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 契丹神話：從青牛白馬到白衣觀音

  契丹族見於北魏、唐、五代之史書，為東胡一系，長期生活於遼河上游的西拉木倫河流域。唐初受冊封，賜李姓，有為官於唐者，著名者如李光弼。契丹叛服無常，至五代時強大，助晉滅唐。907年，耶律阿保機被舉為可汗，即破壞傳統的部落首領選舉，霸在可汗的位置上不下來。916年，他用其妻之策，殺害各部首領，即皇帝位，建立契丹國，以皇位世襲取代了可汗選舉制。阿保機去世後，耶律德光繼位，947年，改國號為遼。

  由於遼的統治主要限於東北地區、部分西北地區，南向僅及山西、河北一帶，遼政權僅為一地方政權，故其皇家祀典中保留了較多的遼河流域的原始神靈。在遼初尤其明顯。

  契丹的先祖，相傳為騎白馬青牛的神人天女。《遼史·地理志》稱：

  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雲。

  關於白馬青牛，蔡美彪等認為是不同氏族的象徵[1]。遼祭天時常殺青牛白馬，二者是否為圖騰，人們多有疑問，但以青牛白馬祭天的行為作為敬天法祖的象徵卻毫無疑義，這一風習大抵同於儒家的宗教禮儀。漢史籍謂契丹為炎帝之後，恐為漢人傳述，罕見流行於遼人口頭。據《遼史·地理志》所載，契丹祖先乃為天神，似與炎帝無涉。遼太祖阿保機將木葉山定為聖地，動輒以青牛白馬祀天，則是天神與祖先一同祀之，祖先就是天神。契丹建國初期的最高神為天神與先祖的統一體。阿保機死後，耶律德光尊為太祖，建太祖廟，謁祠甚勤。又建祖陵，常祠之。有遼一代，祠木葉山及各先帝祖廟在皇家宗教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自907年阿保機繼汗位到1125年天祚帝為金人所俘，傳九帝二百餘年，祠木葉山，謁太祖廟的熱情始終沒有衰絕，而昊天上帝、社稷神位卻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在皇家祀典里，遼與先秦祀典及秦漢以來的祀典明顯不同。太宗滅晉以後，稍用漢禮，但天地神靈禮儀民族特色鮮明：

  設天神、地祇位於木葉山，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為神門。[2]

  天地神不在南北郊，而置於木葉山這一契丹族的聖地，故雖有天神地祇之位，但與昊天上帝、社稷神位殊科。作為皇家祀典的儒家神系沒在遼國建立起來，他們所引進的儒家神話只是關於孔子的儀典，而未涉及儒典中的神系。

  在遼統治的宗教活動中，巫術性的行為甚多，較突出的如射柳、射鬼箭，前者為祈雨所行儀式，後者乃為厭禳。終遼一代，射柳頻頻，可見巫風之重。至於求雨為何定要射柳，則疑而難明。或許柳為女陰象徵，射之以祈雨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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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鬼箭於遼初多有行施。太祖阿保機登汗位，諸弟不服而反。阿保機不思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其罪。但諸弟仍存反心，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太祖聞之，「乃執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3]。關於射鬼箭，《遼史》末附《國語解》云：「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為刑法之用。」解里在這裡就成了這樣一個犧牲品，以對抗諸弟為厭禳。這樣，阿保機與諸弟的矛盾起初是以巫術性的「射鬼箭」來展開的。後其養子涅里思附諸弟叛，被阿保機以鬼箭射殺之。太宗耶律德光也有「射鬼箭」之舉。遼代的宗教神話保持著濃厚的地方特色，就其本質看，實是北方薩滿宗教系統，只是那時人們尚未以薩滿稱之。

  遼代祭天地多以青牛白馬，但青牛白馬並不是唯一的選擇，考於《遼史》諸本紀，祭天地之牲尚有黑白羊、黑兔等物，似乎色彩較牲畜本身更為重要。白色象徵天，黑色象徵地，是一種較為原始的自然崇拜形式，其推動力則是那神人天女結合的祖先神話。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傳統在整個遼代都綿延不絕，這就是北方薩滿教的神話與禮儀，它在北方各族長久流傳，是在儒、道、佛三教神話之外，加入中國神話系統的一支新的力量。

  但是，這種原始的民族宗教神話並沒有成為唯一的宗教神話。儒、道、佛的神話傳入，漸成文化主流。遼太祖神冊三年（918年）五月乙亥，「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4]。這是與青牛白馬所祭的天地神完全不同的神統。《遼史·耶律倍傳》：

  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這時的孔子在遼是被當作一個神對待的，孔子被列在三教之神的首位。遼太宗耶律德光時，親謁孔子廟，而令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是三教不廢，而獨尊孔子。《遼史稿》認為：「契丹奴隸主貴族引進儒學，絕不是作為一種學術來引進，而幾乎是作為一種宗教來引進的。」[5]他們供奉孔子，也提倡忠孝之道。遼聖宗《諸侄戒》說：「汝勿以材能凌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其間浸透著儒家倫理，非深乎孔孟之道不能言之如此。聖宗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好音樂繪畫，是遼代帝王文化水平較高的一位。遼於北方成一文化中心，北方諸部對華夏傳統文化的汲取多求之於遼。聖宗開泰元年（1012年），鐵驪那沙乞賜佛像、儒書。聖宗即賜護國仁王佛像一尊，《易》《詩》《書》《春秋》《禮》各一本，儒佛之道之大行於遼可知。

