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過把癮就死》和《動物兇猛》是理解王朔的「痞子文學」最重要的兩部作品，儘管它們本身並沒有過多地渲染和標榜那種油滑、玩世的生活態度，但它們清晰地表現了這種態度的來源，表明這種痞性不過是純情的一種變樣、一種極限和一種原型顯露。根據王朔自己的分類，這兩部作品屬於用了心的比較嚴肅的作品，而另外一些被人視為典型的「痞子文學」的作品，如《頑主》《一點正經也沒有》《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千萬別把我當人》等等，卻屬於賣錢的或譁眾取寵、主題先行的作品。尤其是《千萬別把我當人》，是油腔滑調、痞里痞氣的極致，也是王朔自己最不滿意的作品，但在讀者大眾中聲譽卻最高。然而，說它完全是媚俗之作也是不公平的。儘管王朔說這篇小說他一開始就知道要寫什麼，但這個「什麼」畢竟還是他長期積累不吐不快的東西，也是廣大讀者鬱積於心的東西。所以這是一篇「解氣」的作品，也是為大眾解氣的作品。但大眾和一般評論家只看到作品的解氣功能，而不去深究它為什麼能解氣。其實，王朔的人物不僅僅是痞，其主要人物往往都是很純真的，純真到像嬰兒。王朔作品中充斥著看見皇帝什麼也沒穿並嚷嚷了出來的兒童，只不過這些兒童一邊嚷嚷著，一邊又假戲真做，狡黠奸猾地利用皇帝和不開竅的民眾的愚昧去謀各人的私利，從這點說他們又更像為皇帝做「新衣」的那位老奸巨猾的裁縫。小說中，劉順民、趙航宇、白度、孫國仁等都自認為是一些「夢醒者」，最大的夢醒者、兒童兼裁縫則是王朔本人。他們嘲弄和調侃的對象則是以唐元豹為代表的罈子胡同的居民。不過，這種調侃其實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調侃，「全總」（「全國人民總動員委員會」）的玩家們與他們所調侃的民眾並沒有什麼區別，全社會的人都處在互相調侃和人人自嘲的氛圍之中。更重要的是，當這個社會中的人一旦意識到整個生活本身的喜劇或鬧劇性質時，便會有一種回歸兒童天真的輕鬆感，而將過去歷來所受到的人性壓抑束縛付之一笑，覺得自己現在才是真正自由自在、純潔透明的，與此同時還有一種覺得自己老練成熟、聰明乖巧、遊刃有餘、人莫予毒的得意。

  小說的故事情節是有意的胡編亂造，應了老阿Q的一句話：要什麼是什麼。說的是男女老少四個痞子為了騙錢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或公司，據說宗旨是要弘揚國威，為中國人在國際比賽上掙回面子。他們千辛萬苦找到了當年義和團義士的後裔、「大夢拳」傳人唐元豹，給以現代化的系統訓練，包括施行閹割手術，最後在「國際忍術大賽」上，唐元豹以自打耳光、自揭臉皮等一系列糟踐自我、不把自己當人的手段而獲得了世界冠軍。小說的主題是明顯的，甚至是過分直露的，它把嚴肅的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都融入了玩笑，給當代人沉悶抑鬱的情緒加上了輕鬆活潑的佐料，卻並不顯得低級庸俗。一般說來，王朔的作品雖受俗眾歡迎，但並不是由於迎合了俗眾的低級趣味；恰好相反，他能給俗眾提供一種翻俗為雅的良好自我感，使人覺得心明眼亮、層次上浮、境界提高。看了小說，誰都不會願意當那個傻乎乎的唐元豹，但這只不過是因為他把人家只是在口頭上「弘揚」的東西在自己身上實際運用了而已。他成了冤大頭，並不是他的意願，他是文化和傳統觀念的犧牲品。書中寫到他在同意被閹割後接受催眠術測試，道出了他內心的真實想法：

