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 工商業者的神話

  傳統社會是農業社會，因而社神、稷神是皇家祀典中的主角。當時的社會財富主要是通過土地以農業生產方式創造的，故而江山實際上是社稷，社稷成為皇位的象徵。作為一個「行業神」，社、稷這兩個神是何等榮耀！

  相形之下，在先秦以至隋唐這漫長的日子裡，社稷神以外的其他行業神則寥若晨星，其間的原因主要歸結於中國封建社會漫長的重農抑商政策。這一政策發端於戰國諸國內，而秦行之最得力，至漢代，行崇本抑末之策，幾為歷代統治者奉行的不二法門。隋唐以後，雖然統治政策依然不變，但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開始活躍起來。一批工商業者開始成長壯大，成為一支分裂農業社會的重要力量，儘管當時的力量還相當微弱，但其發展勢頭是不可忽視的。

  

  新興的市民工商階層需要自己的精神價值體系，社稷神統顯然無法籠罩這一新的群體，市民與工商業者不能祈求社稷農神來庇護自己，因而建立起市民工商業者的神靈體系已刻不容緩。於是，一批新的神話、一批新的神靈出現了，神的隊伍驟然壯大。

  這些市民工商業者的神話不同於白蓮教及天地會的神話，它不與統治者直接對抗，而是冷靜地經營自己的神靈天地，不謀求衝突，而實際上卻形成了一種與正統勢力分庭抗禮的態勢。工商業者在自己的神話懷抱中發展自己的精神世界，成為一個自主獨立的體系，這是真正的新神話，是一個新的階層在新的歷史時期里構建的新的神靈大廈。

  新神話的啟動是以財神的出現為標誌的，因為市民與工商業階層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財利的追逐，他們需要通過自己的生產與銷售來獲得利潤，這樣便打破了傳統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價值觀念。當這一切尚沒有一個神靈保障時，就意味著財利的追逐尚未被普遍認同，整個社會尚未形成一種新的氣候。財神出現了，這是錢財追逐的神靈保障，它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物質生產的飛速發展。

  隋唐前的傳統神話里沒有專職的財神，只有某些神靈兼管一些商賈的事務，如觀世音菩薩。《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里有這樣一段經文：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

  這裡的觀世音菩薩作為大慈大悲度一切苦厄的救星，拯救商人危難只是其眾多職責中的一款，他不是專職的財神，且他對商人救助的目的是要眾生皈依佛門，與一個專門的財神保障民眾的財產是有區別的。

  宋人筆記里開始記錄了專門的財神信仰活動，但尚未出現財神的名字。《東京夢華錄·十二月》稱：

  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

  北宋的京城十分繁榮，文化氛圍十分濃厚，年節時有大量的年畫印售，財門是其中之一，但究竟神門是何形態，神門中有無財神還是一個謎案。但南宋時已出現了財神紙馬，據吳自牧《夢粱錄》卷六載：

  歲旦在邇，席鋪百貨，畫門神桃符、迎春牌兒，紙馬鋪印鍾馗、財馬、回頭馬等，饋與主顧。

  臨安年節傳統大約是自汴梁移植過來的，印售的年畫大體相似，只是特別強調了「財馬」，這就是後世年節時所印製的神像畫。相傳財神上下於天都要騎神馬，故稱財馬。由於所謂的財馬是用紙印製的，故又稱紙馬。財馬的出現說明至少在南宋時期財神已經出現了。

  這財神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然而一旦出世，即以強大的再生能量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中繁殖起來，衍化成一個強大的財神系列，有所謂文財神比干、范蠡，武財神趙公明、關羽，偏財神五路神、五通神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財神。中國神話隊伍中陡然成長起一個新的神類。[28]

  財神的出現，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從神話發生學的角度看，它既是對傳統義利觀的一大衝擊，又是向傳統義利觀的一種妥協，它是文化由衝突走向和諧的結果。作為財神，它坐上神位本身就是一種對道義獨尊的挑戰，但是，人們不能放棄道義而將財利置於道義之上，遂形成一種以義取財、和氣生財的文化模式。財神系列中手持金元寶者並非一枝獨秀，而手捧《春秋》的關公卻更受歡迎。所以財神的發展還是受到了傳統義利觀的制約，見利忘義的行為不能在財神崇拜中生下根來。財神崇拜一方面保障民眾的財利，另一方面又規範著財利追逐中的行為，真實地體現了神話的矛盾法則。

