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上帝誕生的艱難歷程

  秦建立的江山很快垮台。從陳勝、吳廣到劉邦、項羽，他們都是打著「大楚」或「西楚」的大旗發難的。他們無不為自己的起義編造了一曲神話，如大澤鄉的裝神弄鬼播撒了「陳勝王」的迷霧；斬白蛇的傳說則確立了劉邦真龍天子的地位。它們在反秦鬥爭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這些神話因其產生於應急狀態，也僅供一時之用，難以納入集體共奉的神話範疇。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必須有一個共同信奉的上帝和祖先，前者作為政教合一之物以行統治之權，是國家的保障；後者作為歷史以成為共同體的紐帶，是民族的前提。秦王朝為這種一統創造了一些硬體，如疆土、度量衡與文字的統一等，但共同文化的整合還有較大差距。雖有焚書坑儒的硬性攘斥異端的舉措，卻沒有真正的建設性的文化工作，這種文化沒有生命力。漢王朝經過一個漫長時期的努力，重新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國家權威，將民族共同體以法典形式確立下來，這便是歷代所尊奉的上帝與民族共祖的出現，中華民族的主體遂宣告形成。漢文化繼往開來，奠定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根基。

  秦始皇及其臣屬覺得五帝三王之功不能同秦始皇相比，便十分看輕五帝之祀，因而連五帝的數都沒湊齊。他們在忙著征戰與大興土木，忙著給自己的王朝塗脂抹粉。以秦始皇的暴虐，人們詛咒還來不及，哪個百姓會把他作為極廟的太一真人呢？秦始皇武功蓋世，文化卻極膚淺，他的盲目迷信與雜祀把秦朝的神話引向了一個紛亂的局面。秦代影響人心的並不是來自雍四神畤，也不是秦始皇這一「太一真人」，而是遍布各地的宗祠神社，這是民眾真正的精神依託。

  以劉邦的低微出身是極難徵信於人的，於是編造斬蛇起義的神話，不久便傳說紛紜。《史記·高祖本紀》說斬完大蛇後有老嫗夜哭，言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斬。《史記·封禪書》則說法不同：

  高祖之微時，尚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這「物」是什麼不詳，可能就是陳勝、吳廣那樣放在魚肚子裡的丹字帛書類的東西。借著殺條蛇做做文章，沒想到這個把戲非常管用，它不脛而走，竟成為劉邦奪天下的最根本的神話資本。然而當時起義為王者蜂起，先是陳勝、吳廣立號張楚，原各諸侯國的殘餘勢力一時死灰復燃，武臣自立為趙王，韓廣自立為燕王，田儋自立為齊王，寧陵君咎為魏王，楚王先後立有多起，可謂群雄紛起。劉邦起沛只是這群雄中小小的一支，且劉邦既無絕世的武功，也無超人的智慧，靠什麼來贏？與各路英雄不同的是，劉邦緊緊抓住了神話，採用了靈活機動的方式，始終把自己置於取秦天下的必然人選角色。當劉邦被擁為沛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15]

  其實，這時的秦朝已不再自以為是白帝所主，而改崇黑帝，可這些朝廷的事，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便覺得殺白帝子也就是滅秦，劉邦就是赤帝子。老百姓都相信這事，說：「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16]眾人就這樣盲目迷信地跟了他。雖然劉邦得天下還有許多重要因素，不僅僅是幾則神話可換來江山的，但我們絕不能忽視神話在劉邦創業中的重要性。

  項羽是個莽漢，只知道火燒阿房宮，擄掠一通。劉邦出關，則「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17]。通過社稷神位的確立表明自己已奪取江山，這些項羽恐怕連想也想不到。他認為力能扛鼎或者有「萬人莫敵」的兵法就擁有了江山，這真是一個典型的沒有文化的武夫。而劉邦哪怕是在與項羽進行戰爭的緊張時刻，仍「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18]。這種祭祀在軍事上似乎沒有幫上漢王的忙，因為自此後，劉邦還常被項羽打得大敗。但他在政治上抓住了根本，擁有了天地神靈的祭祀權。項羽縱然所向無敵，可他不是「天子」，無從征服人心，加以暴虐擾民，他的失敗是必然的。

