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對幾處考古材料的探索
2024-10-02 07:32:58
作者： 田兆元
《禮記·祭法》載有祭天的禮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神崇拜大都不實行孤立的天神崇拜，它跟地神崇拜總是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天神自然屬性的一種表現。《祭法》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陳澔注曰：「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這泰壇為一圓丘，泰折為一方丘，是天圓地方的觀念的體現。古代祭祀建築中的圓形建築和方形建築分別是天神和土地神的祭拜場所。這種祭祀方式雖見於周代典籍，但它是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從原始社會的祭天儀式中發展來的。在山東長島縣發掘的大口遺址里，共發現了十處用火痕跡，用火處呈橢圓形、圓形、圓角長方形幾種形式，這大約就是古人「燔柴於泰壇」的祭天場所[14]。火燎於圓堆，使氣達於天，這就是東夷古民在祭祀他們的至上神天神。
上海新近發現的福泉山崧澤文化遺址里，也出現了燎祭的遺蹟。這是一個墓葬群，在墓的旁邊、上方、下方，發現了一攤攤火燒過的痕跡，土呈紅色，且很硬。據推測，這是先民們燎祭的結果。[15]
20世紀80年代初，文物考古工作者對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的發掘展示了先民祭祀天地神靈的宏大場面。[16]東山嘴村位於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縣城東南約4公里的大凌河西岸，那裡有一處原始社會的祭祀遺址。遺址坐落在一道山樑正中的一緩平突起的台地上，長約60米，寬約40米。整個遺址分為中心、兩翼和前後兩端等部分。中心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兩翼為兩道南北走向、相互對稱的牆基。前端為石圈形台址與多圓形石砌基址。石圈形台址直徑2.5米，距地表深20至40厘米，周圍以石片鑲邊，石圈內鋪一層大小相近的小鵝卵石。圓形石基址有多個，在石圈形台址以南約4米處，發現有三個相連的圓形基址，其中兩個尚有輪廓。這些圓形台基址的發現，說明祭祀遺址中的圓形祭台曾先後多次建立，一個損壞，再建立一個，時間跨度大，最後的圓形台址與方形基址一起，構成了整個祭祀場所的主體部分。
對於那座大型的方形基址，人們比較一致地認為是祭祀土地神的，其依據一方面是在該遺址中出土了孕婦陶塑裸像，女裸塑像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共同特性，它是祈求生育與豐產的產物。土地神大都被稱為地母。古人立石為社，將石頭視為土地神的象徵，這些女塑像又與方形基址中的立石聯繫在一起，女塑像與地母間即便不是可等同的關係，也是千絲萬縷難以分開，故據女裸塑像與立石可證方形基址為社祀遺址。另一方面，人們也是據周代的禮儀，社祀在一方丘之上，也就是源遠流長的天圓地方觀念，基址是方形的，當為祭地（社祀）遺址無疑。
關於圓形台址的用途，人們很少談到它。其實，它應該是祭天的場所，人們在這裡祭祀他們崇拜的最高神天神。按《禮記·祭法》所稱，祭天於泰壇，泰壇即圓丘，則圓形建築之台面多為祭天場所，這是我們判斷東山嘴遺址基址性質的重要依據。又，在東山嘴遺址中，出土有雙龍首璜形玉飾和鴞形松石飾物，這兩件玉器均作為神秘動物之形象，非尋常裝飾娛樂之物，殆巫師祭神之法器。玉器為古代巫師作法常用法器之一種，而龍與鳥則被視為通天的工具。張光直在論述新石器時代鳥形玉飾時指出，這些鳥的形象，不僅僅是為了裝飾，至少有若干在商人通神儀式中起過作用。[17]他舉甲骨文與文獻證之，甲骨有稱帝使鳳者，知鳳為上帝使者，鳳鳥的出現跟上帝發生了聯繫，那個鴞形松石飾不過是鳳鳥的前身而已。商代的作風不會突如其來，據傅斯年所論，商代發跡於東北渤海與古兗州[18]。又，近年金景芳先生提出商族起源於遼水流域，東北一帶，至少是商族的源頭之一。[19]紅山文化的巫術傳流，不能不在商族的宗教思想中打上烙印，東山嘴遺址中的鳥形石飾即商人以鳥通天的傳統淵源所在。《山海經·大荒東經》載商人祖王亥「兩手操鳥」，張光直認為是在作法通天，實在是有見地的論斷。我們把鴞形松石飾的用途跟圓形台基聯繫起來，猶如人們把裸女塑像同方形台址聯繫起來一樣，鳥是巫師用以通天的工具，圓形台址本是天的象徵，天為圓，則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之圓形台丘為祭天場所可以確知。又，龍也是登天的重要工具，《山海經》中之乘龍天神非一二數，四方之神均乘龍。據傳夏啟也乘龍，《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之水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知乘龍可上天，這樣，東山嘴遺址出現龍形璜狀玉飾就不是偶然的了。巫師以龍形鳥形玉石之通天法器，在圓形台丘祭祀天帝，說明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就在祭祀他們的至上神天神。據此，我們可以斷言，所謂我國遠古無天神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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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很早就進入農耕時代，今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重要遺址如河姆渡文化遺址、仰韶文化遺址中，可以確知人們已經過上了以農耕為主的農業生活。農業文明伴隨著土地神的崇拜，故社祀是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在發展過程中，對社神的崇拜與天神崇拜融合起來。社神的地位逐漸上升，並逐漸包容了天神崇拜。東山嘴祭祀遺址是一個具有一定歷史跨度的祀神場所，起初是圓形祭壇出現，並幾經興廢，可知天神崇拜在前，但方形祭壇後出，凌壓了圓形祭台，社祀變得更為重要了，這是農業在人們生活中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的結果。人們於祭祀社神的同時祭天，社祀有如祭天的禮儀。天神後來是逐漸與土地神和祖先神合流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最高神後來發展為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體的綜合樣式。這種合流，在原始社會已見端倪。
