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為什麼古人認為只有科舉才是正途？

  科舉的登場實際上是很晚的。

  先秦時期，國家選用官員的主要手段是「世卿世祿制」。天子分封的諸侯，要麼是貴戚、功臣，要麼本身是天子的至親，一般都是嫡長子。諸侯國有自己的構架，國君之下，又有卿、大夫、士。諸侯對官員的選用，也是任人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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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家族裡的人才並不能滿足統治者治國的要求。所謂「肉食者鄙」，貴族缺乏民間實踐與閱歷，一直待在高牆之內，對現實的認知一代不如一代，很多情況下為政水平確實差勁。因此，選拔民間人才的「鄉舉」，就作為世卿世祿制的一種輔助手段，閃亮登場了。

  在民間，人才主要靠長官推薦。可國君也不是傻子，不是下頭人說他有才，他就有才，被推舉的人也是要經過考核的。當時考核的主要內容，正是孔子所說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每一項都有相應的評分標準，外加道德、品性的評述。

  選定之後，把這些人才填充到政治系統裡面，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讓整個系統流暢地運作。這些民間人才，就是真正「幹活的」。

  如果你特別有才能，鄉大夫會將你推薦給諸侯，諸侯又會把你推薦給天子，這就叫「貢」。但天子其實不知道你這個人的品行如何，更不相信諸侯的保證——諸侯指不定在耍什麼心眼兒呢。因此，天子索性不去看你的保證書，只進行一項標準化考核——射箭。

  在天子看來，射箭是有鐵一般標準的。中就是中，不中就是不中；准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與此同時，射箭時的各項禮儀、動作，也能充分反映此人的心態。態度是不是用心，腦子是不是好使，行事是不是會說不會做，一目了然。這就跟駕考科目似的，有一套相對穩定的評價標準。但實際上，這樣的考核與考生治國能力的關係確實不是很大。

  到了漢代，就出現了「察舉制」與「徵辟制」。徵辟制，是由皇帝直接徵用地方上的優秀官員。察舉制，則是由地方長官推薦人才，由國家進行考試。

  此時的考試，只是作為察舉的輔助，基本上推薦上去的人選就沒有被退回的。其中道德標兵叫「孝廉」，文藝標兵叫「秀才」。

  不必問，孝廉必須孝順尊長、廉明正直，秀才必須知書達理、博古通今。這看起來是很好的制度，然而事情是人辦的。只要是人辦的，就有人的因素在裡面。由於能充任官員，從中漁利，推舉人才就變成了有利可圖的大事，滋生腐敗在所難免，導致了讓人哭笑不得的情況——「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推舉出來的秀才，有的連字都不會寫；推舉出來的孝廉，常常打罵親爹。說是「寒素清白」之人，當地人都知道是個地痞流氓，平日裡凌虐百姓，強姦婦女。說是選拔「高第良將」，推出來的將領連炮仗都不敢點。

  但在漢朝，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也就是說，本來朝廷為優秀的平民子弟打開的上升通道，在帝國中晚期貴族的一再漁利下，幾近關閉了。讓平民子弟平步青雲，與世家大族爭奪官位，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由貴族長官所推舉出來的「人才」，只能是世家中的各種二代、三代，所謂自己的官場自己玩。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就誕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對察舉制的一種提升，它要求各州推舉大中正一名，為了避免地方操縱，大中正由中央直接控制。

  大中正下，又有小中正，在各郡縣任職，這一官職依然是地方推舉，中央審核。中正官調查、品評民間的人才，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等級，每一項都有相對客觀的評分標準，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察舉制似的腐敗滋生。

  但是，九品中正制依然是門閥制度下的產物，是有局限性的。

  當時的社會唯血統論，凡選人才，先看你的出身，再看你的才能。出身貴族，就能被打高分；出身不好，能力再高也還會被評為下品。依然是貴族抱團給別人設置門檻，嚴重地降低了國家本身的戰鬥力。沒遇見什麼事還好，一遇事，貴族集團們往往倉皇無措，潰不成軍。在紛亂的時代，唯有不拘一格，選用真正人才的集團才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最終，真正能選拔出民間人才的制度——科舉制，登場了。

  科舉考試為唐代以來的中國篩選出了大量的人才，我們目前所知的歷史名人，多半是科舉出身。唐宋八大家中，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都是進士。蘇洵沒考上進士，但至少還是個舉人。唐代知名詩人中，杜甫是舉人，陳子昂、張九齡、崔顥、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都是進士。王維、賀知章則是狀元。宋代官員中，寇準、包拯、沈括……都是進士。明清更是如此，絕大多數名垂青史者，都是科舉考試的佼佼者。

  網絡上曾有人拿歷朝狀元不出名的事，論證科舉考試無法篩選出真正的人才。但事實上，狀元只是科舉中一甲三位進士中的頭名而已，也是「進士」之一，並不能說明水平吊打其他人，只是他當時寫的文章被皇帝喜歡。

  歷史上的狀元統共才幾百位，其中的名人非常多，只是多數並沒有做到名垂青史，令後人耳熟能詳的地步——實際上，人們所熟知歷史人物也不多，他們並不可能都是一甲進士，卻很有可能是二、三甲進士。