  劉邦得了天下，依然很重視神靈，只是出身布衣，不知該奉何神為上帝。他小心翼翼地遵循秦代的舊禮，不敢隨意增刪。他說：「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19]這就是說，還是祭秦的上帝。可秦時的上帝是誰呢？大家都很茫然。劉邦問人：「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這確實是件滑稽事，說明秦代的文化真是一塌糊塗，不知是誰在保佑它的江山，也表明劉邦急欲興起上帝之祀而又不知如何措手。有人回答說：「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這更令劉邦迷惘：「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眾莫知其說。秦始皇不關心上帝，前代秦王也僅列了四帝祭祀。秦朝時僅從而敷衍，臣下也不敢妄增，便留下了四帝之祠。這時的劉邦耍起了滑頭，說：「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20]於是立黑帝祠，命名為北畤。《史記·曆書》也說：「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這恐怕是劉邦雖然湊足了五帝之數，但黑帝卻不是赤帝，跟當年編造的神話有矛盾，所以只好這樣勉強湊合當上帝。秦廷里說秦文公獵得黑龍，秦朝是水德，尚黑的一套老百 姓根本不知道，劉邦要知道秦尚黑，恐怕怎麼也不會再立個黑帝祠了。

  劉邦最難忘的是當年所禱豐地枌榆社及在沛庭所祠的黃帝與蚩尤。所以，「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21]。蚩尤雖在戰國神話里被稱為亂臣賊子，因劉邦之崇奉而重獲地位，後來蚩尤又風行一時，是對這位古老戰神的懷念，也是劉邦不忘老神舊恩所致。劉邦不忘故土，衣錦還鄉後戀戀不捨，似乎是地方神保佑他奪了江山，故特別注重這種地方神祠的建設。「令縣為公社」，把這種基層的宗教組織都建立起來了。劉邦想建一個上帝權威，但實在因為不懂這套禮教，反倒看重了基層宗教組織。所以，實際上也只是信了一個莫名其妙的上帝，而以雜祀諸神成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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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初之主神，議而未決，遂將流行於各地的各路神靈盡搬入長安，與秦國故神一同祭祀，所祀既有周舊禮中所有的神主，也有原戰國時各諸侯地方的神靈，實為一雜燴。《史記·封禪書》開出了劉邦建國後四年的祭神清單：

  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日。

  這中間大神小神雜糅一處，毫無統緒。天地之神、五帝之靈並未得突出重視，而與主施糜粥之神，炊母神等同享香火。可見漢朝劉邦剛剛打起的崇奉上帝的念頭因無所適從便放棄了，而代之以多神的信仰。其祀神的強烈功利性可從對二世皇帝的祭祀見之，《集解》引張晏曰：「子產雲匹夫匹婦強死者，魂魄能依人為厲也。」考慮到漢從秦手中奪了江山，而二世又貪鄙暴虐，恐其為厲害人，因而專設南山巫以祭二世之靈。凡有利、有影響的神靈，高祖都毫無遺漏地將其列入祀典。如有人說周朝興起時邑部，立有后稷祠在那裡，高祖便下令立靈星祠，常以歲時以牛祠之。這種祭祀有著現實的功利性。《史記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復修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農報厥功。」本來后稷是周人的先祖，因其主農，現在可為漢家百姓作點貢獻，所以也享受了大禮。劉邦時的多神崇拜較秦時更為嚴重。一個統一的國家，並沒有統一的上帝。

  呂后專權，忙於防範劉家故臣的對抗，無暇顧及上帝之祀，一仍高祖所行服色。《史記·曆書》說：「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

  文帝繼位，這是一位寬厚的皇帝，勤於政道而關心民生疾苦，頗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味道。聽說祝官祭祀時在為皇上祈福，心中很不高興，於是說道：「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22]這境界委實不低！文帝不讓祠官為其祈福，這番表白正說明他看重祭祀神靈的事。所以，文帝時期，漢代的宗教與神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漢承秦制，行水德，尚黑。文帝時當然還是在尚黑。這時開始有人出來提出異議，第一個人是賈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了這件事：

  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關於行土德之議起初是文帝謙讓，繼而文帝重視其事，又遭老派的攻擊，其說便不了了之。文帝不懂鬼神事，卻對鬼神很感興趣。他知道賈誼是這方面的專家，於是在把賈誼打發到長沙一年多後，又把他徵召回來，專門請教鬼神之事。《史記》說：「後歲余，賈生征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23]這一通談話極大地提高了文帝對鬼神的興趣，故至夜半不倦，文帝於此舉得鬼神水平的提高是毫無疑問的。然文帝大約是嫌賈生年輕，又因其好謙仁慈，賈生之議直到死後也沒被採納。