  儘管財神俯就了傳統規範，但依然是中國神話史的一場革命。當財神出現後，一大批影響深遠的神靈都歸入了財神的陣營，有些是本已盛行的大神，如關羽、觀音，他們都進入了財神殿，這是他們在新時期煥發的新功能。神靈保佑財利的生聚，這實際上是對個人財產的一種保障，從中我們能看到社會進步的軌跡。而傳統神靈被賦予的忠義、公平與慈悲救難等價值元素又使得聚財走向了一條規範的理性之路。儒、道、佛的觀念幾乎浸染著民間流行的一切神話，財神染上倫理道德的規範，有效地遏制了貪得無厭行為的泛濫。中國商人中的「儒商」，不僅僅是指讀書人經商，還指商人特有的一種道義與公平素質，他的出現與成長，與財神的價值指向是存在著內在聯繫的。

  與財神及眾行業神靈相關的神話傳說在唐代多已流傳，宋代以後，經濟因素才大大強化。試以關公為例，我們便能看出這種演進的脈絡。

  關公的神話在唐代就開始流傳了。《北夢瑣言》稱：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離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弘農楊玭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29]

  《雲溪友議》云：荊州玉泉祠曰三郎神，即關三郎也。允敬者，則仿佛似睹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30]

  從這些傳說看，敬關羽也有些保障財物的功能了，但核心問題卻不在此，即關羽是一可怕的神靈，只有敬之才能避禍。關羽最初的形象是一凶神。

  關羽地位的提高出現在宋代。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曾飭修關廟。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年）賜玉泉祠額曰「顯烈王」[31]，這是自後主劉禪封其為「關壯繆」後得到的又一次賜號。在宋代的第一次加封是一則神話所致，其本事出自《宣和遺事·前集》：

  崇寧五年夏，解州有蛟，在鹽池作祟，布炁十餘里。人畜在炁中者，輒皆嚼齧，傷人甚眾。詔命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治之。不旬日間，蛟祟已平。繼先入見，帝撫勞再三，且問曰：「卿此剪除是何妖魅？」繼先答曰：「昔軒轅斬蚩尤，後人立祠於池側以祀焉，今其祠宇頓弊，故變為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賴聖威，幸已除滅。」帝曰：「卿用何神？願獲一見，少勞神庥。」繼先曰：「神即當起居聖駕。」忽有二神，現於殿庭。一神繹衣，金甲，青巾，美須髯；一神乃介冑之士。繼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將關羽也。」又指介冑者曰：「此乃信上自鳴山神石氏也。」言訖不見。帝遂褒加封贈。[32]

  此次封號為「崇寧真君」，後世關公不間斷地被封開始了。[33]就這次受封的原因看，關羽實際上成為鹽業的保護神。因為關公是整治了鹽池妖孽而受封的，所以一開始他就是一個行業神。《解州全志》載：「（宋仁宗天聖）七年，池水漸涸，鹽花不生。有司具奏，上聞，遣使往覘之。報曰蚩尤作祟。召龍虎山張真人，請關聖討之。池水如故，鹽花復生，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致祭。」[34]解州的鹽業率先奉關羽為保護神。儘管關羽降妖並為道人所遣很明顯為道教徒所編造，但由於是保護某行業的正義行為，所以關羽便逐漸在諸行業中成為保護神，為眾多行業所供奉。

  關公在三個方面受到重視。一是統治者所重在忠孝。自宋徽宗首封崇寧真君後，明萬曆十八年（1590年），封協天護國忠義帝[35]，於是，在皇家眼中關羽的忠義定位已經基本確定，關羽在明代享有殊榮，故神話中有關聖帝不忍助清入關之說。《明季北略》卷一載：

  康熙三年孟夏四日，先君子曰：「予壯年時有華道士雲，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伏壇久之，見天上諸神俱不在，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真人問諸神安在？聖曰：『今新天子出世，諸神下界擁護矣。』真人曰：『聖何不往？』聖曰：『我受明朝厚恩，故不去。』」

