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顧城說：「我真像拜神一樣的愛她。」（第34頁）當她跟著別人跑了的時候，他罵起來、哭起來：「吃我的鳥兒，搶我的魚和我的姑娘家……你們偷了我神殿裡的東西，我的神殿呀。」（第24頁）可是，這樣一種神聖感、崇拜感並沒有導致西方人的那種騎士精神，而是導致某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即導致想自己來品嘗禁果、占有她並享用她的情慾衝動：「這是一個甜美的果子，一個女孩兒。」（第64頁）這種中國式的神聖感並不是在自己的偶像面前的自律，而只是意味著不容許旁人來插手和染指我的東西、「我的寶貝」。就是說，這種神聖感只不過是一種潔癖，一種要小心地保持和維護對象的清純、乾淨、潔白無瑕（以「留著我在世界上用」）的狂熱。「女孩被碰了，我的心就會發抖，因為那是我的心」，「我夢想著潔淨，想讓她殺死我，除了我心裡的一個地方，其他願望都是不潔的」（第98頁）。他希望和英兒一起葬在「花朵一樣的墳墓」里以「保持清潔的樣子」（第112頁），那時，「我們都會變得乾乾淨淨的」（第204頁）；他最不能原諒的是「她拿了我的心，到污穢的地方去了」（第100頁）；但他所能做的或他唯一想到要做的，不是去找那個「老頭子」算帳，去維護女孩子和自己的榮譽，而僅僅是「你把我摔碎吧，你不要把我的女孩子破壞，你把我破壞吧」（第26頁），這本身就是小女人的口氣。

  因此不難理解，顧城為什麼對「姑娘家」、「女兒」和「女兒性」如此情有獨鍾了（據說他曾專門做過以「女兒性」為題的講演）。他不用「姑娘」而用「姑娘家」，不說「女子」、「女人」而說「女兒」，是特別看重女孩子在出嫁前（在「家」里、當父母的「兒」）的玉潔冰清，所謂「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紅樓夢》第二十回）。所以正如賈寶玉對林黛玉的愛一樣，顧城對英兒的愛也總是和「憐」字連在一起的，是一種「愛憐」（第39頁。韓少功也注意到這是中國人對「美麗」或「可愛」的通常的說法，見《馬橋詞典》「憐相」條）；女孩子自己也往往渴望把自己置於這種被人疼愛的地位，所以，她們總是找藉口哭哭啼啼，嗲聲嗲氣，矯揉造作。「也許是因為和英兒在一起，心裡有一種凶凶的感覺，她喜歡這種感覺，喜歡有點暴力，這樣她更像女孩子。」（第34頁）正如賈寶玉對林黛玉一見鍾情時黛玉給他的第一印象是「顰顰」，同樣，英兒在初次見面時「打動我的就是她那種孤兒似的神情」（第235頁）。他欣賞的是她在談論性的事情時「神色單純而天真，簡直就像小女孩一樣」（第144頁），儘管明知她是裝出來的，還是不能不為之動心。他在做愛時欣賞她「白色的內衣，小身體豐潤細緻，到處都充滿女孩子的情趣」（第46頁），「我知道這是從小最深處的願望」（第48頁）。換言之，在他看來，保持著兒童式的純真幻想的愛情就是最理想、最聖潔的愛情，它的特點是，男孩女孩都要小，女的要有「東方女孩子式的小身體」（第46頁），「小小的裙子」（第56頁），「小小的乳房」（第57頁），「她們是上天無塵的花朵」（第249頁）；男孩子呢，必須是顧城那樣脆弱、敏感、孩子氣的小王子和童話詩人。「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會，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不做詩人，也不做學者，甚至不想為一個男人；所有的生長、發育都使他感到恐懼。……他一直反抗著他的性別，他的欲望，所要求他做的一切，他不僅是反社會的，而且是反自然的……他無法表達他的愛，因為他愛的女孩不能去愛一個男人；他也無法繼續他的愛，因為這種愛使他成為一個父親。」（第248—249頁）他與其說是努力使自己女性化，不如說是努力使自己兒童化、女孩化，他終生所求的是「像女孩那樣去生活、相愛」（第249頁）。

