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反抗壓迫的神話

  宋元以來的此類神話伴隨著武裝鬥爭，是黃巾神話、李家道神話及彌勒下生神話一脈的承續，只是黃巾類及李家道類神話已經消歇，唯彌勒下生神話勢頭不減，導致白蓮教的反抗愈演愈烈。這一時期以宗教形式出現的反抗主要針對民族壓迫而發，因而帶有強烈的反抗民族壓迫的色彩。元、清時的造反者往往要喊著「反元復宋」「反清復明」的口號，並不是人們對大宋、大明真正有什麼感情，它只是民族情感的象徵。假託前朝後人實際上也是一種神話，它的實質是一種現實的取而代之的渴望，而復宋、復明都不過是一種幌子而已。總之，此類神話由於伴隨著武裝鬥爭，直接觸動統治者的神經，掀起的反抗浪潮是空前的，而遭到的鎮壓也是空前的。

  白蓮教成為後代紛繁的民間宗教的總代表，一是許多派系都是白蓮教的支流，二是許多門派都被視為白蓮教的同類，故而白蓮教成為這一時期反叛者最鮮艷的旗幟。白蓮教本在宋代就已形成，但當時它的反政府色彩並不重，而在元代、清代則就不一樣了。白蓮教在元代、明代都有造反的舉動，但在兩個朝代結果大不相同。對此，近人曾這樣論述過：

  劉福通之亂，應之者眾。而徐鴻儒之亂，應之者寡。其故何也？曰：由於種族之故。蓋白蓮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驅逐蒙古。雖借宗教為惑人之具，而其間實含有民族主義也。劉福通反抗異族政府，徐鴻儒反抗同族政府，其根本思想既異，故其結果亦因之而有異。所以自滿洲進關以後，白蓮之勢比於明為熾者，亦即因此之故。[1]

  這種元、明白蓮教造反帶來的不同影響說明，白蓮教的反叛動機主要是反抗民族壓迫，儘管後期紛繁的白蓮教支系起義的動機各異，但主體方面卻基本沒有改變。

  元順帝時期，白蓮教掀起了第一場大規模的武裝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元史·順帝紀》載：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為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州。初，欒城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廣平永平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

  白蓮教前身為白蓮社。白蓮社本是信奉彌陀淨土，念阿彌陀佛與無量壽佛，初與彌勒無涉。《佛祖統紀》記白蓮社成員大多念阿彌陀佛，建無量壽閣。宋代茅子元創白蓮懺堂，所作《晨朝禮懺文》，所發誓願依然是：「我弟子某甲一心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紅巾以白蓮會燒香惑眾，又倡言「彌勒下生」，顯然已不同於原始的白蓮教。它吸收了彌勒下生說，又與香會融合在一起，是一雜燴。在下層民眾中，原始的彌陀信仰已不復存在，反是彌勒入主白蓮教中，燒香念佛成為重要的宗教禮儀。香會是「流傳已久的摩尼教之異名」[2]，《宋會要輯稿》曰：「浙右所謂道民，實吃菜事魔之流，而竊自托於佛、老，以掩物議。……平居暇日，公為結集，曰燒香，曰燃燈，曰設齋，曰誦經，千百為群，倏聚忽散。」這底層的白蓮教又融入了摩尼教的組織形式，因而也獲得了更為廣泛的群眾參與。

