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變質的龍鳳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夏、商統治者把他們在氏族時期的圖騰轉化為政權象徵的舉措。

  夏族崇拜龍，前人之述已詳。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曾舉七證以論，其說證據充分而有力。《楚辭·天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說的是大禹治水有神龍相助的故事。王逸《楚辭章句》：「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又洪興祖《楚辭補註》引《山海經圖》云：「犁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也。昔蚩尤御黃帝，令應龍攻於冀州之野。女媧之時，乘雷車，服駕應龍。夏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龍的神話在夏代是十分流行的，禹的治水大業全仗神龍之助才得以成功。

  夏王朝崇龍，一如氏族時期，據傳他們的用具多作龍形。《禮記·明堂位》說「夏后氏以龍勺」「夏后氏之龍簨虡」，器具之以龍為形，是國家制時不忘圖騰制的證明。在與禹有同樣神話色彩的禹子啟的神話里，他跟龍同樣結下不解之緣。《山海經·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後夏後孔甲，也得帝賜乘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載：「及有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好方鬼神」，所謂「帝賜之乘龍」，大約就是他編出的神話。據說孔甲朝廷里有御龍氏專門養龍，劉累就是這樣一個養龍人。夏王朝與龍的關係的故事還有許多，足以說明夏王朝將自己的政權與王位跟這些神龍聯繫。氏族社會時期的龍崇拜在奴隸社會轉化為政權的保護神，它成了政權的標誌而不僅僅是民族的象徵。

  殷商奴隸主取代夏王朝奪取政權以後，儘管它無法阻止民眾中的崇龍共性，但至少沒有對龍舉行祭禮。而商族的圖騰鳳在祭典中享受著特殊的待遇。鳳成為上帝的使者，在卜辭中稱為「帝史」。卜辭記載這種祀典的有：

  於帝史鳳二犬（《ト通》398）

  王賓帝史（《卜通》別二之河井大甲）

  上帝的使者即要傳達上帝的旨意，鳳的這種身份我們在《尚書》中找到了同樣的證據。《尚書·高宗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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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於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

  雉的降落使高宗不安，說明它是神鳥，從祖己的話來看，此鳥的降臨正傳達了天意，也可稱「帝使」，也就是鳳。根據神話的超然-禁忌公式，神的力量既可保障國王的無上權威，也可遏制國王自由的濫施，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監督和限制國王行為的手段。不管這場祭祀是高宗祭成湯還是後人祭高宗，祭祀時的異兆都被視作天的警示，這隻野雞的降落及叫聲使朝野震驚，如果它不是帝使，肯定要撲殺之。但此刻卻沒人敢這樣做，因為這隻野雞是被視為神聖的鳳凰，它正在傳達著天的旨意。即便是在奴隸社會，神話都賦有雙重功能，一方面它保障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扼制統治者的不軌行為。「帝使」的作用是雙重的。「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意為下民要是不順天意，不服其罪，上帝即降異兆傳達其使命，以正下民之德行。這裡的民也包括國王，它是與天相對而言的。「越有雊雉」即《史記·殷本紀》所說的「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這就是一個異兆，即「天既孚命」。上帝藉此警告高宗，不要在父廟的祭典中耗用太多的祭品，這便是「正厥德」，即正高宗之德。飛雉在這裡充當了一次「帝使」的角色，印證了卜辭所記帝使鳳的祭祀。

  奴隸社會對圖騰物的崇拜呈逐漸弱化的趨勢。它正預示著政權力量的不斷強大，意識形態的其他領域正越來越大地發揮作用，神話從政權的部分領域撤退。到殷商中後期，青銅器上紋飾的圖案呈現出多元的趨向，不僅鳳凰，各式龍及其他動物的圖案也展示在銅器上，它們逐漸變為一種普遍吉祥的象徵，失去了政權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