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 共同祀典的選擇

  統治者的符瑞神話模式僅是外觀形式，當北朝統治者同南朝統治者採用相同的祀典時，則是主流社會認同了共同的神話，南北認同了共同的神話內容。儘管這種內容只是皇家的政治神話，然而這個祀典卻是商周以來神話與祀典密切結合而被人們廣泛認同的一個範本，擁有它就是擁有對神靈的壟斷權和對社會的主導權。當一種祀典與此相矛盾，主流社會將它視為異端，它便被拒斥在這個社會文化之外。天地、社稷、祖先、日月、山川、風伯、雨師之神雖是皇家祀典，但也是整個社會文化統治的象徵。北方神話對傳統神話的認同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面對共同的神靈，尊奉同樣的祀典。

  北方民族的統治者對傳統祀典的遵奉程度不同，過程也不盡一致。但總的趨向卻是拋棄了舊有的習俗，而逐漸追隨中原傳統。北方民族政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僅僅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是覺得自己是整個天下的主人。他們建立政權起初是同南朝分庭抗禮，最終目的是統一天下，而且統一天下的文化是中原傳統文化。所以北方政權大多自稱「中國」，而稱其他政權為「逆亂」。其征伐的目的是顯「中國之威」，追求的是統一大業。正是由於這種境界，認同中原傳統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實行大融合過程中的必然選擇，對立並不是民族文化的主流。基於這樣一種認識，北方政權均不同程度地奉行著商周以來的皇家祀典和秦漢以來的五帝德運。

  劉淵在稱帝前有這樣的宣言：「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12]這種統治觀與種族觀比一些褊狹的種族主義者的觀點要高明得多，他認識到中國多民族統一的歷史並不是種族中心論而是道德決定論，這是周公以來的尊天敬德觀念的發展延續。劉淵高舉德統的旗幟，歷數司馬氏父子的罪過，又藉助漢室宗親的身份，以恢復漢室的口號相召，所以這不是一個代表匈奴種族的政權，而是一個以繼承整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面目出現的政權。《晉書·劉元海載記》云：「永興元年，元海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晉書》以「僭」貶之，顯示出褊狹的民族觀，然而我們從這段記載中看到，劉淵為壇南郊，承《禮記》《周禮》的祭天傳統，把握了皇家祀典的核心，而以劉邦為天下祖宗牌位的樹立，既表現出皇家祀典中先祖的特殊地位，又將其漢政權自身引入了正統行列之中。

  石勒稱趙王，「建社稷，立宗廟」是改元後的首要事件，後又禁州郡祠堂之非正典者，而起明堂、辟雍、靈台於襄國城西。[13]石勒堂侄石季龍「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14]。這跟南朝皇帝一樣，面對著同樣的上帝。石季龍有大事告祖宗社稷之制，祠天用五郊，五郊即五天帝。石虎暴虐貪婪，然其遵奉古祀典之制，郊天祀社，告宗廟祈山川，合於《周禮》所記之禮。

  鮮卑慕容儁生於幽漠，當臣下大進符瑞而勸其稱帝時，他尚有些猶豫，說：「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發左袵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非寡德所宜聞也。」[15]這番謙虛雖是表達信心不足，可他還是做了燕皇帝。他告晉使者說：「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所以，他建立的也是一個「中國」政權，是一個要統一天下的政權，不是割據一隅的獨立王國。關於大燕的歷數，臣下已這樣安排好：「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後，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16]燕承襲的是五德轉移學說，以金生水，承晉為水德，與中原五德轉移接上了軌，成了正宗的帝王。前秦苻堅是北方政權的最高統治者中對傳統文化最為醉心的。他說：「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他嚮往一統天下而封天禪地，他始終以中國正宗之位居之，而稱「東西一隅未歸王化」，時時計劃引兵討之。當苻堅表達出南征之意時，朱彤一段話讓他心潮激盪。朱彤說：「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徵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啟顙軍門……然後回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苻堅聽後大悅說：「吾之志也。」[17]朱彤勾畫的奪取天下後以成功告天地，然後受命於天，成萬世之功業的藍圖，使他成為一個自豪的天神之子，所以他對傳統的受天大命之典心嚮往之。朱彤的這通話促成了淝水之戰的魯莽輕率之舉的產生，毀滅了這場跟天神交往的美夢。

  北魏政權建立後，其祀典起初是一個周秦傳統祀典與鮮卑民族傳統祀典相結合的產物，其核心是周秦祀典。《魏書·禮志》這樣記載：

  太祖（拓跋珪）登國元年，即代王位於牛川，西向設祭，告天成禮。天興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壇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土之靈。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緒，思寧黎元，恭行天罰。……惟神祇其丕祚於魏室，永綏四方。」事畢，詔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祀天之禮用周典，以夏四月親祀於西郊，徽幟有加焉。