  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繼承父志高舉義旗時，部眾奉為「小明王」，這個「明王」便是摩尼教教義的體現。摩尼教產生于波斯，該教崇拜光明，崇拜日月，認為世界最初存在光明和黑暗兩個國度。光明國之最高神稱明父，所屬國內至善至美；黑暗國之神為黑暗魔王，其國邪惡充斥其間。起初兩國相安無事，後黑暗魔王發動了一場對光明國的戰爭。戰爭中，大明父為了救出自己的部屬五明子（氣、風、明、水、火），創造了今天的這個世界，其物質成分來自眾魔的身體。這是摩尼教創世神話的前半部分，後半部分則吸收了耶穌教的創世神話，認為人為亞當、夏娃之子孫。據《唐會要》卷四十九載，摩尼師於貞元十五年（799年）作法祈雨。唐代有摩尼寺，說明摩尼師在唐代傳播其教義，且已有一定影響。但唐代朝野除武則天對此興趣頗濃外，多對摩尼教頗有偏見，曾下令禁斷。佛、道也對這新入的宗教異己大加撻伐。摩尼教在唐代主流文化中難以立足，於是從兩個方面擴張自己的地盤：一是在我國少數民族政權中傳播，如回鶻便因幾位摩尼師的努力，舉族改宗摩尼教。二是向民間滲透，《佛祖統紀》稱大曆六年（771年），「回紇請於荊、楊、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摩尼教在東南及西北各地都傳播開來。唐武宗滅佛，摩尼教遭到殘酷鎮壓。後回鶻為黠戛斯所敗，一個重要的摩尼教基地被搗毀，唐代的摩尼教失勢，因而大雲寺紛紛被毀，摩尼師或遭殺，或還俗，外國人被遣返，摩尼教於是轉入地下活動，與正統文化對抗。五代時有母乙造反的事變。方臘起義純憑摩尼教發動起來。宋代摩尼教在《夷堅志》一書中有描繪：「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為天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這些看起來跟原摩尼教還有些相似，但他們開始拜佛，「事佛白衣」。這白衣佛跟「白衣長發」托彌勒下生於外形上是相似的。白蓮教與摩尼教在共同的反政府的旗幟下走到一起，大旗號便都成了白蓮教，所以本來摩尼信仰很重的「小明王」造反也被視為白蓮教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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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紅巾起義有一支隊伍的首領名彭瑩玉，在紅巾起義的前一年就開始造反了，其事跡如下：

  袁州妖僧彭瑩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反。反者背心皆書「佛」字，以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傷，人皆惑之，從者五千餘人。郡兵討平之，殺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瑩玉逃匿於淮西民家。初，瑩玉本南泉山慈化寺東村莊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歲，善觀氣色。一夕夜雪，見寺東約二十里，紅焰半天。翌日召其莊老，詢之曰：「昨夜二更時，汝村中得無失火乎？抑有他異事乎？」內有一老曰：「村中無事，惟舍下媳婦生一兒子。」僧喜曰：「盍與我為徒弟可乎？」老者遂舍為僧，於是遂以谷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歲，始送入寺，與群徒嬉，時預言禍福皆驗。年十五，南泉山下，忽產一泉甚冽。是時民皆患疾疫，瑩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哀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敗，逃淮西，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3]

  這是元代托佛以反的一個重大事件，它是劉福通、韓山童起義的前奏。其中的神話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所崇拜的神主「佛」的神話：書一「佛」字即刀兵不能傷；二是關於起義首領的神話：彭瑩玉的出身有不同尋常的神異。前者產生皈依的條件，後者則提供可靠的主持者與領路人，這跟紅巾的神話模式是一致的：彌勒下世是召喚民眾的口號，大明王、小明王則是起義反抗的宗教領袖。一般說來這兩類神話是統一的，前者作為最高神往往化生為後者，如彌勒佛作為一個最高的君臨現實的主宰往往是通過化身為某一教主來實現的。前者為後者服務，後者須有前者才能征服眾人。有些教派首領不直接稱是彌勒化生，而往往稱某某神之使，傳達著神的詔令，其性質跟前者也是一樣的。元代的統治者就被這樣一種宗教神話掀起的浪潮推翻了。

  反元的口號中除了彌勒下生的神話大旗外，韓山童為宋徽宗八世孫傳言的感召力也不可低估。宋徽宗雖為昏君，但他被金人所擄，歷盡了苦難，深得民眾的同情。出於一種憐憫之心，人們對徽宗的昏庸誤國未予深究，反而產生了強烈的救助心理。元與金一樣，都是非漢族政權，而實施的壓迫較金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韓山童為徽宗八世孫的傳言很有分量。劉福通讓韓林兒稱帝，號小明王，建國號大宋，年號龍鳳。[4]這個政權之所以打出大宋旗號主要是團結漢族民眾來反抗民族壓迫，而龍鳳年號則是傳統的民族與政權的象徵，民族色彩更重。元代的紅巾起義是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雙重壓力下爆發的，因而比之以往的托彌勒下生神話的造反起義有更為深廣的社會內容。