  文帝時第二位論土德者為公孫臣。《史記·封禪書》：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

  公孫臣此議一出，即遭丞相張蒼的反對。張蒼好曆法，擁護高祖的水德說。因公孫臣講出黃龍見的符應，張蒼便立刻講出水德的符應，說：「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黃河決堤，這是司空見慣的事。張蒼找來這樣一個符應實在不難。加上張蒼又是丞相，也是一陰陽五行的專家，公孫臣的意見一開始便沒有被採納。文帝採用外黑內赤色，以調和高祖傳下來的「德」的矛盾。過了三年，黃龍果然見於成紀，公孫臣的話應驗了。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起草改歷易服色事。這一年的夏天，文帝下詔說：「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24]文帝要親自出馬郊祀上帝，這事劉邦沒親自做過，文帝以前也沒有，只是祠官祭完上帝後帶回一塊肉來享用，以得神賜福。夏四月，文帝在雍五畤郊祀上帝，可衣服還是用的紅色，並沒有馬上行土德而改用黃色。五畤還是秦時的老廟。

  符應是春秋戰國至秦漢神話的一個重要內容，它純粹是王權存在的神學依據。《中庸》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將要登上歷史舞台的集團總是挖空心思去尋找天瑞，因而總是製造出種種離奇古怪的神話。秦、漢統治者周圍有一個班子，這個班子的成員大都是占星望氣之類。《呂氏春秋·應同》載了一段黃帝以來符瑞的種種變化情況，都不是事實，而是陰陽家為現實服務而排定的歷史「根據」。

  符應神話在春秋戰國時就特別流行，某一怪異的自然天象或者人的一些奇怪的夢幻，都可能跟上帝的指示相聯繫。漢代自高祖、惠帝、呂后到文帝數代皇帝均襲秦正朔服色，並沒有漢王朝的獨特標誌。到文帝時漢王朝確定自己的符應已是迫在眉睫了。《史記·曆書》說：「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這也就是說王朝必定要有天命神話的支撐，否則不合理。董仲舒說：「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25]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則是不可抗拒不可違背的天命，這就是受命之符。既然黃龍已見於成紀，漢崇黃帝，行土德將成定局，漢代的上帝人選即可確定了。

  黃龍一見，張蒼立刻失敗了，於是自黜，其水德論就此結束。但黃帝土德也沒有立即被採納。

  新垣平以望氣者的身份見文帝，說：「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日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26]神明即日神，《集解》引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穀；日沒於西，墓謂濛谷也。」這一符應跟黃龍見成紀不同，黃龍僅一色，而此地是五采。這當然是五帝並發之光，不能單獨祀黃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27]這是漢朝獨立建立起來的神廟，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與秦四畤的區別在於：秦雍四畤每帝一廟，漢渭陽五帝廟是五帝居於一廟；秦廟在西，漢廟在東。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東西之別在於象徵漢的興起，秦的破亡。漢五帝廟建在霸、渭二水之間，文帝親臨郊祀渭陽五帝，從此，漢代有了自己的上帝寓所。因新垣平的遊說，文帝放棄了獨尊黃帝的想法，合祀五帝。文帝一次出霸陵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便疑為五帝，便在那五人出現過的地方立了五帝壇，祠以五牢具[28]。五帝在神話中的地位便開始初步固定下來了。

  可是，新垣平因弄鬼騙術被揭穿而送了命，文帝也一下子覺得什麼五帝神鬼都變得不可靠了。「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29]他也像高祖一樣，不再親自去參加祭禮了。文帝時關於五帝及帝德之爭遂擱置而不了了之。

  景帝即位及在位統治期間，除祠官依文帝時祭禮按時行禮外，沒有新的神廟建設，也無帝德之爭。渭陽五帝廟因新垣平之事變得如同偽廟一般，景帝沒光臨過，反倒在其位中六年二月，到雍去郊祀秦五畤。[30]可見渭陽五帝廟已遭冷遇。

