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唐朝為什麼包容？清代為什麼排外？

  初唐至盛唐，於史有載在朝為官的外國人，占到了全體官員的十分之一以上。不僅朝堂上有大量的外國人，民間也是這樣。

  唐朝的大城市裡，隨處可見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異國人。這種現象在當時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許多官員認為，防人之心不可無，應當警惕異族。然而，在太宗的支持下，唐朝繼續實施兼容並包的政策。外籍官吏及普通士民得以在長安及長安周遭定居。這樣的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國人口歸附。

  不管是來自東瀛的留學生，還是到長安投附的異國王子，抑或是粟特、大食、波斯、新羅、百濟、呂宋等國的商人，甚至膚色漆黑的崑崙奴，都是唐朝國際化的體現。人民的氣度也變得寬廣，詩人的詩風也很豪邁。

  但事實上，並不是唐人寬廣的心胸帶來了局面改變，而是大局改變了國人心態。這種心態寬廣局面，是一系列特殊條件達成後才形成的。

  隋朝開始，統治者以武力進取，國際形勢有了重大改變。到了唐初，進取更多，引起了對外政策的變化。

  一如唐太宗所說：「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靺鞨是東北的古民族，他們遠來示好，並不是覺得唐朝好，而是眼睜睜看見橫亘北疆萬里之廣的突厥被唐朝制服，所以選擇了臣服。

  李世民在年少時，便有著卓爾不凡的眼光。他久經戰陣，見過很大的世面，在中國古代帝王中，他的能力數一數二。正是通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全方面的征服，唐朝達成了「萬國來朝」的成就，為中國的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然而，在李世民的父親，也就是唐高祖李淵時代，唐朝可不是這樣子的。當時的突厥還很強大，包括王世充、劉黑闥在內的多方勢力，都想盡辦法與突厥聯盟。後來唐朝建國，突厥的頡利可汗持續南下騷擾，唐人苦不堪言，又沒有特別好的解決辦法，一度動了遷都的念頭。

  好在李世民等將領用兵如神，最終取得了與頡利簽訂「友好協約」的機會。可強大的突厥並不把這樣沒什麼效力的條約放在眼裡，等李世民即位後，依然不斷南下。李世民派李靖等人出擊，將頡利擊潰並活捉，對突厥造成嚴重打擊，此時已是貞觀四年（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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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元年（627）的時候，唐與突厥尚處於巔峰對決的時刻，形勢非常嚴峻。兩國間的間諜多如牛毛，他們混雜在商人、教師、旅行者間，竊取信息和發動輿論的辦法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唐朝規定，士民不能隨意越界過關。而此時，住在長安大覺寺的玄奘法師，已和許多僧人一樣，提交了出國申請，但國際形勢如此，他的申請並沒有得到批准。玄奘知道這種情況下自己硬要出國屬於嚴重的違法行為，而他的求經之心不死，於是冒險偷渡。

  本來是一直沒有機會的，可當時長安附近鬧了災荒，餓死了人。如果再不許百姓外出，情況只能更糟。時逢李世民登基第一年，他也顧不了那麼多了，下令開放長安城門，允許百姓外出就食。洶湧的人潮一擁而出，其中就有玄奘。他趁著這個機會矇混出關，而和旁人不同的是，別人要麼往南去蜀地，要麼往東去洛陽，只有他踏上了西行的道路。

  因為是違規越界，沒有過所（通行證），但好在他是社會知名人士，一路上總算有驚無險，又得到了小吏的照顧，終於抵達西方。此去十八年之久，行走十萬多里，他於貞觀十九年（645）回歸長安，受到了李世民的熱烈歡迎。

  唐朝對玄奘的態度，就是國力強盛的證據。它並非僅取決於玄奘取經的成功與不成功，而是前後兩個時間，國家的局面和國際的形勢有了本質的區別。

  此時的唐朝，已經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國際制霸。李世民早已俘虜了頡利，消滅了東突厥，又擊潰了吐谷渾，攻克了高昌國，設置了安西都護府。文成公主赴吐蕃，與松贊干布和親。又過了幾個月，九姓鐵勒也將率眾投降。兩年後，葉尼塞河上游的黠嘎斯，東北的契丹、奚紛紛前來歸附。使者王玄策出使天竺被搶劫後，率領泥婆羅與吐蕃軍橫掃北印度，俘虜了摩揭陀國王（古印度四大國之一）阿羅那順，回到了長安。