  因此，顧城和英兒的關係，在他們的想像中是如此純潔、幼稚，既缺乏男性的激越，也缺乏女性的深沉，唯一地只剩下一股純「姑娘家」的閨閣之氣。英兒是「生來厭惡那些自負的男子或筋肉縱橫的大力士」（第62頁）；顧城則「不太希望她把我當男人去愛」（第98頁），因為他自己就不想做男人。他在誕生時就生錯了，他唯一嚮往的是「好女孩和好女孩在一起」，以至於他乾脆直截了當地說：「我不是愛，我是在夢想一個女兒世界，我的愛是微不足道的。」（第98頁）的確，他沒有半點男人味，而是像女人一樣虛榮、懦弱、嫉恨。他對跟一個「老頭」跑了的英兒懷恨在心，但說出來卻好似兩個女中學生在吵架鬥嘴一般可笑，小里小氣。如英兒出走後，雷米問他英兒怎麼害你了，他回答說英兒曾約他回海島碰面，實際上自己並沒回去，而是讓那「有點武功」的老頭回島上轉了一圈，還「說我的壞話，我根本沒招她」；雷米說這不算害你，顧城說：「還沒害我？」「我那會兒要是飛回島上，撞上老頭有什麼好事？她還挺會給我們湊對兒的。差點兒。」（第232頁）就是說，差點兒挨了情敵一頓好揍。他說出這種話來一點都不感到屈辱和難為情，不是生就的窩囊廢嗎？難怪英兒時常抱怨他：「就知道脫姑娘家衣服，什麼也不會。」（第40頁）小男孩只敢欺負小女孩，一遇到外部世界，就躲得沒影了。

  不過，顧城雖然在對待外部世界時表現出典型的孱頭，但在對待他掌中的「寶貝」——女孩兒上卻是那樣不由分說的霸道。在兩個人直接面對面的時候，他便直接地去脫他的「寶貝」的衣服，毫無半點神聖感。因為在他眼裡，對方不過是一個清澈見底的女孩子，「她的輕巧給了我一种放肆的可能，一種男性的力量的炫耀。」（第38頁）我們從這裡可以窺見那些在正式的戀愛上百無一能、一敗塗地，卻迷戀於玩弄雛妓、猥褻幼女的變態男人的心理奧秘。實際上，英兒就是一個專供他玩弄的雛妓，他們之間沒有、也不需要任何精神上的交流。一個是只知道「我的心」、「自己的心」的自我中心主義者，一個是虛榮、做作、自欺欺人的風流女子，她讀過顧城的詩，可以想見她讀這些詩也像她讀《紅樓夢》一樣「隨便一翻就哭」（第220頁）。她知道像顧城那樣的男孩子需要什麼樣的女孩子。她口口聲聲要去當「青樓女子」（第125頁），還說「其實當妓女挺好的，自由自在沒人管著」（第226頁），這既是一種誘惑，也表明她深知她與顧城的關係實際上與「紅燈區」沒有什麼兩樣（第146頁）。但她只在口頭上、在幻想中生活，具有北京人那種「侃」的全套本領，卻沒有下過鄉、吃過苦，她根本沒有顧城那種實幹精神，不屑干去理解顧城到底想幹什麼。她就像某些發情期的雌鳥，站在一旁觀看雄鳥忙碌地築窩，她自己腦子裡轉的卻全都是世俗的念頭：衣服、名聲、錢等，是一個很俗氣的女孩，當然也並不壞，是那種會寫散文的「小女人」。

  這就造成了顧城和英兒之間一開始就有的某種裂隙以及英兒最後的出走。實際上，當英兒滿腦子美麗的幻想，從塵土飛揚的北京飛到南太平洋的激流島來和她心目中的童話王子會面時，很是失望（第243頁），也「很驚訝」（第226頁）。生活中的顧城「大異於她的想像」（第220頁），那麼窮，那麼累，簡直是在飢餓線上掙扎。更難忍受的恐怕還是精神上的隔膜，顧城「沒想到她那麼喜歡錢和體面。這在她情真意切又飄渺的信里是從來沒有提到的」（第226頁）。其實她又從顧城那詩一般的信中讀到過多少真實呢？僅僅是為了好歹將自己幾年來的理想賦予一個現實的形式，他們同居了。他們試圖在赤裸裸的肉體關係中開始重建某種精神聯繫，但這種精神聯繫是膚淺的、靠不住的。顧城洋洋自得地說：「我們創造的那種生活、談笑、相互的戲謔，對我的嘲笑，各種妙語的連珠，是一種永遠不可替代的和諧的趣味。」但其實它並未深入雙方的靈魂，使他們從根本上融為一體。因此他時刻提心弔膽，認為「她的身體卻是盲目而脆弱的，像是一個籃子誰都能把它提走」（第39頁），因而要對這個身體加以「守護」（第40頁）。人的身體當然不是「籃子」，它是受靈魂支配的。顧城所擔心的其實並不是她的「盲目的身體」，而是她那陌生的靈魂。然而，他並沒有做任何努力去消除這種陌生性。他一開始就明知英兒在矯揉造作，「她在最愛的時候都做出依戀、做作，和想像中伊人的樣子來，哭起來。她也告訴你，她也要這東西，要你的心，你的心就是她的心，像演戲，一會兒扮演一個心愛的角色。她對自己演戲，現在還在演戲」（第18頁）；她「一直扮演一個小女孩的角色」（第140頁）。但他並不想深入她的內心，反而和她一起滿足於這種自造的幻影，甚至把相互之間的「陌生」、「不認識」當作刺激自己情慾的一個重要因素（見第46頁，這正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紅燈區」心理）。他直到最後還一廂情願地認為英兒和他一起度過了「在島上的兩年快樂生活」（第217頁）。他說：「藝術最主要的就是要脫離生活。」（第249頁）但當它連內心精神的真實生活都脫離開來，它就註定要枯萎了。

