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 01 《三字經》出現以前，兒童都有哪些啟蒙讀物？

  隆慶二年（1568）的某天，大明首輔徐階一行人在皇宮御道西側碰見了5歲大的太子朱翊鈞。

  太子向他們打招呼：「先生們辛苦啦！」

  拜過太子後，徐階說：「殿下這個年紀，該讀書、上學了呀！」

  太子望著他們，說道：「我都讀完《三字經》啦！」他又說：「先生們快請回吧！」聲音洪亮，不卑不亢。

  

  徐階等人走出皇宮，額手稱慶：「宗社萬世有幸啊！老臣即便是死也瞑目了！」

  為什麼太子讀個《三字經》，就是社稷萬幸的大事呢？

  原因就在於，《三字經》是宋元以來中國最為經典的童蒙讀物。它約有一千字，承載了勸學、天文、地理、歷史、禮儀、道德等諸多內容。在民間學堂，孩子們7歲開始讀《三字經》，而身為太子的朱載壡5歲就讀完了，面對徐閣老的詢問底氣十足，也讓閣老們刮目相看，慶幸他不是一個貪玩厭學的儲君。

  《三字經》的作者，據說是南宋淳祐年間的進士王應麟。這篇文章寫成後，很快成了先生們最喜歡的教案。三字成經，言簡意賅，朗朗上口，其他蒙學讀本無出其右。因為《三字經》影響巨大，後世又有人對其進行了增補，其中涉及歷史的部分一直拓展到了民國時期，成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版本。

  作為兒童讀物，《三字經》更多的是描述古今文化概況，起到勸學的作用，雖然言辭精簡，但太過籠統，雖能增長人的見識，強調共有的道德觀，卻無法指導日常行為，無法成為「守則」。

  於是，清康熙年間，一種名叫《弟子規》的三字文應運而生。《弟子規》對子弟的行為、舉止進行了詳細的指導與規範。在清朝，《三字經》與《三字經》並列，成為童學必讀書目。

  有人指責《弟子規》著重規訓與思想鉗制，並非古代的蒙學讀物，是冒充的，這個指控的前半部分有一定的道理，但後半部分卻是嚴重錯誤的。

  《弟子規》確實是清朝中期直至近代非常有名的蒙學讀物，從寫成那天起就被各處傳抄。乾隆年間的進士李江認為，鄉塾最忌不讀《弟子規》《小學》，這兩種書淺顯易懂，讀過即可照辦，應與《廣三字經》《小學》一併誦讀。

  《弟子規》的流行是因為它與《三字經》大有不同。它對學生的日常行為有明確要求，且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如「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借人物，及時還。後有急，借不難」。「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輕訾。」句子易解，又容易上口，讓孩童謹記應有的行為準則。不似《三字經》側重的是博物與說理，《弟子規》側重的是行為指導。

  然而，《弟子規》畢竟是封建社會發展到極致時的產物，自然而然地夾雜了不符合現代觀念的教條。尤其是那些與上下尊卑有關的條目，完全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單方面強調晚輩與下屬的付出，而不去提長輩與上級的責任。如「親憎我，孝方賢」「號泣隨，撻無怨」，在一些企業主那裡深受歡迎。

  這樣的要求在古代社會尚難做到，如今更是令人難以理解。這些條目的存在，使《弟子規》遭到了近人的抨擊。也有人揪出作者李毓秀進行批判，說他只是康熙年間的一個秀才，所以寫的東西水平本來就差。

  這有一說一，作者的科舉水平與作品水平並沒有非常大的關係。蒲松齡鄉試不中，僅是秀才，所作《聊齋志異》卻是經典中的經典。徐霞客連童子試都沒過，也不失為人文地理一代宗師。

  《弟子規》中有糟粕，不合時宜，應當有所摒棄。但也要一碼歸一碼，因為它的確是個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說無與倫比的童蒙模板。