  朱元璋是打著大宋的旗號逐漸擴張自己勢力的，等到他羽翼豐滿後便一腳踢開了韓宋政權，建立了明王朝。可這個曾經依靠白蓮教、香會發家的朱元璋一上台便發出了對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的嚴厲禁令。先是中書省奏「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皇帝當然是「詔從之」了。[5]《大明律》的禁令十分具體：

  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6]

  這裡禁止的正是紅巾發動起義所宣揚的神話及主要組織形式，這種過河拆橋的行為主要是防止明王朝遭到同樣的命運。由於朱元璋在推翻元統治後轉過頭來鎮壓各路紅巾軍，白蓮教徒轉而展開了對朱明政權的反抗。明初，這種稱彌勒佛反抗的運動尚十分踴躍，但這場風潮不久便漸趨平靜。其間的原因一方面是明廷嚴加禁止，白蓮教沒有喘息機會；另一方面則是生產恢復，社會一度較為安定。明中期以後走向衰敗，雖然不少白蓮教徒起來參與了反抗，但是推翻明王朝的是李闖王，他的起義主要不是利用宗教發起的，所以明代的白蓮教勢力不強。這從側面說明白蓮教反抗民族壓迫勝於階級壓迫。

  作為一種異端，民間白蓮教不僅僅是為了武力推翻政權，還努力去瓦解儒道佛的正統國家宗教，在文化上樹立自己的地位。元末動亂之際，有白蓮教徒明玉珍建立了明夏國，在這個政權里，「廢釋老，止奉彌勒佛」[7]。這種與正統宗教相悖的行為實際上也是反元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元代統治者對佛道保持著濃厚的興趣，二者是他們實施統治的精神武器。元朝滅亡後，這個明夏國就向明朝投降了，說明明夏王國的反釋老是衝著元統治者而來的。在他們的想像中，推翻了元統治，一切都會好起來，故而既放下了刀槍，也放下了精神武器。明代的白蓮教支係為了生存，往往投靠朝廷，如所謂羅教、大乘教、紅陽教等，他們的經卷能夠印行，他們能公開傳教，都與統治者的首肯不無直接關係。明代的異端轉向依附當局以求生存，且盡斂白蓮教旗號而改頭換面。

  這種宗教本質上還是跟正統的佛教、道教相去甚遠。在一定程度上，民間宗教這樣做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在表面上打著佛祖的旗號而骨子裡還是蘊含著反抗正統文化的精神。有人看出其中的問題，大聲呼籲，竭力攘斥此類「邪教」。明時有浙江人袾宏這樣說道：

  有羅姓人，造五部六冊，號無為卷，愚者多從之。此訛也。……彼口談清虛，而心圖利養，名無為而實有為耳。人見其雜引佛經，便謂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誑嚇聾瞽。凡我釋子，宜力攘之。[8]

  顯然，像羅教這樣一類民間宗教藉助朝廷力量，廣為傳播自己的經典，使正統佛教遭到很大威脅，其間的原因不能簡單視為正統佛教在統治者面前爭寵。羅教的現世理想對佛門教義產生強烈衝擊，並呈瓦解釋教的態勢。如羅教經典竭力否定僧侶制度，斥責其修行法為「有為之法」，其經有曰：

  在家菩薩智非常，鬧市叢中有道場。西方淨土人人有，高山平地總西方。[9]