  「你是否一直暗暗希望做一個女人？」（催眠師在以西方變態心理學揣度唐元豹，其實完全不相干，中國女性化的男人是普遍的正常現象。）

  「不，我說不上，也許有過，但不強烈。我不認為當一個女人是天大的好事，也不認為是件壞事。我沒仔細權衡過。我不太關心我是個什麼樣子，無論是什麼樣子好與壞只能是給別人帶來問題，我個人很少看到自己。」（最後一句有意思，這是一個全心全意為別人著想、從不考慮自己的好人。）

  「你對你目前作為一個男人的境遇感到滿意嗎？」

  「我不能要求更好的境遇了。我不抱怨，一切理所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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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理？」

  「什麼都是理，因而也什麼都不必講理。」（中國傳統「理性主義」的實質正是如此，它決不是要尋求什麼「規律」，而是壓制情感衝動，對一切既成事實盲目地畏懼和遵循。）

  「如果現在要你放棄你的男人身份你是否樂意？」

  「我自己不動手，可以由別人代勞。我獲得這個男人身份也是別人賣的力氣，我是什麼我沒費過勁兒。」

  「得來容易去也容易？」

  「無所謂容易，更無所謂捍衛。沒有什麼可堅持的，因為沒有一樣兒是我自己的。」

  「包括你的身體？包括你的意志？」

  「包括一切，都是別人的功勞和別人的罪孽。我算什麼？不就是你們眼睛裡的一個活物兒，只要你們都閉上眼，我就不存在了。只有你們有反應，我才會感到自己在活著。只要你們高興，我就會覺得自己活得特有價值。不要管我，讓列寧同志先走。」（《千萬別把我當人》，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頁。下引此書只注頁碼）

  應當說，唐元豹這一番表白是帶著自豪甚至出風頭的情緒說出來的，正像一些勞模標兵在接受採訪時慣常表現的那樣。這些話根本不用催眠師來問，他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這樣想問題和表現自己的，他的確是心口如一。當白度好心勸他逃走以免被閹割時，他毫不在乎地說：「您就當我是二分錢一個的雞屁眼兒，貴賤不說。壓根就不是個物兒——不值當操心我死活。」白度說：「你太不把自己當人了。」回答是：「您千萬別難過，我本來就不是個人。」「您以為我們因為您沒仗義執言遭了災滅了頂落得挺慘的是吧？不對，我們樂著呢。打小就沒這麼熱鬧過。什麼叫窮人翻身？這就叫窮人翻身！……只要是觀眾喝彩、需要，咱們不挑角色——人生能得幾回搏？」（第206頁）

  夠刻薄的了。但仔細一想，可不就是這樣！這正是在中國幾乎人人都在爭著自我標榜的那股「浩然之氣」！難怪人們說中國文化「陰盛陽衰」，原來是有這股子「氣」在把一個個男子漢的自我化解於無形，同時又使他們自認為這才是自己的「真精神」、「真性情」！王朔通過唐元豹這個形象揭示了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這一深刻秘密，這在當代作家中幾乎是無人可以比擬的。它的確使讀者對自己的生存狀態進行反思。問題是：這種反思似乎並沒有結果。或者不如說，反思的結果在小說中是現成的：不做唐元豹，就成為劉順明、趙航宇等等，不被別人玩就只有玩別人，不做傳統文化的犧牲品，就做傳統文化的主持人和鼓吹者，就去製造更多的犧牲品……