  這一點現下極少有人意識到，朗朗上口，合轍押韻的三字文，乃是蒙學最為經典的格式，非常便於人們吟詠記誦。如果改為長句或者互不關聯的詞組，人們的學習效率將大打折扣。

  《弟子規》的行文模式，正是當今教育界應當學習的範式。它用最簡明易懂的三字句對學生進行切實的引導，一句話便能勝過一大段教誨，幾句話能讓人記一輩子，比上十堂課都管用。我們要做的不是連模式都摒棄，而是將「緩揭簾，勿有聲，寬轉彎，勿觸棱」之類的內容，改為更符合現代社會環境的規範。

  《三字經》是明清以來最重要的蒙學讀物，《弟子規》是清代中期以來的蒙學讀本。此外，還有許多幾乎與它們同時出現的兒童讀本，如《百家姓》《龍文鞭影》《笠翁對韻》《增廣賢文》《小兒語》《幼學瓊林》。這些讀物，課堂上未必全教，就算教，也只是先生領讀，學生跟讀，並不做過多的解釋。其中的《百家姓》《龍文鞭影》《幼學瓊林》是知識類的，《笠翁對韻》是教孩子寫詩文，《增廣賢文》《小兒語》教的則是人情世故。它們多是四字經或六字經，有的是四六駢文，相較於《三字經》略難記誦。

  宋代以前，也是有蒙學讀物的。唐代主要是《蒙求》，為進士李翰所著，至今尚傳，但它是單純羅列名人知識的四字讀本。又有《兔園冊府》，作者是唐初文學家虞世南，統共十卷（另有唐代杜嗣先纂一說三十卷，今殘存一卷），到五代時也還是鄉塾最常用的教材。即便其傳播得如此之廣，經歷五代數次戰火，也還是散佚了。

  唐朝更前的南北朝時，有我們所熟知的《千字文》，由一千個不重複的漢字組成對仗工整的四字知識，與《三字經》《百家姓》同列傳統蒙學三大讀物。

  漢代則有《倉頡篇》《急就篇》《訓纂篇》《凡將篇》《滂喜篇》，作為小學生識字、博物的教材，在當時非常有名。可惜只有《急就篇》流傳下來。不過，傳下來的篇章多半也只是對生字進行了簡單的羅列，相當於小學課文後的「生字」。

  先秦時期，人們就將基礎教育階段稱為「小學」，高級階段叫「大學」。士人通常8歲入小學，15歲入大學。孩子們在小學階段學六書，主要內容是識字等基礎課程和基本禮儀，禮儀主要是長幼之道。孩子們10歲開始學《詩》，《詩》數百首，旋律悅耳，是專門負責採風的官吏擷取先秦諸國人與民間風行的歌謠而成。

  不過，原本的《詩》中，確實夾雜了一些相當潑辣的山歌，歌詞很淫穢。事實上，明代文學家馮夢龍也採擷過明代的山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一看，確實不太適合課堂學習，尤其是小學生的學習。

  孔子對《詩》進行了增刪，定了三百篇。他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觀、群、怨，說的就是《詩》可以培養人的想像力、洞察力、凝聚力、共情力。多識鳥獸草木的名稱、特點，正是博物的一種形式，實際上人要懂得的遠不止這些。

  現如今的家長，一般非常注重孩子的博物教育，給孩子買許多的博物書，可以說非常盡心了。但是，品德的培養卻是要言傳身教的，不是只說不做就能行的。

  在言傳這方面，人們有些進退失據，輕易放棄了便於理解和吟誦的三字箴言，迷失在了散亂無序的長句和各類專業名詞中，以致事倍功半。道德教育太高而又籠統，缺些可直接上手執行的禮節，也是應當著重改進的。至於博物教育，它能使人明智，但也極容易讓人產生傲慢的情緒，必須知行合一，身體力行，否則所言完全脫離實際，還不如不知。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在蒙學方面有著非常成功的經驗。我們應當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充分利用既有的優勢，書寫屬於當代的經典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