  唐朝包容開放的局面，與貞觀到天寶年間國家實力異常雄厚高度相關，當然也與皇帝本身的硬實力有關。失去任何一個條件，國家自然而然地就走向封閉。

  唐朝的大好局面持續了一百多年，至天寶十四載（755）末，身兼三鎮節度使的粟特族人安祿山在范陽發動兵變，屬下唐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十五萬軍人造反，長達八年的大亂象，使唐朝實力腰斬。

  從那以後，我們就很難看見唐朝的官吏中有外國名字出現了。雖然後來唐朝一度出現了中興局面，甚至在德宗時期耗死了反目成仇的回紇與吐蕃，卻終究難以複製當年的盛況。

  安史之亂後，唐朝國力衰弱，陸上絲綢之路被回紇和吐蕃卡死，東西貿易一度中斷。可與此同時，令人始料未及的機遇再度出現了。

  要知道，商人總是無孔不入的。他們另闢蹊徑，選擇走並沒有各方勢力干涉的海路。於是我們驚奇地發現，自打安史之亂後，陸路貿易衰落，海上貿易卻蓬勃發展起來。尤其是中國東南諸多港口，如廣州、泉州、明州、揚州等大港，吸引了來自印度、波斯、大食及南洋諸國的大批商人前來。到唐末，黃巢攻打到廣州，殺死了近十二萬異國商人，側面證明廣州當時外商之多以及對外商貿的盛況。

  宋時，陸上局面依然複雜，這使得海上絲綢之路越發完善。朝廷在沿海設立了許多通商口岸，「南商越賈，高帆巨艫，群行旅集……自泗而東，與潮通而還於海。」到南宋，東南沿海地區的商貿更是前所未有的發達，為偏安的南宋朝廷提供了海量資源。

  然而這種繁華的景象，在明朝初年有了改變。這種改變，也是由於國際形勢的突變造成的。

  明初，朱元璋實施海面封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海禁」，這是迫不得已的。元末天下大亂的同時，日本也處於相當混亂的時期，內部紛爭不斷。氣候的異常，更是加重了民間經濟的崩潰，出現了大量亡命的流寇。他們有的嘯聚山林，有的則漂洋過海，侵擾鄰近的朝鮮半島及中國東部沿海城市。首先被侵擾的，就是山東和遼東沿海，隨著倭寇實力的增強，禍亂往南又蔓延到浙江等地。

  元朝海岸防範很鬆，不行海禁。雖說禁止民間船隻往來，卻歡迎官方的商船往來。然而浩瀚的大洋里，人的行為是沒辦法約束的。日本官船前來，往往攜帶所謂的防身武器。說是防身，實則殺人。倘使遇見中國的船隻，必然要搶掠一番。他們發現搶劫才是一本萬利的好買賣，等到中國天下大亂時，倭寇便越發猖獗。

  朱元璋掃清天下，大量戰爭的失敗者並不甘心成為洪武大帝的階下囚，他們有的被梟首、凌遲，有的被充軍、奴役。成功逃亡的軍閥部眾漂洋過海，占據諸島，成為海上的流寇，出現了名震東洋的海賊王。

  這些流寇與明朝為敵，卻與日寇勾結，形成強大的海上勢力，壟斷了海上貿易，儼然一個海外朝廷。因此，明初發布休養生息令時，免不了實施海禁。由官方主持部分通商口岸，但這種貿易約束太嚴，沒有活力。

  然而倭寇並沒有因為明朝的嚴加防範而消失，他們遭受重創後沉寂了一段時間，在明朝中期又達到了鼎盛。這是因為日本重新步入了異常混亂的時代，本來就擅長渡海的倭寇，重新開始組團到中國搶劫。因為利益巨大，日本的諸侯積極參與，予以資助，更與來自中國的海賊王汪直勾結，形成了實力雄厚的海盜集團。最終，他們在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打擊下被平定了。

  接下來由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統治的日本，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搶倒是不搶了，反而直接發動十幾萬軍隊侵略朝鮮，明朝則進行了抗倭援朝鬥爭。

