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 元神話：執三教神話以為神州主宰

  13世紀雄起於北方的蒙古族的族源十分複雜。作為遊牧民族，他們不定的生活區域給我們的考察帶來了困難，加之北方民族眾多，相互間交流頻繁，種族與文化都在不斷發生變化，這種複雜交織的民族關係使我們難以捕捉一個民族單一的發展線索。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必要去孤立釐清一個單一民族的源流，因為中國古代民族從來就是在交融中發展的。關於蒙古族源於室韋、靺鞨、突厥等說法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都是不全面的。

  如同西夏、遼、金等民族一樣，元朝的歷史除了漢典，還有蒙古語的史籍。其中關於蒙古族的族源神話，主要記載在蒙古文的《元朝秘史》。該書卷一這樣記載：

  本書首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過騰吉思名字的水，來到斡難名字的河源頭，不兒罕名字的山前住著，產了一個人，名字喚作巴塔赤罕。

  這則神話跟突厥先祖的神話頗多接近處，近人有疑為「恐是蒙古襲突厥唾餘以自述先德」[28]。此言無據，元人修史時，突厥已無熏天氣勢，實已奄奄一息，沒有必要奉承巴結。這是真實地記述了先祖來源：他們是7世紀或8世紀時在北方顯赫一時的狼種族的後裔。

  《新元史》為說明這神話的產生及荒唐時說：「乞顏之後有孛兒帖赤那，譯文為蒼狼，其妻曰豁埃馬蘭勒，譯文為慘白牝鹿，皆取物為名，世俗附會乃謂狼妻牝鹿，誣莫甚矣。」[29]這種指責即使是屬實，姓名為蒼狼、慘白牝鹿也是圖騰崇拜的體現，它標誌著一種古老的部落聯姻。只是明宋濂等撰《元史》未述此等神話，影響未有大的展開。

  蒼狼白鹿的神話並不是全蒙古族人民的起源神話，它只是巴塔赤罕部的起源神話，因為在蒙古族的民間文學中，還流傳著多種起源神話，如蒙古族的《布里亞特博的起源》，稱最初有一隻大鷹，受善神的派遣，與布里亞特的女子婚配後生一子，這便是最初的薩滿。[30]蒙古族多樣性的動物崇拜正是北方薩滿的重要特徵，也證實了蒙古族族源的多元性。

  元代文化雖多從蒙古舊俗，但統一中國廣泛接受各族的文化遺產。如樂，起初太祖徵用西夏舊樂，太宗又征金太常遺樂於燕市，其制日備，祭祀樂章因而周致，其音樂發達的盛況為史家所讚嘆。而禮儀則征儒生周鐸、劉允中、尚文等及亡金遺老烏古倫居貞、完顏復昭、完顏從愈等。「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製。」[31]故神位各得其所。因而元代的神話也就在吸收金、宋、西夏等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而又保持了自家的傳統。

  《元史·禮樂志》保存了大量的祭神樂歌，就其內容看，完全遵循了秦、漢以來的傳統，所頌昊天上帝、社稷、先農、宣聖及先祖等神，標誌著儒教神系在皇家祀典中得到了貫徹。

  現引數曲，以見其對儒教神系的認同：

  一、酌獻祀昊天上帝之《明成之曲》：

  於昭昊天，臨有下赫。陶匏薦誠，馨聞在德。酌言獻之，上靈是格。降福孔偕，時萬時億。

  二、酌獻皇地祇位詞：

  至哉坤元，與天同德。函育群生，玄功莫測。合饗圜壇，舊典時式。申錫無疆，聿寧皇國。

  三、酌獻元太祖詞：

  禮大報本，郊定天位。皇皇神祖，反始克配。至德難名，玄功宏濟。帝典式敷，率育攸塈。

  四、迎宣聖孔子詞（選一）：

  大哉宣聖，道尊德崇。維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容。[32]

  蒙古民族入主華夏大地後，在皇家宗教里接受了漢典籍中作為統治正宗的宗教禮儀與神話。孔子的靈位在皇家祀禮中占據重要位置，成為天子致祭的三大神靈（社稷、先農、宣聖）之一，這標誌著儒教在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中依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元代的祭典觀察，他們的禮祀似乎比前代更合古禮。《元史·祭祀志》：

  《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天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

  事實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比漢族政權更注重古禮，如北魏、元等，這說明儒教神典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財富，不為漢族獨專。