  遼代雖崇儒，但後來最有影響的宗教神話勢力還是佛教，阿保機問祀神以何為先時，「皆以佛對」就是證明。遼太宗時，奉觀音為家神，佛教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遼代的「拜山儀」即於木葉山祭天神地祇儀，為最高宗教儀式，自太宗將白衣觀音像遷於木葉山廟，尊為家神後，便增加「諸菩薩堂儀」，然後拜山，觀音之禮已高於天神地祇禮。興宗繼位，先有事於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後因循無變。總之，太宗時，白衣觀音已升為眾神之首。

  耶律德光如此重視觀音，是有一定的政治圖謀的，他是藉助佛教神話的力量來干預中原政治，為西進南下尋找藉口。《洛中紀異》記載了一則觀音授令的神話：

  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金骨朵，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即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令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須去。」未浹旬，石敬瑭反於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帝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敕使也。」率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衄，立石敬瑭為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此即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於癸卯年，黑色入懷，此其兆也。[6]

  顯然這是軍事干預中原的輿論，耶律德光宣稱：「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敕使也。」也就是替天行道。究其實質，不過是他想得到幽雲十六州的土地，又要冠冕堂皇罷了。而自稱「兒皇帝」的石敬瑭的後晉，不過是遼進入中原的一塊跳板。當然，遼進入幽雲十六州卻使契丹族日益漢化了。

  在遼的四時節氣中，有關佛的紀念日最得關注，如二月八日傳為悉達太子生辰。「京府及諸州雕木為像，儀仗百戲導從，循城為樂。」[7]這是一特殊禮遇，老子、孔子均不能得此殊榮。遼又有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者。慶祝儀式也十分隆重。《全遼文》中《重修范陽白帶山雲居寺碑》這樣描繪道：

  風俗以為二月八日共慶佛生，凡水之濱、山之下，不遠百里，僅有萬家，預饋供糧，號為義食。是時也，香車金馬，藻野縟川；靈木神草，赩赫芊綿。從平地至於絕巔，雜沓架肩；自天子達於庶人，皈依福田。

  這種盛大場面反映出遼國舉國上下的崇佛熱潮，正是這種宗教風習，使契丹與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心靈相通之處。白衣觀音實際成為遼與宋及夏、金文化交流的橋樑。儘管契丹族的木葉山宗教信仰的地方色彩是那樣的厚重，可自打白衣觀音進入木葉山菩薩堂，整個神話都發生了變化，木葉山、遼河神禮儀及天神地祇淪為一種象徵性儀式，而佛教崇拜卻是「自天子達於庶人」的實質性的信仰。

  遼代的道教勢力當時似弱於佛、儒，但據傳劉海蟾為遼進士，則遼出一道家大仙，在各族人民的民間神話與習俗中影響很大。據《堅瓠集》引劉海蟾故事云：海蟾姓劉，名嚞，渤海人。十六歲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退朝，有二異人坐道旁，延入談修真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雞卵一枚，擲於案，以雞卵累金錢上。嚞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劉嚞因悟，掛印入終南山，學道得仙。《金史》無劉 嚞其人位至宰相的記載，故以遼進士說為勝。明都卬《三餘贅筆》云：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岩，遼進士劉操，劉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相，相授白玉蟾，玉蟾授彭梠。[8]可見劉操在道教的傳承譜系裡是不可或缺的鏈環，他是遼代道家神話中的重要人物。全真道封其為「北五祖」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封其為「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時，還加封為帝君。海蟾子不過是劉操（或哲）的道號，後訛為劉海戲蟾的傳說。劉海戲蟾作為一種吉祥圖案，自明代以來已廣行於民間，後金蟾又訛為金錢；則劉海戲金蟾變為劉海戲金錢，劉海成了財神。劉海蟾的神話並不是完成在遼代，但遼進士的傳說得到全民族的喜愛，更見出宗教神話在民族文化交流中地位的重要了。至於劉海蟾演為劉海戲金錢則是這一時期普遍的神靈世俗化的體現。

  遼代神話起初是一種多神多中心的神話，而以青牛白馬神話影響最大，三教神話進入契丹後，原始神話的勢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三教神話中以佛教神話流行最廣，白衣觀音被奉為家神，成為進兵中原的神話依據所在，是流播朝野的影響最大的神話。儒教雖也為統治者所重視，一度列為群神上首，但很快就被白衣觀音取代了。在遼的宗教聖地木葉山上沒有孔子的廟堂，似乎孔子還只是被尊為聖人，沒有被尊為神，加上儒典中的皇家祀典系統沒有植入，所以儒家神話的影響十分有限。道教神話則除劉海蟾外，我們所知甚少。遼代的神話，是契丹族人民生活於北方時期的精神食糧。當契丹族與各族人民共享三教神話時，他們也就加入了共同體，共同來創造民族文化。遼亡後，契丹族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已不復存在，它的神話則融入中華民族神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