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皈依同一祖先

  北方民族融合的完成是以認同共同的神話先祖為條件的。祖先本為一族的血緣標誌，可實質上他僅為一種文化識別，與真實的血緣並無關聯。認同同樣的天地神祇並不能表明是同一種族，而共奉祖先卻毫無疑問是同一家。中華民族的統一併不是種族血緣的統一，而是文化的統一。文化的統一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統治、風俗道德、經濟生活、宗教信仰等，但這些都不是關鍵的，還是謝林說得對：一個民族，只有當他們認同了共同的神話時，它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25]中華民族核心的神話只有兩個：龍和黃帝。在中國文化發展後期，後者要比前者更為重要，以黃帝為核心的五帝系統是各種族對這個民族皈依的標尺，它集中體現為司馬遷所總結的《史記·五帝本紀》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古代先祖譜系。這個譜系既是一座熔爐，也是一個磁場，它敞開胸懷擁抱著投奔者，一旦被接納，每個成員都打上同樣的標記，每個人都會以背叛這偉大的先祖而恥辱，並以處在這樣一個大家庭中而自豪。

  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這句看似無關緊要的話對後代匈奴的發展具有難以估量的影響。夏禹是「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是以黃帝為核心的五帝系統的正宗嫡傳。司馬遷這樣去寫，雖無確鑿的證據，但肯定有一定的傳說基礎。匈奴後來與漢室通婚，雙邊關係更進一步密切。漢與匈奴儘管發生過大的軍事衝突，但和平的力量始終在起作用。因為有禹後與漢宗親兩個重要歷史淵源，漢匈間的融合變得十分自然。從前者看，漢匈是兄弟，從後者看，漢匈是親家。所以，北朝時匈奴各部與漢融合都是基於以上兩個前提，其中一個是事實，另一個則是神話傳說。

  請記住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劉淵是典型的打著漢室宗親旗號的匈奴貴族。他認為，沒有漢人的擁護，儘管實力強大，也是難以稱王的。他說：「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劉備）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后主，以懷人望。」[26]故不建立匈奴政權，而建漢政權，模糊漢匈界限，理直氣壯地做了天子。

  在當時，漢人也並不把非漢族統治者看作僭偽，如漢人邵續說：「周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27]可見，認同共同的德治文化和天命神話，就是同類，原不分什麼種族，這在當時成為普遍的趨向。

  我國歷史上各民族間的融合，並不僅僅是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融合，各少數民族間的融合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現象，如石虎便是羯人與匈奴結合的後代。南匈奴一支曾與鮮卑族融合，成為所謂的「鐵弗匈奴」。《魏書》卷九五《鐵弗劉虎傳》：

  鐵弗劉虎，南單于之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慮虒之北。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

  這種融合進一步模糊了種族界限，奠定了文化一統的基礎。即使他們不跟漢族發生關係，匈奴自認為夏禹之後，鮮卑自認為黃帝之後，則這種融合也被視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內部關係的進一步強化。南北朝時期，漢族沒有被視為核心，他們只是眾多民族中的一支，是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擁有者之一。北方的少數民族同樣有擁有這份文化遺產的權利。在北方，發生衝突的並不是漢族和少數民族，因為那裡不斷更迭的政權原本就是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所以少數民族間的衝突與融合同樣是引人注目的。他們並不將與漢族結緣當作多大幸福，相反，跟五帝神話接軌才是他們的真正榮耀。所以，北方民族的歸宗並非僅歸漢族之宗，而是歸於與漢人相同的遠古神話的祖宗——五帝世系。

  赫連勃勃為劉氏匈奴之後，也是鐵弗匈奴的一支。赫連勃勃雖為劉淵之後，卻不以劉淵歸於漢族為是，他要紹夏后氏之統，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28]。處於秦、魏之際的大夏政權同樣也是不甘苟安一隅的，其雄心壯志乃是一統天下。赫連勃勃對部下買德說：

  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竟，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29]