  但應該看到的是，元統治者對皇家的天地祭祀並不熱心，他們只是把這些當作一個政權存在的標誌。神權的領域已開拓到佛教和道教方面了，以致造成了皇家祭祀表面禮儀正宗，皇帝卻對此較為冷落，其心思全在佛道上。《元史·祭祀志》稱：

  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於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祠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

  可見，元朝的統治者思想並非僅儒學專之，佛與道大行於元朝，它們同儒教一起，構成了統一的民族文化要件。

  在早期蒙古族貴族中，成吉思汗和窩闊台信仰薩滿教，故而他們對薩滿祭天活動興趣濃厚，但另外一些人信仰景教，如窩闊台的妻子、闊端、忽必烈之母等人。闊端是窩闊台的第三子，蒙古滅西夏和金以後，原西夏及藏族部分地區由闊端統治。闊端於1239年派大將多達那波進攻西藏，燒了熱振寺和傑拉康寺，殺了五百多藏人僧眾，但是有達壠寺和止貢寺等未曾被毀。藏文《青史》及《西藏王臣記》記載了這樣的傳說：多達那波的軍隊到了位於熱振寺和傑拉康寺之間的達壠寺時，達壠寺上籠罩了一層迷霧，所以沒能攻打；而多達那波打到拉薩河上游的止貢寺時，寺主有法術，弄得天空中突然飛來碎石，蒙古軍隊遂不能破壞止貢寺[33]。以上傳說體現出蒙古族與藏族間的宗教矛盾。

  多達那波第二年停止了對西藏的軍事行動，闊端再次派往西藏的不是軍隊，而是給西藏佛教領袖之一薩班的熱情洋溢的信件和禮物，邀請薩班到蒙古傳教。西藏各部看到西夏與金的滅亡，主動歸順。薩班出於傳教和對藏民生命安全的考慮，不顧高齡從西藏奔往涼州；跟他一起到涼州的，還有十歲的侄子八思巴和六歲的恰那多吉。薩班以其淵博的佛學知識征服了闊端。闊端原先信奉薩滿教，尊奉薩滿教巫師，舉行祈願法會時蒙古薩滿教的巫師坐在僧眾之上，聽了薩班的布道，闊端加深了對佛教的理解，以後的祈願法會，薩滿巫師便從上首位退下來了，薩滿教遭到了一場重大打擊。

  闊端優待薩班，一方面是真心對佛教的信奉；另一方面還包含著團結藏族宗教領袖，期望以和平方式統一西藏的意圖。闊端和薩班經過商議，由薩班寫了一封《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的公開信，號召西藏各地僧俗領主歸附元朝，承認藏地為元屬國，接受元朝的管理並承擔義務。薩班既將佛教輸入蒙古族，又將藏地歸入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之中，為民族團結作出巨大貢獻。

  薩班的到來，使佛教替代了薩滿教，噶瑪拔希的到來，則讓蒙哥由信仰景教轉為佛教。噶瑪拔希是西藏佛教與薩班不同的又一系統的宗教領袖，蒙哥不僅封噶瑪拔希為國師，還賜給他金印以及一頂金邊黑色僧帽，西藏的佛教被元朝最高統治者廣泛敬奉。[34]

  長大的八思巴繼承了薩班的事業，他在忽必烈那裡得到了更高的榮譽，被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後尊為「帝師」，忽必烈皈依了佛教，於宗教上聽從帝師指令。忽必烈又授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對元朝文化貢獻殊大，升號曰「大寶法王」。八思巴死後，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年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1324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為之塑像。[35]八思巴在元的事業，把藏傳佛教推行到一個新階段，藏、蒙古兩族因此找到文化交融的聯絡點。

  自忽必烈始，元朝的每位皇帝都封「帝師」，此制直到元朝滅亡，其間帝師計十餘位，地位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佛教領袖受此殊榮，使元朝帶上了較為濃厚的宗教國家的色彩。到元英宗時，八思巴的殿堂造到各郡，英宗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36]，元代的佛教實際上已高崇無比。佛教的流行，不僅加強了蒙藏各族人民的聯繫，同時極大地遏制了薩滿教及景教等區域性宗教及外來宗教，成為統一的思想武器。

  帝師是全國佛教的領袖，更是統領西藏的宗教與政治首領。《元史·釋老傳》這樣記載：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鬥，思有以固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為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為之膜拜。