  然而，顧城其實並不超脫，對於他所鍾情的女孩到底在想什麼，有什麼樣的內心生活，他是很在乎的，特別是當事情終於弄糟了，他再也無法自欺的時候。「回北京了解了好多事，才知道她確實有好幾顆心。這件事從根上就有毛病」，她「能夠隨時改換她的感情波段」（第227頁）。按理說，既然這樣，自己看錯人了，也就算了，沒有什麼值得留戀和懷恨的。但他不，他覺得自己吃了大虧。「她棄我是合道理，但不該利用我的真心。」（第227頁）他從來都是從自我中心出發，只要自己覺得付出了「真心」，就不管別人怎麼想，一心以為人家也應和他一樣真心實意，並要求人家處處圍著自己轉。一旦發覺自己受了騙，就自己不想活還要人家的命。「當她拋棄了我的時候，我可以死，但是她的身體活著，我死不安寧。」（第41頁）英兒的確是從他那兒逃命出來的，她感到和顧城這樣一個瘋子在一起過活實在太累、太可怕。她本來是來尋找一位童話中的王子，結果卻落入了一個魔鬼的網中，還得不斷地編造出新的童話謊言來哄這個惡魔入睡。她並不愛那位「老花花公子」，她實在是出於對那過於甜膩的童話的逆反心理，出於自暴自棄的痛快而和老頭一起出逃的。她終於看穿了顧城是一個「內心虛弱、怪僻妒忌，又還要偽裝於世的虐待狂」（第222頁）。但她仍然說顧城是她的「命」。她解釋說人不跟自己的「命」在一起，「只有心是屬命的，不屬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她跟誰同居都是可以的」（第220頁）。換句話說，她內心仍然認同顧城的理想、幻想、夢想，但在現實中她要求輕鬆、瀟灑、無責任、自由自在。所以她與顧城一旦分開就恢復了生機，「精神煥然一新」（第221頁），如釋重負。那老頭固然一無可取，但卻能給她心靈的自由，不對她做任何強求，他們互相利用並且認可這種互相利用。顧城的純情、真心卻給人帶來恐怖。「夢是挺好的，變成真的就招人恨。」（第217頁）但它招人恨的原因恰好是這種夢的殘酷性，它要用人的生命和鮮血來養活。英兒所逃開的命運，最終悲慘地落到了無辜的雷米頭上。顧城錯就錯在他具有一般中國人沒有的徹底精神。幻想中的純情是自欺，真正實現出來的純情則是痞。

  現在，我們透過顧城那真實的內心描述而揭開了事情本身的真相。當然，顧城的描述並不是客觀的，毋寧說，「他默默無言或高聲宣告，都是在對自己說話，甚至在他最後的文字里，也含著這種裝飾的成分。」（第263頁）但即使這種裝飾也是真實的。因為這種裝飾就像小孩子的撒謊，一戳就破，倒泄露了真情。顧城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標本，他不會裝假，因而他泄露的就不是某個人有意造成的假象，而是中國純情文化本身固有的虛假，是純情和痞的內在辯證結構。在他那裡，我們最直接、最鮮明地看到了90年代的世紀末情緒最深處的根源，這就是以顧城的「女兒國」所代表的中國人的純情夢的徹底破滅。英兒的出走是一把「鋒利的鐵鏟」，它「鏟得太深了」，「它不僅毀壞了我的生命，而且毀壞了我生命最深處的根，我的夢想」（第115頁）。其實這「鐵鏟」就是當代生活。生活不會為一個夢想而停止腳步，人類也不會為一個瘋子自願赴死而毀滅，幼稚如英兒，也在不可遏止地要長大，要成熟，儘管她還受著自欺的蒙蔽，她的生（活）和她的命（運）相互乖離，但她畢竟靠自己活下來了。誰能預料她不會衝破自己的「命」的束縛，真正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