  漢代神話與宗教在進入武帝時期再興高潮，其情形與秦始皇時大體上頗有些類似。顧頡剛先生說：「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主，又憑藉漢家全盛之業，所以他和秦始皇最相類：他們的黷武窮兵是一樣的，封禪求仙是一樣的，就是定德改制也是一樣的。」[31]但是又有許多方面二人不一樣，最重要的是：秦始皇重刻薄少恩的法家，漢武帝起碼錶面是重好禮敬神的儒家；秦始皇自以為功蓋五帝，不把五帝放在眼裡，漢武帝則欲步五帝的後塵，要建立起五帝的秩序。

  漢初黃老之學行之已久，儒學市場不大，而所謂改正朔易服色都是因為一些汲取了陰陽五行學說的儒生的熱衷。漢得天下已六十餘年還是承襲秦的服色正朔，於禮數上不像一個獨立的王朝。武帝好儒術，招賢良文學之士以求策問禮。儒生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立古明堂城南以朝諸侯，還徵召了魯申公幫忙，草巡守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正逢竇太后好黃老言，不喜儒術，乃使人微伺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二人自殺，所謂巡守封禪改歷服色之事均破產。這實際上是一場儒道之間的衝突，竇太后不喜儒術，趙、王等也不喜竇太后專權。趙綰請毋奏事太皇太后，要將權力歸還皇帝，這當然丟命了。等到竇太后死後，武帝復召文學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山，此時在宗教上大幹一把的時機到了。

  武帝起初的祭祀也還是在雍故五帝畤上舉行，他親自參加，定製度三年郊祀一次。除尊五帝之神以外，武帝尤好雜神。如他於上林中立一磃氏館舍，專一求見神君。所謂神君不過是一位因難產而死的女子，女子死後，見神於妯娌宛若，宛若於其家祠之，老百姓也來祭拜，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也去祭祀，獲得子孫尊顯。武帝繼位後，便將其祠置於皇城內，據說能聽見這神君說話，但見不到她的人[32]。武帝敬神君如同高祖祀豐坊榆社，神君是其外祖母家發跡的保護神，因而格外看重。武帝時之雜祀由神君這樣一小神都得重視即可見一斑。

  至於武帝求神仙則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故掀起了有漢以來的求仙高潮，漢代的神仙方士空前地活躍起來，方士言神仙者以萬數，可謂盛況空前。其方士騙子如李少君、少翁、欒大、公孫卿等先後放膽胡吹，弄得武帝暈頭轉向，儘管連連上當，可仍然樂此不疲。

  此時有亳人謬忌上奏一尊神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33]古代有無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於史無載，恐只是一個託詞。謬忌此一上奏，立刻獲得了漢武帝的支持，便令太祝立其祠東南郊，常奉祀如謬忌所言。從此，漢人有了自己的上帝——太一。

  太一登上上帝寶座不是偶然的。他已在民間有了漫長的被奉祀的生涯。早在戰國時期的楚國，太一就被奉為最高神。《楚辭·九歌》列東皇太一為群神之首，其祭歌辭稱：「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太一是上皇，當然是第一神。宋玉《高唐賦》提道：「醮諸神，禮太一。」太一是楚國的最高神。他在漢代出現併入主神壇，給漢代帶來了浪漫氣質。它一成為最高神旋即被人認同。《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中宮為天帝寓所，為太一所主。《史記正義》曰：「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劉伯莊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貴者也。』」顯然，太一已凌壓五帝，成為天國的最高主宰。

  儘管太一祠壇建立起來了，他一時卻未獨尊。方士各自談一通最高神，皆雲「古者」如何如何，武帝大都信而從之。如有人揚言要祠三一，即天一、地一、太一，武帝也答應了，祠之於太一壇上。又有人要祀黃帝、冥羊、馬行、太一、澤山君地長、武夷君、陰陽使者，且各有禮數，武帝也從之不拒。可謂雜祀與主祀並行。武帝有了自己的神壇，還要去雍郊祀秦畤，實為一神仙愛好者。

  與漢代的其他皇帝比，武帝時的神壇建制是增設最多的。除太一壇外，又作甘泉宮，「中為台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34]。看來此處鬼神雖有天地太一之尊者，雜神也夾其中，也是一雜燴。甘泉宮性質與太一壇的性質有區別，後者祭最高神，前者主要是求神仙，是一個行巫術的場所，如武帝生病，在其中與鬼神交談，其事神秘，外人不得其詳。