  通過佛教行使了對西藏的主權和統治，這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件大事。這一統治的成功，顯示出宗教在國家統一過程中的巨大作用。

  元統治者重視佛教，對於道教也興趣濃厚。道教徒主動出擊，是元統治者與道教聯姻的重要原因。傑出的全真教領袖丘處機西遊如同薩班東行，同樣是元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成吉思汗遣使召見丘處機，年邁的丘處機毅然前往。他看到成吉思汗嗜殺成性，「拳拳以止殺為勸」。當成吉思汗再次召見，丘處機翻越雪山，歷盡艱辛，見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成吉思汗正忙於攻殺，丘處機竭力勸止，《元史·釋老傳》載：

  處機每言欲一平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賜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應明天威，以道有眾。」太祖從之。

  這裡宣揚的不嗜殺、敬天愛民、孝道，為儒、道、佛共奉的信條，這是其師王嚞所開教派融合三教的傳統。丘處機將此以天道統之，這種神話似乎成了儒教的神話。儘管蒙古故有祭天之俗，但那個「天」跟這個「天」的屬性有很大不同，丘處機的天是道德之天，它是個有意志的存在，常示警於人，必須順乎天理，愛民如子，否則將遭懲處。這是周公的「天」的傳統。

  全真道所行長生久視之道，不熱心仙佛神鬼，不貴延年益壽之術，無疑否定了許多不經的神仙神話。全真道拋棄了傳統道教的肉體飛升說，倡導證求「真理」，實際上使歷代方士宣揚的神仙學說破產，這對於神仙神話無疑是一種致命打擊。丘處機以簡練的「天威」的神話取代了繁縟的神仙故事，在元朝統治中產生了重大影響。丘處機通過艱苦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成吉思汗嗜殺的野性，曾使數萬垂死的人奴得生，深得民眾敬仰。全真教也在北方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千年以來，道門開闢，未有如今日之盛」[37]。

  忽必烈敬重佛教領袖，也敬重道教領袖，其目的是穩定政治統治。敬重佛教為了西北地區的安寧，敬重道教則為了北方與江南的統治穩定。對於全真道，忽必烈詔封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嚞五祖為「真君」，這些人物後來成為民間神話的重要角色。對於江南正一道，忽必烈同樣很看重。第三十八代傳人與材曾以法術治潮患，得成宗召見，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籙。「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物。」[38]有道士張留孫於朝中為皇后祈禱靈驗，也得寵信，並為築崇真宮。

  元代的道、佛矛盾尖銳，世祖至元年間，佛、道間展開了一場論戰，論題還是由老子化胡這些老問題引起的，結果道教徒大敗，十七道士被迫落髮為僧，全真教所占佛寺二百餘所不得不交還佛教徒所有。但是三教合一的趨勢日漸形成氣候。在全真教大盛時，道教徒尊奉老子，但不廢儒、佛，明王世貞《弇州續稿》說：「丘處機之徒未必盡賢，往往侵占寺剎以為宮觀，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皆侍立。」儘管抬高了己方教主的地位，但融合儒、佛二教的用心已顯露無遺。我們從丘處機向成吉思汗所進的那一番行孝去殺、敬天愛民的言論看，其主要是儒學的信條。全真道多襲用了禪學理論與修持方式，授佛入道，對傳統道教進行重大改革，加速了佛道融合的進程。

  宋元間，三教的神話融為一體的本子在民間廣傳，所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謂道藏本《搜神記》，都將三教神靈及民間神匯為一編。元秦子晉撰《新編連相搜神廣記》以孔、老、釋為三尊，並配以神仙畫像的木刻，成一圖文並茂之作。至元代，三教神話的融合已進入穩定發展階段。

  元代的遠祖神話在儒、道、佛三教神話的衝擊下色彩十分暗淡，他們一度奉行的薩滿教與景教都先後遭到排斥。隋唐以來，發育成熟的儒、道、佛三教神話使得任何原始神話都不能占據社會統治者的主流文化的位置，統治者雖然留戀自己的先祖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但出於一種高度的現實理性精神，他們不得不選擇三教文化作為社會的主流文化，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一族的文化不可能加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流之上，所以，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宗教傳統，只留下些遺痕在民間傳揚。對三教文化的皈依，使蒙古族成為中國文化的真正主宰者。

  元統治者執三教神話以為神州主宰，成為中國文化的主人，為文化的統一作出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