張煒和肥的死去的父母一起在喊：「肥呀你快扳住地上的樹、玉米秸、紫穗槐棵子，扳住了它就縛不去你了。你扯一把地瓜蔓兒抽打它的腿爪，拔斷爪上的倒勾刺，快呀，我幫不上你了。」（第336頁）但終於無濟於事，那個「什麼」把肥抓走了，引走了。「我們逃出來了，我們去找自己的生活。」（第339頁）肥跟著小村人的受害者、工程師的兒子挺芳乘車遠走高飛了，這挺芳差點死在小村人那由瓜干燒出來的嗜血的殘忍之下，是肥將他救了出來。他的母親曾教導他：「只要真的愛上了，就永不反悔。」（第30頁）他是肥見過的唯一懂得溫情的人。肥要追求的是真正的愛，不是由瓜干燒出來的「愛」（這種愛與殘忍、與恨沒有什麼區別），而是心的奉獻，是對人的尊重。也許她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但她憑直覺感到了，更重要的是，她在朦朧而盲目的追求中逐漸覺出了，那原先被自己，也就是被小村傳統堅決拒絕的男人，正是「我的男人」，於是毅然做了出來，跟著他跑了！

  當然，正如小村的大姑娘小媳婦們議論的那樣，肥找個工區人，不一定有好結果。易卜生的娜拉出走，還有個「走後怎樣」的問題呢。但肥畢竟走出來了，這是一次觀念的革命。它的衝擊是巨大的，是對「山野精神」的否定；或更準確地說，是這個「山野精神」自身的自我否定。如果要說「時代精神」的話，這才是真正的時代精神。張煒對「時代精神」的理解是膚淺的，他說：「每個時代都有個集體的精神和原則。……寫單個女人的遭遇、故事，無非就是為了接近一個時代的總體態度，即平常所說的『時代精神』。」（第369頁）由這種角度出發，他斷言：「依我看時代精神就是土地精神。」（第374頁）。這一定義未加任何限定，顯然是不對的。我寧可相信它是失言。張煒的真正意思可能是：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捍衛土地（山野）的精神，因為他在前兩句談到「我們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被金錢毀滅的歷史」。不過，他好像對自己的判定也缺乏自信，他說：「我不信一個當代人能夠準確地抓住這個精神……誰能準確地指認自己的時代，像後代人評說過往歲月那樣公正客觀，事情也就簡單多了。」（同上）我不知道他有一天是否會提議舉行一次「全民公決」來發現「一個時代的總體態度」，但可以肯定，如果投票，魯迅和顧准這些人在他們的時代第一輪就會被淘汰出局，正如肥遭到小村人一致的譴責一樣。

  所以，儘管我們今天仍然要捍衛土地，因為我們今天絕大部分生活還離不開土地，背叛土地也就意味著自殺；但我仍然認為，我們時代的時代精神不是守著土地，而是千千萬萬的人擺脫土地的束縛，向城市、向大海、向天空尋求更廣闊的生路，甚至就連對土地的捍衛，也只有走上這條開闊的生路才能做得到。土地本身自然而然就淨化自己、保衛自己、平衡自己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她像一個年老的母親，不但不能放心依靠，而且還要細心照料了。沒有這樣一種視野，張煒的一切道德理想都不過是紙紮的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