  反對出家修行，肯定現世歡樂，不要執著修行，這就是無為教，這樣一來，佛教長期形成的修行教規變得毫無價值了。

  本來白蓮教一直宣揚的彌勒末劫神話就已使正統佛教難以招架，所謂「新佛出世，革除舊佛」雖意在造反，卻使佛教神話的格局就此要散架了。明時的白蓮教派系更搬出一個無生老母來。無生老母不見於羅祖五經，羅祖嫡傳弟子大寧於《明宗孝義達本寶卷》中提出了無生老母為諸佛本源說，但最系統明白地描述無生老母形象的是羅祖的第七代傳人明空和尚。作為羅祖教的第八代祖師，他把自己的經典說成是在無生老母的監督下創作的。其經卷《佛說大藏顯性了義寶卷》描述了無生老母化身老婆婆，經過明空驗摸，發現無生老母乃非男非女的一朵紅蓮。[10]有部白蓮教的經典叫《古佛乾坤品》這樣寫道：「無生母，產陰陽，嬰兒奼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媧真身。」這是將無生老母列為最高主宰，把傳統神話中的先祖都統攝其中了。無生老母的神功不僅在此，據說他把世界分成三個時期，即青陽時期、紅陽時期和白陽時期，分別由燃燈佛、釋迦佛和彌勒佛住持度人苦難。燃燈佛和釋迦佛都完成不了這項使命，現已派彌勒佛下凡，由彌勒化為人身，開創教派，人們信白蓮教，信彌勒佛，就會造就人間樂土。這樣，釋迦佛實際上被埋葬。彌勒是無生老母在人間的使者，無生老母則成為最高神，這是多神的中國神話史中出現的又一位主神。

  白蓮教雖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但並不對階級壓迫熟視無睹。在看到明統治者十分腐敗，而新興的滿族集團蓬勃興旺時，有人甚至邀皇太極入侵，把希望寄托在滿族統治者身上。錦州白蓮教一支，大乘教頭目崔應時就是這樣的人。他作書予和碩豫親王，稱「觀音菩薩天內顯聖，高呼天聰，將我國玉璽，授之於汝」；又稱天聰帝「為彌勒佛所生者」，其擁護者除觀音外，且有玉帝，「眾神兵及九星、廿八宿、三十六神、四十八神、五十三佛、六菩薩，率關帝之兵助戰；七十二賢人、八十一洞真君、三千門弟子、子路、顏回齊出，助天聰克燕京，即皇帝位」[11]。這樣，儒、道、佛三家神靈一齊助陣，拍手歡迎皇太極率領清兵打進來。這說明白蓮教同樣反階級壓迫，只是因為後期民族壓迫特別厲害，白蓮教才表現出突出的民族主義傾向。

  就像明朝皇帝朱元璋藉助了白蓮教上台一樣，清軍入關也有白蓮教的一份功勞，但清醒的清統治者也明白白蓮教之類的宗教組織是正統勢力的最大危害，故一旦穩定就為摧殘這些民間宗教不遺餘力，其過河拆橋的手段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清代對民間宗教的殘酷鎮壓使得本來難以調和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銳。於是，諸教派利用宗教與神話反抗滿清的鬥爭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了。

  清代的白蓮教起義成為反抗清統治的重大異端力量。如清初的圓頓教、八卦教、一貫道、清茶門等無不跟白蓮教有密切關係，或崇拜無生老母，或崇拜彌勒佛，儘管各有特點，但人們大多以白蓮教視之。他們都高揚反清旗幟，成為反抗民族壓迫的急先鋒。

  這些「離經叛道」的宗教在粉碎了體系宗教的嚴密體系後，實際上是在向原始宗教回歸。人們以粗朴的神話及巫術行為投入反清戰鬥中。在18、19世紀時期尚採用如此原始古拙的形式令人驚訝。下面我們就八卦教之一支——清水教王倫起義的有關神話及巫術行為作一分析。

  所謂清水教也有稱為白蓮教的，王倫清水教，其徒自稱就是白蓮教，官吏的上奏也稱「王倫等實系白蓮邪教」。其入教儀式頗原始。有一教徒名許大勇被俘後曾這樣招供：

  今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初五日，我去柳林趕集，遇見柳林的王五，買了他四斗米，同到茶鋪吃茶，說起閒話來。他說：張四孤莊有個王師父，若到那裡學習拳棒入教，也有吃的，也有喝的，將來還有好處。我說，過幾日再商量。八月初八日，王五就來叫我，一時沒主意，同他到了張四孤莊王聖如那裡，叫我給他磕了頭，朝南跪著，盟了誓。還有個韓進功，不知是哪裡人，教我咒語說：「千手擋，萬手遮，青龍白虎來護遮，只得稟聖中老爺得知，急急急，殺殺殺，五聖老母在此。」[12]

  這段材料有幾處值得注意：一、清水教吸引入教的條件是物質利益；二、入教採用了原始的拜師儀；三、入教以學武功為主，實際上是為起義練兵；四、有密咒助力作戰，標誌著這一教派的層次是低級的民間宗教。