  開科錄取以來，科舉成了幾乎所有讀書人步入仕途，實現理想的主要手段。與此同時，科舉考試本身的公平性也受到很大的考驗，因為總有人試圖衝擊這種公平選拔的制度。

  除卻科場舞弊案，科考的題目也受到指摘。出題內容從大範圍變成了相對小的範圍，這是因為朝廷想要把考試標準化。考試答案的寫作，也由相對自由的方式變成了死板的八股文。

  起初，唐代有三科，只有進士科受到重視，其餘兩科被人們逐漸忽略。而進士科主要考的就是寫詩作賦，這種詩賦就和現在高考作文一樣。文筆好，當然好，但評價標準與閱卷人個人喜好有很大關係。閱卷人並不能保證客觀，選拔的結果就與考試的目的背道而馳了。

  因此人們就設定了一個標準，考知識，考掌握，考生要專意地往詩賦里加典故，以展現自己的博學。這相當於在高考作文中，考生為了拿高分，拼命地往裡加高階詞彙一樣，導致的結果就是寫作不顧語法，不說人話。然而這些奇怪的詞彙，竟然讓考生得了高分。唐代的考場詩賦，就有這個毛病。

  宋代科舉就開始重視策問。這個策問，有點類似於現代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考生必須依據問題說出自己的見解。

  到了明清時期，出題內容限定為「四書五經」。這種考試當然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可也是為了保持相對的公平。

  我們應當注意到，幾乎所有全民性質的重大考試，都會經歷起初雜類多途舉進，後來收縮考試範圍，甚至廢掉其他升學途徑的過程。為了公平，國家一定會堵上所有明顯的漏洞，力求保持考試的公平性。明清時期僅限定「四書五經」，就是收縮範圍的舉動。

  即便如此，宋代朝廷還是很重視策論的。三場考試，第一場經義，相當於名詞解釋，考查基礎知識，要用八股文寫。第二場考寫作能力。第三場考時務，考生應針對實際問題進行作答。頭一場就會刷掉不少人，三場都過關的是極少數。

  在去京城會試之前，人們必須通過童子試，通過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考試，脫穎而出，成為秀才，錄取率大約1%。考取秀才，或者捐個名額出來，才有考舉人的資格。秀才考舉人，要去省會參加鄉試，也就是全省範圍的「優秀秀才選拔考試」，大略錄取全省前50名。成為舉人後，才有資格參加會試，考取進士。三年一場的考核，數千名舉人，大略只有前100名被錄取。

  科考困難重重，故而人們將科舉視作正途，對於那些不通過考試就做官的人自然是沒好氣的。

  魯迅的祖父周介孚便是科舉正途出身，由翰林院外放知縣，俗稱「老虎班」。他脾氣差，愛罵人，非常瞧不起非科舉出身的長官，經常肆意辱罵、歧視他們，被長官教訓了以後，依舊桀驁不馴，到老也不服氣。

  其實不通過科舉而做官，相當於有些人不通過考試就成了公務員。你非說他有能力，正兒八經考上的人絕對不會同意。其實人們並不是非要強調「能力」，多數時候，非正途破壞了「公平」的底線，才是人們所不能容忍的。

  左宗棠是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政治家、軍事家，收復新疆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稱之為絕世之才，能力毋庸置疑。然而他從考中舉人之後，屢次會試不中，身為大官，卻不是進士，遭到了同僚的鄙視和嘲笑。不是進士幾乎成了他的心病，最後朝廷賜了他同進士出身，才算了了他的一樁心愿。

  進士也有鄙視鏈，一甲最為光榮，二甲比較自豪，三甲十分羞愧。一甲和二甲都叫賜進士及第，三甲則叫賜同進士出身。曾國藩科舉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地位比較尷尬。就跟現在的學生考了個三本似的，雖說也是本科，但在一本學生面前確實有點抬不起頭。

  曾國藩就羞於提及自己的科舉成績，相傳他有個幕友——有人說是左宗棠，實際上不是——非常怕如夫人（小老婆），但又很愛她，經常親自給她端水為她洗腳。

  曾國藩笑話他，出了個上聯：「代如夫人洗腳。」

  孰料幕友反應迅速，立即對出了下聯：「賜同進士出身。」

  你看，又提他的三本學歷！這讓曾國藩非常生氣。

  進士不等同於本科，其實連秀才也不等同於本科。科舉選拔出來的「士」，是有政治權力和相應待遇的，本質上能讓家庭實現階級跨越。所選出來的人才，也確實都是人才，但卻不一定是治國之才，因為考試形式與內容的收縮，雖然保障了公平，卻使讀書人一味追求「考試技巧」，著眼於文筆文字，搖頭晃腦，耽於記誦，對於實用技術、治國之術一竅不通。

  清朝末年，科舉制度被視作無用的制度廢除了，實際上只是考試內容出了問題。因此，與科舉選拔制度類似的考試制度是絕對不可能消失的，一旦一種制度消失，立即會有類似的機制頂上來。而保證考試公平，永遠是新型人才選拔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