  赫連氏的這番表白，其歸宗之心甚明，而一統天下之志也甚堅。由於是紹禹之統，故要擺脫漢姓而重改姓氏。他下詔書稱：「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系天之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因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30]與北魏漢姓不同，赫連氏自創姓氏，也別具一格，顯然，他比劉氏匈奴有更大的氣魄。就赫連氏本人及臣下的一些言論看，大夏政權熟知華夏古史且通儒家德政。勃勃所答劉裕書，使劉裕自嘆不如。赫連氏後攻克長安，為壇稱帝，其勢盛極一時。自此，赫連勃勃口不離大禹，言不舍大夏，仿佛夏王朝的基業在經歷夏桀敗亡後又復興於北方。又刻石為頌，贊大禹之堂堂聖功，而自謂「名教內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顯然，這裡已有些自負、自擂的色彩了。

  赫連勃勃經營的大夏政權其時間是那麼短暫，其所作所為與大禹之德有很大差距，但他的舉動卻緊密承接夏禹，為文化統一與民族融合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沒有狹隘的種族觀念，有的是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故《晉書》稱讚他「器識高爽，風骨魁奇」。他圍繞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做文章，帶領匈奴跨越了褊狹的部落時代的藩籬，走上了遵循共同文化而發展的康莊大道。北魏滅了大夏後，作為獨立民族的匈奴已融入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匈奴尊奉中華神話傳統而實現了真正的文化回歸。

  與匈奴一樣，鮮卑在北朝時期完成了歸化過程。當竇憲擊敗北匈奴，北匈奴大舉北遷時，鮮卑乘機占據了北匈奴的大片土地。北匈奴遺存者有十餘萬，亦號鮮卑，鮮卑由是轉盛，匈奴與鮮卑兩族多有融合。鮮卑為患於邊，檀石槐時最強，後趨於分裂，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是其中的強者。

  至南北朝時，慕容氏起於遼河流域，漢化色彩已經頗濃。《晉書·慕容廆載記》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那麼這是自認為黃帝的子孫了。西晉末年，酋長慕容廆受晉爵位，為晉藩屬。永嘉之亂後，慕容廆躍躍欲試，說：「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系。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勛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31]這時的慕容氏，完全將自己視為天下興亡而有責的「匹夫」之一，且對晉王朝尚存一片忠心。對於得天下不以種族為意，可見其志不在小。至慕容皝擴大勢力，遷都於龍城，自稱燕王。皝子慕容儁繼王位，告東晉使者已稱帝。其時勢力漸大，遷都至薊，後又遷鄴，形成進攻東晉的態勢。慕容儁喜符瑞，其臣下附和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後，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其制多因循魏晉，其禮歸附華夏傳統跡象甚明，如黃門郎申胤所言：「大燕受命，侔跡虞夏。」他們企圖以黃帝有熊氏的子孫的身份去一統天下，只可惜在慕容儁死後，前燕內部大分裂，被前秦所滅。

  與慕容氏相比，拓跋氏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活躍的時期更長，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更大。拓跋氏在北方各族中初為文化後進者，其俗野蠻。他們統一北方以後，在文化上才取得飛速發展，迅速歸於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之中。

  關於拓跋氏的族源，《魏書·序紀》云：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

  這段敘述並不是北齊魏收想當然杜撰的，是實實在在的拓跋氏自己的看法。關於它的真實性，學者多不以為然，林惠祥說：「魏人自謂黃帝之裔，中國人則謂為李陵之後，前者假託，後者誤傳，皆不實。魏人自溯其祖當堯時曾入貢，積六十六世未通中國，名亦無考。」[32]這種假託是拓跋氏自己講出來的。北魏建國時祀典鮮卑中固有神靈較多，但是先祖卻是立的黃帝之位。魏政權起初定德統是因為自認為是黃帝之後才確定為土德的。拓跋氏鮮卑族的祖先之廟在烏洛侯國西北，早期拓跋氏鑿石室而祀祖。這石室離代京（今山西大同東北）四千餘里，可見是遙遠的西伯利亞的種族。拓跋氏南下後已把石室的老祖宗忘了。這也不奇怪，一是因為他們已經遠離了故土，二是時代已經久遠，三是他們跟漢文化已結下了不解之緣，拓跋氏可謂數漢典而忘故祖了。後來在太武帝拓跋燾真君年間，烏洛侯國遣使朝貢，提起這魏祖石室廟，拓跋燾才派中書侍郎李敞去祭祀，祀詞沒提到黃帝遠祖事，可見，拓跋氏遠祖與黃帝的親緣關係實在是件難以說清楚的事。