  「五聖老母」是指觀音、文殊、普賢、白衣、魚籃五位菩薩，「聖中老爺」指八卦教創教教祖劉佐臣，這樣多的神靈保佑是明清時期民間宗教的重要特點，紛繁的神靈具有瓦解獨尊神壇的作用，同時也使得神話再次走向無序。

  王倫起義的目的是「殺官劫庫藏」[13]。其與官府對抗，為著經濟利益的目標甚明，反抗進兵時的手段則近乎滑稽，既悲壯也悲涼。他們進攻臨清時情境如此：

  賊之攻城也，皆黑布纏頭，衣履黑色，望之若鬼魅，間有服優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諸者營訊，或以廚刀、樵斧縛杆上，跳躍呼號，兼挾邪術。城上以劈山炮、佛朗機、過山鳥齊發擊之。鉛子每丸重二兩，其勢催山倒壁，當之者無不糜爛，乃自午至酉，賊徒無一中傷；益跳躍呼號，調炮不過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竊竊私語，謂此何妖術乃爾也。賊中有服綾馬褂者，系王倫之弟，偽稱四王爺；右手執刀，左手執小旗，坐對城南僅數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詞。眾炮叢集，擬之，鉛丸將及其身一二尺許即墮地。當事諸君俱惴惴，無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褻衣，以陰對之，而後燃炮。群見鉛已墮地，忽而躍起，中其腹。一時兵民歡聲雷動，賊為之奪氣。群知其術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憑城，兼以雞狗血糞汁縛帚灑之，由是炮無不發，發無不中，賊碎首糜軀，洞胸貫脅，屍枕藉城下以千計。[14]

  這時雙方實力懸殊，尤其是器械，清兵已開始使用劈山炮、佛朗機等現代化武器，而起義軍多是廚刀、樵斧，兩相比較，優劣不啻天壤。為了彌補這種差距，如果不是主動更新器械，巫術與神話就成了唯一選擇。儘管清兵也採用了妓女裸陰與雞狗血糞之類的厭勝之術，但他們的勝利卻憑藉了強大的炮火。走向近世的巫術在現代化生產開始出現時已趨於破產，王倫的巫術性的起義被供上了早期現代化萌芽的祭壇。

  巫術是建立在神話的基礎之上的，沒有神話，法力無從產生，巫術也就破產了。王倫起兵雜巫術與神話為一體的事實在下面這段史料里展現得十分具體：

  倫自稱真紫微星。梵偉復托妖夢為幻惑，……晨則置老婦車上，衣黃衣，以手作法，曰無生老母。以繩伎為前鋒，妄稱仙女，有神術，不畏槍炮。人各念鄙信咒，咒云：「真空家鄉儒門弟子某人，千手擋萬手遮，青龍白虎來護咱，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還遠；啟上聖公老爺，聖公是假，兄弟是真，弄假而成真，無生神母。」詭言諸仙女每夜上天，請神母教，旦日下會曰：神母教我如何如何……[15]

  這種古老的神話與巫術混為一體的反叛形式已有近兩千年了，黃巾起義與王倫起義內容雖有不同，但就本質上講，似乎看不出明顯的進步。就現有的一些清水教經典看，其水準並不比《太平經》高。

  民間宗教教義長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反使民間神話膨脹發展，湧現出難以計數的神靈。一般來說，宗教越是水平上升，神話便越是弱化，因為宗教要扼制多神傾向，神話必是走向單一化。後期中國民間宗教較少形而上的教義，與道教佛教比相去甚遠，人們只是為著一些極為功利的目的，打著神的幌子以張揚之。當民間神靈泛濫，不僅衝擊了佛、道、儒正統的神權地位，也使民間宗教本身面臨著瓦解的趨勢。沒有一個宗教能統攝各支系，一時間群星閃耀，可謂燦爛，也可謂零亂，反而難以成大氣候。

  清朝時，南方出現了一個不同於白蓮教的反政府團體，這就是天地會。關於這種北教南會的派系，陶成章有這樣的論述：

  中國有反對政府之二大秘密團體，具有左右全國之勢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蓮教，即紅巾也。一曰天地會，即洪門也。凡所謂聞香教、八卦教（一名天理教）、神拳教、在禮教等，以及種種之諸教，皆為白蓮之分系。凡所謂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等，以及種種之諸會，亦無一非天地之支派。……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權迷信。何以知？曰凡山東、山西、河南一帶，無不尊信《封神》之傳。凡江浙、閩廣一帶，無不崇拜《水滸》之書。故白蓮之教盛於北，而洪門之會遍於南。[16]

