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 金神話：薩滿禮儀不敵皇家祀典

  金為女真族政權。與契丹和党項相比，女真顯然屬於後進民族，唐時稱黑水靺鞨，居住於混同江南北。居江之南者臣服於契丹，謂之熟女真，居江之北謂之生女真，其中也有臣服於契丹者。[15]起初，女真一直處在遼統治之下。1114年，女真在其首領阿骨打的率領下，以少勝多，擊敗遼軍。第二年，阿骨打稱帝，國號金。東北地區原屬遼的地盤迅速為金占領。1125年，遼亡。金兵大舉南下，於1127年滅北宋，宋政權南遷。一個新的北方民族政權迅速崛起。

  

  金雖為後進，可發展十分迅速，與漢民族的文化交融既深且廣。當金攻取燕雲及中原地區後，曾把大量的漢人遷往東北，以實「內地」，如太祖天輔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而實之」[16]。天輔七年（1123年），取燕京路，「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內地」[17]。同年，「命習古乃、婆盧火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內地」[18]。太宗天會元年（1123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19]。天會五年（1127年），金兵撤出汴京，「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20]。這些被迫北遷的漢人雖然多數是去做奴隸，但他們帶去了工藝技術與農耕技術，也帶去了漢文化的傳統。大量的豪族多數是有文化的階層，他們被擄往東北，客觀上造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文化輸血，使得東北各族人民的文化更加貼近。

  金統治者在建國後出於一種文化饑渴，往往對漢使強行留之，委以官職，對於搜求圖籍極為熱心，破遼後，「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21]。攻克汴京後，「取圖籍文書與其鏤板偕行」[22]。這些漢典的大量運取，對於金朝文化的建設具有重大影響。

  在大量往「內地」擄掠漢人的同時，大量的女真軍人進入中原，並有三百九十餘萬猛安謀克民眾遷往中原屯田，這場空前的南北人口大對流，加深了女真與中原人民的聯繫。金統治者曾對漢人實行女真化政策，結果女真受漢文化影響更大。一是「金源內地」的漢語廣為流行，女真語反被忘卻，許多女真人都不會講女真語了，漢人的風俗習慣在女真文化大本營內紮下了根，女真故地已全盤漢化。至於那些屯田而遷至中原的女真人更是融入漢文化之中了。金世宗看到女真尚武精神及其舊俗日漸忘卻，感慨萬分，表示：「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23]，並指責子孫的「忘本」。女真的歌曲已無人詠唱，世宗悲哀地親自開喉而歌。

  漢人與女真人實現了真正的文化融合和種族融合，金世宗時唐括安禮這樣說：「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24]漢與女真之間舊的文化界限已經消失。至元統一中國元好問賦詩以表達亡國之痛時把金稱為「中國」，而將元稱為「夷狄」，充分說明女真人與漢人已經融合為一體。元人也將契丹、高麗、女真等八種人都列為漢人。女真族迅速將其文化融入了整個中華民族集體之中，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神話的發展存在著一個由原始薩滿神話流行轉向與傳統神話融合的過程，其中，統治者的神話與傳統皇家祀典契合遠較西夏與遼為深。比較遼、夏、金三個少數民族政權，金的實力明顯強於前二者，它與宋的關係也較前二者複雜，因而其皇家祀典明顯是在遵從漢典舊制。金政權的皇家宗教對漢典的認同，是女真族成為漢人的重要標誌之一。

  《金史·禮志》載：「金之郊祀，本於其俗有拜天之禮。其後，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原先的拜天之禮，乃是北方薩滿禮俗，延續自遼。北方久有薩滿教流傳，只有金人的薩滿教才見諸文獻記載。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寫道：「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粘罕之下皆莫能及。」這種巫術傳統為蒙古帝國和後金政權所繼承，在北部中國產生了長久的影響。但金政權本身並沒有將薩滿教及其神話作為占統治地位的神話，而是擺出一統江山之主的身份，以華夏正典為宗，逐漸改變以往的祭天舊俗。金世宗時有保存舊俗的願望，可漢化已大勢所趨，特別是章宗繼位，厲行儒道，廣集唐宋文集，復興社稷文宣廟、風伯雨師等民間神廟，提倡儒學，抑制佛道，是金代一個文化發達的重要時期。金統治者在不完全廢棄傳統神話的基礎上接受了儒典的皇家祀典格式。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廷開展了郊祀禮的討論。左丞石琚據《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信條闡述了敬天法祖之禮，謂不當以多祖配天，而宜行古禮。世宗表示：「本國拜天之禮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築壇，亦宜。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郊祀之禮豈可不行！」[25]本來很留戀舊有的祭天之禮，但考慮到行古祀禮乃是江山一統的象徵，世宗毫不猶豫地擇用了漢典舊禮，標誌著金政權對漢神典的全盤襲用。

  在金代的祀典里，從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山川諸神、高禖以至於孔宣聖廟、歷代帝王神位，凡舊典所有，金祀典大都保存下來了，傳統的華夏古神羅列於金朝的神殿，這種情況是西夏和遼政權所沒有過的。

  金代異於漢族政權的祭神禮主要有二：

  一是長白山神。長白山如遼之木葉山，是女真族的發祥地，被視為聖地。大定十五年（1125年），金世宗祭長白山，並作文曰：

  厥惟長白，載我金德，仰止甚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所從出。……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為興國靈應王，乃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亘萬億年，維金之禎，與山無極，豈不偉歟！[26]

  後又冊封長白山神為「開天弘聖帝」，長白山成了女真族的神山，大定時期，它被視為金朝的命運所系之處，故在金朝的宗教生活中地位甚高。

  二是混同江神。它是女真族的母親河。《金志》稱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可見長白山、混同江崇拜是有悠久歷史了。至世宗時，金統治地域已從長白山擴展到中原地區，但對民族的發祥地還是念念不忘。傳說金太祖征遼，混同江顯靈助軍渡河攻遼，神跡昭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封混同江神為「興國應聖公」，致祭禮如長白山。

  其他山水之神尚有若干，但不及二者地位尊崇。在這東北地區獨特的山水中，還保存了不曾被儒家神話完全吞噬的薩滿神話。

  金的薩滿神話承接了遼的傳統。在遼的統治時期，女真族人的文化受契丹文化的影響很深，如其俗「尚巫祝」，喜「射柳祭天」[27]，而這種禮儀正是遼統治者曾狂熱為之的重要活動。《金史·禮志》明確地把拜天儀說成是「因遼舊俗」。這種對天的崇尚，在元、清等來自北方民族的政權及其民間長盛不衰，這就是宮廷及民間廣泛盛行的薩滿祭儀。至於射柳儀則更是遼的射柳習俗的傳承，《金史·禮志》載：

  射柳、擊毯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

  這種宗教與遊戲表現出金人承遼俗對柳枝的特有的情愫，與滿人視柳枝為神聖之物存在著內在聯繫。滿人是女真的後人，滿人的薩滿教源於女真是不爭的事實，滿人對柳的情感則必然來自女真人。女真人關於柳的神話已難以考察，但滿人遺留下來的薩滿神歌及東北地區的民間故事裡存在著大量的關於柳樹的神話，它的源頭當來自遼。金統治者在接受佛教和儒教後漸漸冷淡薩滿教，薩滿教遂廣行於民間，而不具備主流文化性質。

  金人對於華夏神話及北方契丹諸民族神話的繼承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