  很明顯，拓跋珪一稱帝就歸入了皇天后土的麾下，這是中原古來天子的共神；而繼黃帝之後，不僅僅意味著種族認同，重要的是帝德的傳承。從此，中國北部有了一個強大的「正統」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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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也發現了拓跋氏對種族傳統的眷戀。「西向設祭」與「西郊」顯示出他們對種族傳統不能忘懷。因為這個民族從遙遠的西伯利亞大漠上發展起來，他們的根在西方，祖先神靈自然也在西方，所以「西郊」特受重視。但這種懷舊感迅速改變了。天興二年（399年），拓跋珪「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18]。西郊轉為了南郊，這種選擇基於一種更大的獲取願望，故對西郊忍痛割愛了。雖然後來還有西郊復辟，但未成主流。北魏的祀典里，鮮卑雜神還是頑固地充斥其中，它們在周禮的大框架下繼續發揮自己的職能。神壇上除五精帝和神元皇帝及日月星辰山川外，從食者一千餘神，也遠超正神，有喧賓奪主之嫌。

  北魏有孔子祀典，而配了顏淵，歷代皇帝多親祀。對孔顏二神的祭祀，其祀或於太學，或在魯孔子故鄉，禮以太牢，可謂至誠。北方對儒學的敬奉更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儒學的正統色彩重，求遵經典，而攻乎異端。故有司徒崔浩奏議：「神祀多不經，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復重及小神，請皆罷之。」[19]太宗准奏，但不見有具體措施出台，雜神並未廢。到高祖孝文帝延興二年（472年），有司上奏說「天地五郊、社稷以下及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這個鬼神班底的規模還是太大，以至一年用牲七萬五千五百，老百姓都承受不了。皇家不得不對祭禮來一番改革，除郊天地、宗廟、社稷之外，皆不用牲。孝文帝實行漢化政策，祀典據《禮記》費了一番斟酌。他要求其祀典合於古禮，曾召集臣下討論《禮記·祭法》篇及鄭、王注文異同問題，這種嚴肅的態度表明孝文帝是要在祀神大典之上絕對合於傳統。「有文可據，有本可推」是他祀神的基本態度，這「文」這「本」不外是儒家的經典。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下詔：「國家自先朝以來，餉祀諸神，凡有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群祀，務從簡約。」[20]孝文帝的宗教改革也是漢化政策的一部分。他汰去的小神正是民眾普遍親祀的神靈，而留下的僅是傳統祀典的神學骨幹。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北魏祀禮多「參夷禮而違舊章」[21]，大致上只能說是道武帝時期，而在孝文帝時期，這種夷禮已悉數捐棄且雜祀也盡力革去。

  孝文帝時，有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帝德的辯論，這是關係到國家接受怎樣的神話傳統的問題，實際是承認南北對峙的哪一方是正統的問題。兩晉南方統治者說北方是僭偽，北方政權不是合理的。而北方政權處於中原故土，也均襲漢魏德統，說司馬氏是篡位逆賊，東晉是不歸王化，當然也是僭偽。這種觀念雖然自我中心色彩甚重，且對抗性強，但雙方都把自己列為文化傳統的繼承者，都嚮往著一統天下，這正是民族精神的可貴之處。

  北魏政權認為自己得天道正統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他們是承襲北方政權的德統還是繼續南方的德統？這個自漢以來眾說紛紜的德統問題重新提到北魏的朝廷上來了。德統說法不一，在北朝的各政權里多有爭論，而在北魏朝廷上的一場辯論的意義卻更為重大。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這場辯論由孝文帝主持開場，希望「群官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22]。中書監高閭發出這樣的議論：

  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驗。雖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跡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尚異；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歷之敘；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公孫臣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尚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矣。以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歷，相即為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承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晉亡已久；若棄（疑「承」字之誤，引者）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未，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系蠻夷，非關中夏。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歷，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並棄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宜從尚黃，定為土德。[23]

  這篇滔滔宏論，歷敘帝德之變遷，對古今之禮，實爛熟於心。其核心是強化中原正統，認為自趙以後的北方政權統中土，尤其是「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是得天之正，而三國之劉、孫，及南朝之劉宋、蕭齊，則是真正的「事系蠻夷，非關中夏」。夷夏之論的核心是地域和神話禮制，跟種族無關。他的觀點，幾乎代表了北方政權的普遍看法，要不是孝文帝那樣刻意地追求漢化，土德之議當無異議，因為從道武帝建國之時所建統系便是紹黃帝，為土德。可這番為北人所唱的讚歌北人自己不要聽，這個動議最後還是被否定了。

  秘書臣李彪，著作郎崔光也引經據典，反駁高閭：

  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眹振古，祖黃制朔，綿跡有因。然此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則是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且秦並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舍晉而為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可雜以僭竊，參之強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大，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偽僭，豈非惑乎？[24]

  李彪等的承晉之說，也是為取正統之位。北朝之趙、秦、燕等政權雖然稱帝而有年號，但祚運不長，且薄德害民，未成大業，李彪等稱其「世業促褊，綱紀弗立」，覺得魏不能與此等政權等倫。孝文帝本人有雄才大略，也不願接軌趙、燕、秦這些短命政權，加上群臣均認為趙、秦、燕雖地據中華但德祚微淺，不得列於五德相承之統，他當然不同意高閭的德統。孝文帝承晉德，恐有更進一步推行漢化政策的意圖。因為晉是漢人政權，北魏直接晉統系，使其漢化政策更加深入地進行下去，故下詔將土德改成了水德。這是北魏德統的一個重大變化，而這變化恰恰證明五德轉移的政治神話在北魏已被統治者從心靈深處認同。接受漢傳統神話，是孝文帝漢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方少數民族採用共同祀典並接受五德轉移學說，將南北統一在共同的神祇之下，為中華民族的統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