  洪門者，創設於明朝遺老，起於康熙時代……二三遺老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義之根苗，流傳後代，故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結成團體，以待後有起者可藉為資助也。此殆洪門創設之本意也。[18]

  這樣一個會黨，從本質上講已不再是宗教組織了，故其神話較白蓮教更為粗疏和泛濫。本來白蓮教紛繁的神靈已使其教無從形成一統之勢，但大體上不舍無生老母與彌勒佛，白蓮教還主要是憑藉神話的力量產生凝聚力。天地會則不同，它主要的精神紐帶是哥們義氣，通過拜盟結香以入會黨。神話被推向了後台，不過依然在發揮著巨大的能量，因為決定義氣強度的還是背後的神靈。與白蓮教的雜神化相比，天地會所奉之神的龐雜更加令人驚訝不已，除了具有標誌性的天地自然神外，無論什麼派系的神，也不管居於何種等級，都雜陳共處在同一神壇之上。請看天地會的一則請神祝文：

  皇天玉皇大帝、日月三光五星、七星七政五斗、神君天官賜福、太上老君、西方如來、釋迦佛祖、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前來助其證盟。[19]

  祝文在不厭其煩地開出長串神單後還要加一句「一切虛空來往眾神佛」，似乎要將神界網羅一盡。白蓮教之神有主宰，會黨的神變成了無主宰，這樣實際上使民間宗教自身發生了分化。由於缺少主神使得宗教難以維繫，天地會以後的民間宗教教派開始向會黨性質轉變，中國民間神話又發生了一場新的震盪。

  由於重在義氣，會黨間的關係較白蓮教更具民主色彩。陶成章指出：「白蓮借宗教以聚眾，故以燒香施符為招徒之不二法門。……教徒之宗旨，全重信仰，以用術愚人為第一要義。政體尚專制，大主教為最尊，主教次之。……洪門借劉、關、張以結義，故曰桃園義氣。……凡入會者，納錢納票，會員之宗旨專崇義氣，取法劉、關、張。既崇義氣，力求平等主義，故彼此皆稱兄弟。政體主共和，同盟者一體看待，多得與聞秘密之事。……職員之組織法，全系軍國民制度，為白蓮教之所不能望其項背，其法制固甚美也。」[20]其間雖不乏拔高成分在，但會黨較白蓮教的進步顯而易見。同樣是抗清，人們寧可選擇天地會之寬鬆而不願受白蓮教之擠壓，基於信義的人情味勝過了立足信仰的神靈。

  會黨不舍神靈，但對神靈的態度大不一樣，其中有兩點是白蓮教與天地會的重大區別。首先，天地會不主一神。如前所述，他們的神譜無所不包，衝破了宗教中神靈譜系起碼的定規，神話世界被衝擊得毫無統系。其次，即使面對著神靈，白蓮教只有高層次的教職人員能跟神溝通，而天地會則拓寬了會黨成員跟天地神靈聯繫的渠道，可直接與神溝通對話，因而即使是信仰神靈者也寧可選擇天地會而不欲選擇白蓮教。

  這樣，白蓮教的支系會黨化便成為近代民間宗教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試以義合拳為例，它是義和團紛繁來源的一支，人們普遍認為它是白蓮教支系，其名歸於八卦教之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初四日國泰奏摺稱：「李萃曾以臨清人李浩然為師，傳授白蓮教，改名義合拳。」[21]義合拳實為王倫清水教的遺脈。起初，義合拳的神靈和巫術跟傳統白蓮教有頗多類似之處：

  其神曰洪鈞老祖、驪山老母，來常以夜，燎而祠之，為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槍炮令不燃。又能指畫空中，則火起，刀槊不能傷。[22]

  這跟王倫輩的義軍無大區別，故早期的義合拳乃白蓮教遺存。但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義合拳的神話漸漸變得跟以前有很大不同。