  這實際上也就是王朔本人的態度，他與他筆下的「頑主」們實在就是一回事。他把整個事情看了個透，於是他「不挑角色」地「樂著」，嘲諷著，自嘲著，調侃著，嬉笑著。他同時扮演著犧牲者和鼓吹者的雙重角色，他的作品其實就是在自打耳光、自揭臉皮，整個一個中國傳統文化氛圍。在這個氛圍中，提高就是沉淪，弘揚就是犧牲，赤誠就是奸猾，害人者正在害己。劉順明就是另一個唐元豹，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一個是利用道德來實現痞性，一個是用最痞的方式來表現道德心和責任感。王朔本人則是兼而有之，他不知道哪一方更值得嘲笑。所以他告訴讀者：什麼都不可當真，只有這樣，才能返回人的真心。但真心是什麼？真心其實是「無」、「無心」。無心的人，如果拋開「宇宙即是我心」（王陽明）的大話、假話和空話，就只剩下肉體，而無心的肉體是什麼呢？是痞。由此可見，王朔的「痞子文學」，其癥結並不在於它「痞」，而在於這「痞」恰好被看作是人的真情、真心、本性或赤子之心，即「自然」的「純情」，也就是一切文雅、高尚、文明的事物的根。在中國歷史上，凡是文明發展到過熟而變得虛偽的時代，就會發生一場「返璞歸真」、即返回到痞性的思想文化運動，力圖從痞的原始基礎上重建文明，甚至歷次農民起義的指導思想也是如此。然而不幸的是，每次重建的文明又只不過是以前文明的恢復，而沒有本質上新的、有生命力的內容。西方也有「痞子文學」，如薄伽丘的《十日談》到處充斥著人的本能的發泄；但其結果是導向個人的獨立自主和對自己生存的自由掌握的，痞在此是獨立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那是一種不同於以往文明的新型文明的萌芽；王朔的痞則毫無新的希望，只能導致個人人格的消融和混世的麻木，導致在群體的互相虐待、討好、獻媚、出醜和自殘中討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可用一個中國字來概括：「頑」。這個字有雙重含義，一是愚頑不化，不開竅，不思進取，固執於頑劣本性；二是遊戲，通「玩」，特別指玩世不恭的惡作劇（頑皮）。這兩重含義其實是相通的，因為人本來就是從冥頑不化的動物變來的，在「人之初」即孩提時代，人最愚昧、也最好玩。這正是道家所崇尚和欣賞的生存狀態，如老子說的「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

  這樣，儘管王朔把中國文化嬉笑怒罵、暢快淋漓地揭了個底朝天，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王朔本人和讀者（不管捧他的還是罵他的）都仍然陷在這個中國文化中無法自拔，也無法作進一步的反省。王朔所推出的一系列頑主絕不是什麼新時代的新人，甚至也不是「多餘的人」，而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充滿傳統惰性的大眾，是這個大眾自身的內心形象（當然不見得人人都承認並認識到這一點），至少是他們內心隱藏的一面。這就可以說明王朔的讀者面為什麼如此之廣了，他說出了大眾的「心裡話」，同時又使大眾感到痛快和舒坦，覺得過動物式的生活其實也沒有什麼，沒有理想豈不更輕鬆，覺得這種生活態度自有一種超脫放達的魅力，有如老莊和禪的高超灑脫。這是一種巨大文化傳統的心理積澱，它使最聰明、最深刻、最有個性的中國人都面臨一種「看穿了卻無路可走」的絕境，而且只要稍微鬆懈一下自己獨立個性的執著，一個人就會不由自主甚至高高興興地加入這種群體的墮落中去。王朔表面上與這種墮落小心地保持著距離，好像他是中性地、客觀地、不動聲色地在描述，好像他站在自己所設的圈套之外看別人鑽來鑽去，由此顯出他獨有的個性和創造力，但其實他是投入的、津津樂道的。他筆下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他不能把別人帶出絕境正因為他自己陷在絕境之中。他最得意的正是他最虛弱的，他的調侃和玩世正說明他無法承擔靈魂撕裂的痛苦。他剛剛觸及本質便馬上怕燙似的縮回到了溫暖狹小的蝸殼之中。他正要表現出和鼓吹一下子人的原始生命力卻又向古老的群體惰性投降，因為這種惰性既是他批判的又是他須臾離不了的。

  但畢竟，王朔把世紀末中國人的靈魂逼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他向我們提出質問：「中國何來靈魂？一切痛苦、焦慮都來自肉體！」我們無言以對。我們寧可把這當作一句憤激之辭，而不惜走遍中國大地，去尋找中國人或許還在某個角落裡隱藏著的靈魂。

  於是就出現了張承志的《心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