1981年，浙江餘杭瑤山良渚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一處祭壇。這座祭壇平面是呈方形的，由里外三重組成，外圍邊長20米，面積約400平方米，氣勢十分磅礴。在祭台的南半部分，分列有十二座墓葬。據推斷，這些墓葬的主人為巫覡，生前是該祭壇祭祀活動的主持者，也是這一帶的部落首領。隨葬品中也有如紅山文化相似的玉龍、玉鳥，更有通天法器及良渚文化的典型代表玉琮，充分表現了該址的祭壇性質。建壇的地點選在山頂上，含有通向上天之意；而壇作方形，可視為祀社神以配天的作風，知天帝與社神的崇拜已融為一體了。而首領埋於天地祭台，又有祖神參與其中的意味[20]。
在上海福泉山發現的良渚文化祭壇，中心建於一高阜，上有祭祀坑和紅燒土堆積。祭祀坑中央有一較規則方形坑，祭壇上也葬有大墓。就台上有祭祀坑的情形看，這裡是行燎祭祭天的場所。又，中央土台作正方形，也是與社祀相配，所葬大墓，是巫政合一的首領，也是祖先。原始社會的最高神漸呈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體的態勢。[21]
其實，就是東山嘴的那處祭神場所，已能看出三位一體的神系的特徵，圓台祭天，方壇禮地，那些女裸塑像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女祖先。人們認為這些女像是地母，是社神。古代民族多有將其祖視為社神的，如句龍，知所謂地母有祖宗特性，她們後來得以配天，則是成為至上神的一個標誌。
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的女神廟遺址的發掘，更使我們看到了祖先與天神的合流。這座女神廟位於牛河梁主梁北山之頂，也在高山之上，可知並非普通的祖先神。女神廟中發現有一個完整的比真人還大的女性頭像，較東山嘴女裸塑像為大。在廟址里，還出土有至少分屬六個個體的人像殘件，這尊女頭像屬中小型，且處主室偏西一側，不能算是主神。在主室的中心部位，出土有比真人器官大三倍的大鼻、大耳。神像大小不一，且居中者形象如此龐大，說明神界已出現等次。[22]主神已出現，女神像顯然不再僅僅屬於生殖崇拜的一般的宗教崇拜了。它應是發達的祖先崇拜與天神崇拜的合流。
事實說明，在我國的原始社會就已經出現了天神崇拜，從中原大地到長江流域，從東北地區到東南沿海，新石器時代的考古材料都顯示出先民們對至上神的崇拜。商人曾將其祖先與上帝疊合，但商滅亡以後，天神依舊抽象，恢復了自然屬性，它以社神與祖先神為兩翼，左右著中國神話與神崇拜的發展，幾千年來影響極為深遠。
[1] [德]W. 施密特：《原始宗教與神話》，第239頁。
[2] [英]帕林德：《非洲傳統宗教》，張治強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40頁。
[3] [英]帕林德：《非洲傳統宗教》，第42頁。
[4] [德]W. 施密特：《原始宗教與神話》，第239頁。
[5] [德]W. 施密特：《原始宗教與神話》，第239頁。
[6] 朱天順：《中國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頁。
[7] 參見張光直：《商代的巫與巫術》，《中國青銅時代》（二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年。
[8] 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24頁。
[9] 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19頁。
[10] 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第319頁。
[11] 田兆元：《中國先秦鬼神崇拜的演進大勢》，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5期。
[12] 尹達：《中國新石器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56頁。
[13] 田兆元：《中國先秦鬼神崇拜的演進大勢》，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5期。
[14] 吳汝祚：《山東省長島縣砣磯島大口遺址》，載《考古》1985年第12期。
[15] 黃宣佩主編：《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8—21頁。
[16] 郭大順、張克舉：《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載《文物》1984年第11期。
[17] 參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通天神器是張光直對祭祀文物的基本理解。
[18] 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1935年。
[19]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於我國北方說》，朱東潤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載《文物》1988年第1期。
[21] 黃宣佩主編：《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第64—67頁。
[22] 孫守道、郭大順：《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頭像的發現與研究》，載《文物》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