  降神附體多群眾化，使它跟白蓮教區別開來，不再只有教主有神附體。美國學者周錫瑞指出：

  神拳的宗教儀式和以前諸秘密宗教不同的一點，是它降神附體的群眾化。不單是教門首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的師兄，只要心誠，都可以祈求神靈降身，保佑自己不受傷害。這表明了神拳宗教儀式中的平等主義。[23]

  這種一定程度的平等色彩吸引了眾多的入教者，教中較平等地相處，有似天地會，上神與下民的廣泛交流，也削弱了神靈的神秘性，因為無所不在的神將喪失其神性。

  由於神靈的無所不在與廣泛降附，神靈隊伍本身也必須擴大規模，當義合拳與義和團融合在一起時，他們已不再獨主洪鈞老祖與驪山老母，神靈隊伍之雜便有如會黨，亂而無序。

  這種神靈隊伍的雜亂除宗教會黨化而呈現的民主與平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民族矛盾發生了變化。

  由於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矛盾開始由國內民族間的矛盾轉為中華民族整體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的民族主義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局面。「兄弟鬩牆，外御其侮。」經過百餘年的統治，滿清統治者已建立起以中國傳統文化實施統治的格局，滿漢對抗呈滿漢合作狀，且滿人漢化傾向明顯。當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中華大地的時候，無論滿漢都面臨著種族滅亡的危險境界，故而滿漢聯手正是民族存亡關頭的唯一選擇。所以，一貫以排滿面目出現的白蓮教派系悄悄地放下了反清的旗幟，而將矛頭一致對外。

  事實證明，一個具有幾千年傳統的偉大民族，武力從來不能完全征服它。帝國主義把文化侵略作為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而文化的核心則是宗教。雖然一些傳教士打著仁愛、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旗號，也曾有所善舉，但其本質不過是為侵略勢力鳴鑼開道。如德國的天主教聖言會打入山東，安治泰（Johann Baptist Von Anzer）擔任著聖言會的主教，他並不是個簡單的傳教士，而是一個德意志民族主義侵略擴張主義的鼓吹者和擁護者。他在山東安排了一個儀式，迎接一個來訪的德國領事，其場面如下：

  主教的住宅被裝扮一新，無數旗幟（當中有一面巨大的德國旗）飄揚在教堂的尖頂和其他建築物上。鐘聲齊鳴。房屋的門口懸掛著「熱烈歡迎」的標語，陽台上則是「祝願德國充滿活力、繁榮、強大」的橫幅。人們熱情高唱《皇帝頌》和其他德國歌曲。[24]

  這到底是在傳播天國的福音，還是在為侵略戰爭這一違背起碼基督精神的行為唱讚歌呢？1904年繼任的主教韓寧鎬（Augustine Henninghaus）更是對中國人進行污衊性攻擊，指斥中國的「異教的腐朽和墮落」[25]。很明顯，其宗教性的傳播並非主旨，而對中國人民的統治才是實質。

  天主教徒向政治領域滲透，迅速取得了合法的特權，在中國的土地上耀武揚威。天主教徒能夠與省內官員平起平坐，否認中國官員對當地基督徒的管轄權，儼然成為中國大地上的主宰。請看這段材料：

  主教們作為全省的宗教統治者便採用了中國巡撫的等級制度，並且在他們的帽頂上綴上了一顆顯示身份的頂珠。他們每次外出都乘與其身份相符的轎子，都有騎馬侍從和步行隨員前呼後擁，都有一隻體現地位尊崇的大傘為前導，而且每次到達和出發時都鳴放一響禮炮。[26]

  這架勢，表現出天主教在中國的不可一世，他們已經背離了基督教愛的宗旨，充當著軍事侵略的馬前卒。這種宗教必將激起民眾的強烈反抗。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勢力的鬥爭首先在宗教與神話領域裡拉開了序幕。

  面對著西方的上帝，這時的民族宗教也結成了統一陣線。無論是民間宗教還是正統的佛教道教，他們不再爭論是否有新佛出世革除舊佛，也不管是佛還是道，曾經是高級的主宰還是區區小神，都聯合起來，氣勢雄壯地向洋教宣戰。這樣，神靈再次呈現出空前的龐大陣營來，義合拳的神壇上不再僅僅高踞洪鈞老祖與驪山老母，而是神仙佛爺甚眾。有這樣一則義和團揭帖：