  武帝的另一項重大建設是設立后土祠。他在一次郊雍後認為：「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35]祀皇天而不及后土，武帝覺得是一缺憾，便令有司與太史令和祠官寬舒商議籌辦。按說，天圓地方，后土宜立一方丘之上，但商量下來還是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弄成個圓形。后土祠立於汾陰脽丘，其色黃。武帝親望拜，祀如上帝禮，上帝與后土有同樣的地位。

  這時，漢已有五處聖地：一、雍五畤；二、渭陽五帝廟；三、太一壇；四、甘泉宮；五、河東汾陰后土祠。其中渭陽五帝廟香火頗冷，其他四處甚有熱氣。這四處有三類要神：一、五帝；二、太一；三、后土。這三類要神均有至上性，其地位一時尚難分伯仲。如雍五畤，武帝一直行郊禮，雖言五帝為太一佐，可立下太一壇後並沒行郊禮。後來武帝幸雍欲郊五帝時，有人提意見了，說：「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36]武帝倒是猶豫不定，說明神話傳統的力量還很大，真正用太一替代五帝還下不了決心。這次雖未郊祀太一，回到甘泉後，卻令寬舒等重治太一祠壇。其壇仿謬忌太一壇式樣，五帝壇環居其下，黃帝卻處西南面，不是如《呂氏春秋》《禮記·月令》等所說的那樣居於中央位。太一所用如雍五畤物，以醴棗脯之屬，並殺一貍牛以為俎豆牢具，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太一的地位明顯高出。這一年的冬天，武帝終於郊祀太一，而用雍郊禮，其壇名泰畤。從此，武帝於雍五畤、泰壇、后土祠用同禮奉祠，其中祠太一的次數明顯多起來。

  其後，又一新的聖地開闢出來，那就是泰山。武帝封泰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學黃帝不死，封禪不僅僅是以成功告天地。齊人丁公說：「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這樣封禪實際上為求仙。漢代方士著力渲染了一個重要人物，那便是黃帝。這位合上帝與神仙為一體的神靈便是因了泰山而影響更為深遠的。方士言「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又「黃帝且戰且學仙」，常游五嶽，與神會，不死。武帝自封泰山禪梁父後求仙風大漲自不待言，泰山因此成為聖地而居顯著地位。這次封禪回來，武帝便下詔，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以便按古天子五載一巡狩的舊禮行事。又於泰山下作明堂，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祠后土於下房。這是將三大至上神的神位搬到了泰山。泰山不過是一祭神的場所，它本身雖然強化了某些神靈的地位，但並沒產生新的神。五帝中黃帝和赤帝的地位突出了。《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有段記述：「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並赤帝，而有司侍祠焉。」祠五帝而突出黃帝並赤帝，這是說赤黃同祀。赤帝崇拜是高祖傳下來的傳統。黃帝是新崛起的，武帝甚愛之，說：「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黃帝和炎帝就這樣在五帝中高出一籌來。

  武帝時的太一、五帝、后土三大神的祀禮大致相同，但太一在皇帝心中的地位逐漸變得最為突出。自明堂建立後，上帝神所到泰山，而雍五畤相對冷遇了。武帝在祠上帝於明堂時說：「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這樣，太一實際上已高出五帝和后土。開始講五帝為太一佐時不過流於口頭，五帝實際地位不亞於太一。後來雍五畤武帝很少光臨，連祭品供給都發生了問題。甘泉泰畤建立後，雍五畤不再行郊禮。凡郊上帝都在泰畤舉行，是太一為上帝的地位已經確立。

  漢興數十年的文化混亂在武帝時得到初步整頓。漢文化的基礎基本確立，使漢王朝的存在獲得了文化與神學上的確認。高祖以來無所適從的紛繁議論，使得一個王朝連自己的文化都建立不起來，這對有雄才大略的武帝來說實在是件不可容忍的事。他給御史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37]「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雲。」[38]這套制度是儒生們結合陰陽五行學說制定的，因而漢文化的基本格調便是：以儒學為核心，吸收各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以土德確立王朝的身份，以尚黃為標誌，以太一為上帝，以五帝、后土為輔神，這樣建立起一個與秦王朝完全不同的文化體系。武帝一世，文治武功均建樹卓越。漢神話便在太一、五帝、后土三位一體的總構架下得到初步統一，形成了王朝的主流神話，暫時結束了紛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