  這是明天下大勢已去的寫照，也說明了明代的皇帝確實對關羽的崇拜熱情甚高。清代由於有關聖受明朝厚恩而不忍下界擁護之說，故對關帝的崇奉達到無以復加之地步，其核心問題還是他的忠義。順治封關帝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為清代的關帝崇拜定下了極高的基調。

  二是道教徒推崇關羽，他們所重在關羽的降魔法力。

  三是民間崇拜關羽，人們所重的是關羽的義氣。恰恰是這義氣一款使他成為財神，這正是獨特的東方倫理價值觀念所致。傳說是乾隆帝將關羽封為財神，民眾便在關帝廟額上貼了「漢為文武將，清封福祿神」的對聯。關羽本已成為財神，乾隆之封賜強化了這種地位。關羽成為諸多行會及不少地方商會會館所奉之神。

  工商業者崇拜關公雖遠不是關公崇拜的全部內容，但他因兼有財神才獲得如此大的能量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可以將關公和孔子在民間的地位進行比較。孔子宣揚忠孝節義，其影響遠大於關羽，在朝廷得到禮遇崇拜的歷史要比關公早近千年。至唐時，孔子的地位已經非常高了，但到了明、清，他與關公的地位卻呈此消彼長的態勢。

  明代徐文長有如此感慨：

  蜀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墟落……雖婦女兒童，猶歡欣踴躍，惟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36]

  這絕不是在追求忠孝節義，恰恰相反，人們看重的是關公的驅邪能力及生財功能。明清以來，商品經濟發展，追逐物質利益成為新的風尚，故而疏遠重義輕利的孔子，而親近重義生財的關公，這是時代風氣使然。明清時不少文人棄儒從商，這些儒商不肯完全崇尚趙公元帥的金元寶，但又不肯再去禮拜孔子，因為他們沒有勇氣直面孔夫子，所以就選擇了關公。只是由於財神的緣故，關羽崇拜才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再拿岳飛與關羽作一比較。岳飛之精忠報國，其忠義近乎愚，程度遠較關羽為甚，雖然也有統治者追封，但並不曾受到民眾像對待關公那樣的熱情禮遇。同樣是忠義，一個冷，一個熱，其中的原因我們只能從關公兼有財神一職中去找。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關羽在民間受歡迎跟統治者的提倡沒有完全的對應關係，統治者和民眾對關公的崇拜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宋元以來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商品意識，使民眾選擇了與傳統觀念完全不同的神靈。歸根結底，並不是神本身在變化，而是崇拜者的身份在變化，這是一批新起的市民和工商業者，他們的神話極富創造性，他們創造了中國神話史上嶄新的神靈及其隊伍。

  中國古代有多少個行業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只有概略地稱為三百六十行或者三教九流者。行業組織是行業神存在的基礎，沒有行會組織就沒有行業神存在，而行業神又成為行業組織成立的宗教保障，一方面，他是行會成立的根據；另一方面，行業維繫的種種規範都因神而立，行業神的崇拜及其禁忌便成為行業組織必須關注的核心問題。從這一角度看，行業組織是在神話的統一下的准宗教組織，它有自己的主神及其在神管束下的種種律令，並有定期的宗教儀式。行會成為宋元以來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

  「行」的組織在隋代就有了，但不知其詳。唐代已有行業組織的雛形，如肉行、農行、鐵行、馬行、釘行、絲行等，其中已有工行和商行之分。然而這些組織怎樣運作，因史載有闕，我們難以考求。到了宋代，這種「行」的組織發展起來了。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之《團行》章將南宋的行會描繪得十分生動。當時的工商業者組織成行的目的有二，一是應付官府的科差，二是官府把工商業者組織起來便於管理控制與盤剝。[37]工商業者加入組織，即所謂投行，是一種無奈，但為了應付官府的科差，工商業者卻要主動參加。宋代的行會組織可考知的有這樣一些特點：有一行頭負責某一行當的組織工作；各行都有較固定的交易場所；各行都有一定的標誌，如服裝；各行都要組織敬神賽會等活動。