  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勸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發乾，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爺怒，仙爺煩，伊等下山把道傳。非是謠，非白蓮，口頭咒語學真言；升黃表，焚香菸，請來各等眾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間把拳玩；兵法易，助學拳，要擯鬼子不費難。挑鐵道，把線砍，旋再毀壞大輪船；大法國，心膽寒，英吉、俄羅勢蕭然。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27]

  「神出洞，仙下山」，眾神仙來扶助學拳殺洋人，顯然是在洋教衝擊下神界形成了統一戰線。以往民間宗教的「反清復明」口號悉數捐棄，旗號大書「扶清滅洋，替天行道」的字樣，這一轉變實因民族矛盾尖銳所致。義和團「扶清」並非對清統治者有多深的感情，在當時的背景下，清政府雖然腐敗，但畢竟是一個代表國家的政府。這個政府不管是何等的不稱職，在種族面臨滅亡的關頭，總要把御外侮作為首務，而以扶助政府作為一種愛國與民族主義的象徵。所以「扶清滅洋」不是封建口號，而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口號。儘管對義和團的「滅洋」的後果要作具體分析，但義和團所促成的民族主義的高漲卻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實。

  從神話發展的角度看，義和團雖為壇拜神，以神拳為號，崇拜著數不勝數的神靈，然而它對神話的貢獻卻十分有限。它還依賴著原始的巫術，其神話本身根本無法與洋教決戰，所謂的「滅洋」是武力滅洋，而不是文化滅洋。義和團的拜神只是使得神話更加雜亂無章，使民間神話在更低層次上運轉。天地會也一樣，它採用原始的結盟方式，崇拜著紛繁的神靈，從事秘密活動，這種幫會組織方式尚同樣帶有宗教色彩。在即將進入20世紀的年代，這種落後的團體尚不具備現代因素，它們最終為歷史所拋棄便在所難免了。

  以上我們對白蓮教、天地會與義和團三個具有鮮明民族主義色彩的宗教與會黨作了一番初步考察。它們是反元、反清、反洋的主流。它們的反抗，引發了民族主義風潮。白蓮教和天地會的神話，是以異端對抗正統，以雜亂對抗整一，使得宋元以來民間神話紛繁，難以把握。

  白蓮教的神話建立起初步規範，大抵以無生老母、彌勒佛為尊，號稱彌勒下世，以新佛代替舊佛為基本立足點。但是因為派系紛繁，發展中的白蓮教各自為政，使得各自的神話無法定於一尊，於是在分解正統佛教神話的同時也分解了自己。天地會的神靈其實更加原始，起初以拜天地自然神為宗旨，既而又雜取種種神靈為其結盟團體的監護，其雜可謂前所未有。義和團先是承襲白蓮教一系的神話與巫術，繼而因為排洋，收起了「新佛替代舊佛」的口號，新佛舊佛一同上陣，神仙鬼怪協同努力，扶助拳勇殺洋人。這種宗教衝突是近代中外文化衝突的核心內容。由於放棄了白蓮教尚可追尋的神系，義和團的神譜實際上是一團亂麻。

  白蓮教、天地會與義和團都不能算純粹的宗教組織，因為反抗民族壓迫，實際上是武裝團體，因而其神話雜亂便在所難免，但這些神話依然有其特殊的意義。入主中國的民族放棄了自己的神話主幹而襲用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神話，本是漢民族成員的民眾，由於遭到異族使用傳統神話作為正統所帶來文化壓迫，所以他們也奮起反抗自己的神話傳統。而這種反抗實際上也帶有反抗階級壓迫的性質，結果是非漢民族的統治者掌握了文化主導權並成為傳統神話的繼承者，而文化傳統下的成員卻又為了反民族壓迫、階級壓迫而反正統，起來破壞自己的神話，這樣一種變局實際上強化了主流文化的統一性。

  而當整個中華民族遭到外來文化的侵襲時，主流文化與異端文化又統一起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達成了一次上下統一的共識，這就是義和團產生的文化背景。民族文化的衝突最終導致了民族文化的統一，是這一時期神話的突出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