  自力微與晉接觸，鮮卑族受到了封建勢力的影響，內部改革舊俗的力量日長，漢文化是變革舊俗的重要精神力量。北魏政權建立後，鮮卑民眾與漢民雜居，要統治漢人必須使用漢文化，故索性將自己攀上漢的遠祖，成為相同的族類。鮮卑貴族中的保守勢力很大，他們要保存鮮卑舊俗，所幸拓跋氏數代皇帝頗有眼光，進行堅持不懈的改革。孝文帝不顧保守勢力的反抗，毅然決然地實行了漢化政策，從制度到習俗實行了全面改革，將鮮卑族從部落殘餘的沼澤地里引出來，走向了封建文明的道路。

  為對抗鮮卑保守勢力，以取信於漢人，撰國史以明統系就顯得十分重要。本來，拓跋燾嘆「史闕其職，篇籍不著」，要崔浩等撰國史，令其「務從實錄」。可這崔浩聽信了拓跋燾的要實錄的套話，不知太武帝原是要寫其祖「澤流蒼生，義聞四海」的壯舉，因而這部國史看起來便是「盡述國事，備而不典」，把拓跋氏早年的野蠻與落後的習俗寫出來了，還刻石立於道路，往來者閱之而相傳。太武帝大怒，將他殺了。[33]此事說明，拓跋氏並不是要實錄其部落生活的歷史，而是要強調跟漢族相同的歷史淵源，要通過歷史來強化這種關係。

  北魏最初的幾代皇帝將拓跋氏跟黃帝的關係掛上鉤後，經過一系列的活動，拓跋氏為黃帝之後便成為一個難以改變的說法了。先是道武帝繼位便聽群臣之言，以國家繼黃帝之後為土德，後來的北魏皇帝便在五帝中獨尊黃帝，並屢往橋山黃帝陵祭奠。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拓跋嗣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唐堯廟。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拓跋濬東巡，歷橋山，祀黃帝。[34]北魏皇帝均祀孔子。到孝文帝時，拓跋氏鮮卑族已深受華夏文化浸染，且認黃帝為祖，漢化已成為既成事實。

  孝文帝厲行漢化制度，其中以認祖歸宗為重要前提。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實行，須先從改變族源上下功夫。這樣，以黃帝為核心的五帝系統必須得到充分的遵奉。延興元年（471年）冬十二月壬辰，孝文帝下詔尋訪舜後，於東萊得郡民媯苟之，復其家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太和十六年（492年），「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諡孔廟」。後來祀孔子廟，封孔、顏後人為官，又詔令為孔子園柏，修飾墳壠，祭比干墓，對漢歷代皇帝恭敬有加。如以太牢祭漢高祖廟，以太牢祀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又以太牢祭夏禹、虞舜，並詔修堯、舜、禹廟。[35]孝文帝並不好鬼神，屢詔禁雜祀，如傳統的西郊及雜祀眾小神都為其所禁。對於求雨，他是這樣認為的：「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喪恃，幽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忍安餉，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己，以待天譴。」[36]這樣一位對鬼神崇拜有如此清醒認識的帝王此時對五帝神靈抱如此熱情，其用心是顯而易見的。他的認祖歸宗活動有力地配合著漢化政策，鮮卑拓跋氏在這場改革運動中從根本上改變了族性，從心理上皈依了漢文化。儘管其血統一時難以完全改造，但對漢祖漢神話的崇奉，已標誌著兩個民族的融合。當然，完全認同的過程並不能在短期完成，但這一趨勢已不可改變。