  緊接著，日本迎來了江戶時代，國家進入和平期。而中國正經歷明清易代，局面相當不穩定，於是出現了政令倒掛——日本明確要求對周邊各國，尤其是中國提高戒備。明朝滅亡前夕，他們又接連發布了兩次海禁令，嚴禁日本人前往海外，也不許外國人踏入日本。

  清朝建立後，南明政權及鄭成功集團都在東南沿海活動，鄭成功便是當時的海上之王。清廷因為馬上得天下，又不懂海戰，只好既不許居民下海，也不許船隻靠岸，並發布了有史以來最喪心病狂的沿海遷界政策。把幾萬裏海岸線的沿海居民全部遣散到內地，將房屋、學校、醫館全部燒毀剷平，防止大陸居民與鄭氏集團進行貿易，想困死鄭成功。但是，中國的海岸線實在是太長了。東南士民又多懷有念舊的心，屢屢為「反賊」提供糧米油鹽以及鐵器、桅船等物，促使清朝發布了更為嚴苛的禁令。

  平三藩、收復台灣後，清朝重新考慮了對外的政策。然而當時正是封建社會登峰造極的時代，朝廷對各種事務防範極嚴，不容一針之罅漏。尤其是乾隆以後，皇帝信奉「祖宗之法不可變」，是先前嚴密制度的切實執行者。他們延續了巨大的思維慣性，即便是開放了部分海禁，也給民間造船製造各種麻煩，本意就是希望百姓最好別出海。百姓即便申請下來造船的許可，也只能造些不中用的小船。

  倘使外界環境一成不變，倒也相安無事。奈何世事多變，不可能一直「以不變應萬變」。此時，清朝的統治者們依然做著天朝上國的春秋大夢。西方卻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帶著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朝的國門，強行踏入中國領土。人們如夢初醒，意識到此時的中國和西方列強已經有了很大的差距。因為國力衰弱，就連曾經遣使來學的日本國也囂張起來。

  為了傾銷商品與鴉片，從中國攫取利益，列強紛紛指責清朝落伍是由於其閉關鎖國，所以要求通商。清廷也因戰事失敗，不得已簽訂了各項通商章程。被迫開啟的交流也是交流，但也伴隨著無盡的恥辱。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漢唐氣度，是以國家和人民實力作為保障的，是以國家強大的軍事、經濟、文化為基礎的。這使得諸國不敢爭鋒，才有了所謂的國際視野。

  以李世民為例，他在氣度上當然雄偉廣闊，在國家利益上則寸步不讓，顯得十分謹慎。貞觀年間的唐朝統治者可不是天寶末年李隆基治下那樣的傻白甜，雖然允許外籍人士來唐，但並不允許他們太過自由。外國人既要如實地填寫詳單，供述本國情況、人物和風俗。來的路上也不許與唐朝本地人交流，直至官方准許他們入籍後，方可娶妻生子。但娶了漢人婦女為妻妾的，想要回國就難了，政策規定他們「並不得將還蕃內」。這意味著身為外籍人士，你老老實實當唐朝人，為國添丁是可以的，可是想要帶唐朝人走，卻是萬萬不能的。這其實就是唐朝的「搶人大戰」。

  清朝則不同，它在內憂外患之際，採取的是極度緊縮的政策，最終被人強制打開國門。

  在足球聯賽中，如果一支球隊一騎絕塵，那麼各隊球迷之間是沒有多大仇恨的，頂多說兩句閒話，酸一酸最強的隊伍。此時，最強隊與最弱隊踢一場無關緊要的比賽，如果踢出個7∶0，強隊球迷甚至會為弱隊的精彩配合加油，球進了還會送出掌聲。但是，如果出現兩強爭首的局面，那麼兩隊的球迷一定會相互攻擊。不管此前兩隊的關係有多好，都是如此。

  這很好地反映了超級強國對弱國的寬容，以及強國之間緊張對壘的局面。國家關係與國家當時的情況、國際環境，以及官民心態息息相關。究竟是實施開放政策，還是單邊主義，都是出於利益的考量。

  盛唐與大清對外的兩個態度，當然是實力使然。但態度也會影響政策，政策的不同會導致實力的不同，兩者是相輔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