  關於敬神賽會，我們從《夢粱錄》中的一些記載來看，工商各行對組織迎神賽會興趣濃厚，但他們所奉之神多是公共神靈，尚不為行業獨專。如霍山路神、東嶽天齊仁聖帝、北極佑聖真君等，大抵是一些世俗化的佛道神靈及民間神，為某一時期、某一地區的人們所廣泛崇拜，他們不是行業神。這說明宋代行業神尚未發育成熟。行業神的不成熟實際上也預示著行業組織不夠成熟。

  元代是一個特殊的朝代，由於蒙古統治者摧殘工商業，元代行會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明、清時行會和行業神開始真正繁榮起來。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稱「百工技藝，各祠一神為祖」。除了按行業組織的行會外，地區性商業組織——會館也建立起來了。明清至近代的行會與會館組織形式的檔案材料顯示，神在行會組織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現舉數例如下：

  渝城胰染綢綾布匹頭繩紅坊眾藝師友等公議章程

  （嘉慶元年八月初八日）

  予等匠藝一業，歷來已有章程。今經日久，是以邀集同人等重整理行規。染造一切並無其二，紅坊手藝，紊亂行規之人，今同眾公議成規數條，各宜遵守，以免後日之累。如有前項無恥之徒不遵公議者，永遠革出會外，今將規列於後：

  一議造染綢綾、布匹、頭繩各色棉線腳帶，並無有兩行手藝師友。歷來每年會期以（已）到，祀神演戲整理行規，憑眾公派，每人抽取厘金錢五百文，不得推諉。……

  一議我等紅坊同行做藝師友，公請各鋪老闆，至禹王廟公議演戲治酒敘咨。……

  …………

  一議每年祭廟會屆之期，原為肅靜，敬神演戲，禁止狂言浪語，觴聲撒潑。如違者，罰銀一兩入會。

  渝城廣扣幫公議章程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一）

  近有射利之徒，偽造假貨，冒充我等名色，四鄉發售，及使魚目混珠，碔砆亂玉，非誠信之道。若不議定行規，杜除弊竇，將見欺詐相尚，靡無底止。爰集同人演戲，永定章程，殊不致紊亂。……倘有不遵者，執此行章，鳴出究治。永垂後例，是以為序。集同人之祀祝獻神座賜福無量矣。

  今將以（已）議規程開列於後：

  一議每年二月十五日敬演大戲一部，恭祝太上老君千秋。

  一議發貨鋪棧價要照時（價），不得濫賣，任客投店，毋許登門討買，查出者罰大戲一部。[38]

  以上二例頗具代表性，工商行會厘定行規總是在祀神活動中決定的，而行規大多將祀神列於行規首位，對於違規的處罰一般是罰戲，即通過大戲娛神以向神謝罪。各會所祀神靈不同，重慶胰染綢綾布匹頭繩是在禹王廟敬神，而廣幫紐扣行則祀太上老君。

  《吳門表隱》所記之蘇州各行公所的神靈各各不同，一個顯著特點是公所行會辦公處實際上是個神殿。如該書卷五載：

  十廟 明初建於東西兩營，衛官祀河神之所，非僧道修齋之處。又雲，宋時各城門皆有之。系糧船公所，供奉龍神。……

  機聖廟 名軒轅宮，在祥符寺巷。宋元豐初建，甚小。明萬曆初，里紳章煥、王天爵、顧豫重建，久廢。國朝乾隆三十七年，里人孫輔成、王瑞生等重建。……道光二年，纖接同業公建，門廡台房，祀黃帝並祀先蠶聖母西陵氏，東後方累氏（去苧造服），西後彤魚氏（作絲線磨針刺成章作服），祔以雲機仙聖伯余（始作機杼，見《淮南子》）、胡曹（始製衣服，見《呂氏春秋》），見馬頭聖母，寓氏公主，天駟星君，菀寙夫人，蠶花娘娘，發繭仙姑，佐染仙姑，紡煉仙姑，造織仙姑，助福大姑，滋福二姑，崇福三姑，馬明菩薩漢（皆蠶絲之神，參禮儀志通考）。染色花缸仙師葛仙翁，或雲即天仙織女。照應局神有駙馬稱神姓歐陽。機神褚河南父子，張平之，葵花仙聖，黃道仙婆（始作振掉綜線、挈花、踏棉、彈棉，見《松江府志》），接頭方仙。廟門，相國潘世恩書，為章於天。另祀大橈氏等（始作甲子，黃帝臣，稱時運福聖）。吳郡機業公所，一在玄妙觀內，元元貞元年建；一在花橋閣上，乾隆八年裡紳蔣又源等建，一在田基巷，一在顧亭橋南，一在吳山嶺。吳棟錄。