  孝文帝後的北魏出現了衰敗跡象，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後高氏滅東魏，宇文氏滅西魏，拓跋氏的舊勢力已掃蕩殆盡。北周宇文氏的掌權，使得宇文氏鮮卑族在歷史上發一亮光。宇文泰等人鮮卑種族心理尚重，但這個命名為周的朝廷卻有很重的漢文化傳統色彩，他們的制度大抵以《周禮》為準，而參以秦漢之法，追從漢文化已成必然。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時，這位傑出的政治天才也來了番政治改革，如釋放奴婢、實行府兵、禁斷佛道等措施，使北周社會日益封建化。宇文氏同樣也認祖歸宗。史稱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大概為後期宇文氏所假託而流傳之。[37]宇文氏後與漢族完全同化，成了真正的炎黃子孫。

  以上我們考察了北方匈奴、鮮卑兩大民族融合到整個中華民族之中的過程，發現神話的認同與歸宗乃是民族融合的關鍵。撇開帶有準宗教性質的孔子崇拜不談，傳統典籍的神話對北方民族神話的主要影響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史記》《漢書》及緯書中的帝王感生神話與五德轉移模式，已成為北方各民族的統治者自我神化所遵奉的藍本，此類神話帶來了共同的君權神授的政治神話；二是《尚書》《周禮》《禮記》中所記的祀典，對這套神譜的認同表明北方各族的統治者已跟漢統治者站在同樣的神靈庇護所下；三是《大戴禮記》及《史記》所載的以黃帝為中心的民族先祖譜系，認同它便是同種的象徵，表示出人們已歸入了以黃帝為核心的祖先譜系的民族文化團體之中。

  北方民族的文化認同是以傳統華夏文化為中心的內向認同，它是中國神話的一次內聚，北方各族相繼以中原古神話為準而作精神皈依，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神話與民族融合的內在聯繫，在南北朝時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過程中得到了生動的展示。

  [1]　《晉書·劉元海載記》，第1766頁。

  [2]　《史記·周本紀》，第87頁。

  [3]　《緯書集成·七緯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76頁。

  [4]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5]　《晉書·石勒載記》，第1809頁。

  [6]　《晉書·苻健載記》，第1902頁。

  [7]　《晉書·苻堅載記》，第1931頁。

  [8]　《晉書·李雄載記》，第2039頁。

  [9]　《晉書·慕容德載記》，第13頁。

  [10]　《魏書·太祖記》，第2125頁。

  [11]　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國書店，1987年，第99—100頁。

  [12]　《晉書·劉元海載記》，第1769頁。

  [13]　《晉書·石勒載記》，第1827頁。

  [14]　《晉書·石季龍載記》，第1848頁。

  [15]　《晉書·慕容儁載記》，第1895頁。

  [16]　《晉書·慕容儁載記》，第1895頁。

  [17]　《晉書·苻堅載記》，第1950—1951頁。

  [18]　《魏書·禮志》，第1826頁。

  [19]　《魏書·禮志》，第1829頁。

  [20]　《魏書·禮志》，第1835頁。

  [21]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七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0611冊，第0592頁。

  [22]　《魏書·禮志》，第1832頁。

  [23]　《魏書·禮志》，第1832—1833頁。

  [24]　《魏書·禮志》，第1833—1834頁。

  [25]　參見謝林：《中國——神話哲學》，見[德]夏瑞春編：《德國思想家論中國》，陳愛政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26]　《晉書·劉元海載記》，第1769頁。

  [27]　《晉書·邵續傳》，第1128頁。

  [28]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第2154頁。

  [29]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第2156頁。

  [30]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第2156頁。

  [31]　《晉書·慕容廆載記》，第1879頁。

  [32]　林惠祥：《中國民族史》（上），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162頁。

  [33]　《魏書·崔浩傳》，第556—558頁。

  [34]　《魏書·禮志》，第1829頁。

  [35]　《魏書·高祖紀》，第114頁。

  [36]　《魏書·高祖紀》，第122頁。

  [37]　《周書·文帝紀》，「二十四史」（簡體字本），中華書局，2000年，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