  卷六有繡祖廟、照應廟等：

  繡祖廟 在水仙廟側，神姓顧名名世（明官明州知州）。一在周孝子廟側，神姓顧名寀（按神，國初守廟人，馬卒也。篤孝其母，母死，觸柱死，俗稱顧太太。民間小兒迷失，虔告必獲顯應，能尋），為繡緙之神。俞大猷記。

  照應廟 在南北局。神姓歐陽名倫，張士誠婿。北局謂其府第，架木皆古楠，故稱駙馬府。公主好畜貓，今案上有泥貓。為機杼財帛局神機匠崇奉香火。又在黃石橋左，為土穀神。[39]

  該書所記蘇州一帶的行業神難以計數，將以上案例及其他行業神崇拜的歷史進行綜合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特徵：

  一、行業公所與神廟往往是合二為一的，如糧船公所即龍神廟。這種公所與行業神廟合一的現象對於我們理解行會的性質有重要幫助，它說明行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準宗教組織，神是行業的紐帶，「商人藉神會以聯商團」[40]。行規雖為行業所立，但形式上是行業神的律令，在神前立規是一種神督的行業戒律。違背行規要向神謝罪，而每年有定期的祭神娛神禮儀，這些都說明行會的宗教特性[41]。此一傳統一直延續到近現代，所謂公所實際上是一神廟。民國期間的上海各公所仍然保持這種遺風，如：

  義德堂麵粉公所在吾園路，清同治初建，奉關壯穆侯像；

  漆商公所在火神廟東，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建，奉關壯穆侯、朱文公、羅大真人神位；

  銅錫公所於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建，大廳奉關壯穆侯像，民國四年（1915年）改建，並奉老君像，左右奉發起人神龕；

  三山會館供湄州天后像，殿前為戲台；這戲台是多數公所所有的演戲、酬神、敬神、娛神的場地。[42]

  這些充分說明行會實為一準宗教組織。

  二、行會成為神話的最大製造機構。有多少行會就有多少行業神，而一行又有多神，如機聖廟中的機神就有黃帝及其以下十餘神。據李喬的搜集，僅鹽神就達二三十個，行業神的名目有五六百種。[43]但要達到完備的程度，這數目恐怕還有較大差距。神與神話被行會大量製造出來。

  各地會館都供奉著不同的神靈，如山西及不少省的會館供奉關公，閩粵會館則供天后，湖北會館供大禹，廣東會館祀六祖慧能，各省各地會館祀神各有不同。地域性的差異進一步拓展了神話空間，神靈創造進入了一個空前活躍的時期。

  行業神的製造既有將大神擁為己有者，如龍神、黃帝、關公、觀音、老君等顯赫的大神，他們都成為某一行業的總管。同時，一些鮮為人知甚至來路不明的神靈卻突然地位飆升，成為某一行業的神靈主宰。如同天地會、義和團一樣，傳統神話世界的秩序全部打亂了，神界的權力進行了一次再分配。儘管封建專制統治在宋元以後日益強化，但民眾中一股強大的民主力量正日益增長。一批名不見經傳的在野神靈登上行業神的大堂，與顯赫的大神並駕齊驅。神界的尊卑界限被打破，顯示出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遷正在到來。

  農業社會雖然依然還是當時社會的主流，工商業者戴著沉重的「重農抑商」的傳統枷鎖艱難地跋涉著，但他們卻在奮力衝破羅網，走向壯大之路。他們建立起強大的行業神陣營正是他們向農業社會挑戰的一項重大舉措，它表明工商業者不願受制於農業社會的傳統神靈。近代以來興起於都市的會館神靈群像已顯露出他們欲與傳統社會分庭抗禮的強烈願望。那麼多尊貴的神靈都傾心扶助於工商「末業」，說明傳統的價值觀念已經破產，一個新的世界正露出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