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陽明講了什麼

2024-10-02 06:38:34 作者: 何善蒙

  王陽明心學通常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心即是理、致良知以及知行合一。前面我們已經提過致良知的觀念,這裡僅針對廣受關注的心外無物和知行合一兩個觀念略作說明。

  心外無物這個觀念,是對心即是理的直接說明。之所以說它備受關注,是因為我們經常以此為依據批評王陽明是主觀唯心主義者,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這個問題最為經典的部分,就是以下關於岩中花樹的討論。

  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傳習錄》下)

  

  很多人因此認為王陽明否認外部客觀世界的存在,而以「心」決定事物的存在與否。王陽明友人的提問,事實上也是這樣的立場。但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王陽明的回應,就會發現,他並沒有否定事物的客觀存在。王陽明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這裡的關鍵在於「寂」字。根據《辭源》的解釋,「寂」有兩個義項,即「靜無聲音」和「安靜」。考慮到王陽明曾經出入佛、老這一事實,「寂」也可能是佛教中的「寂滅」,指本體寂靜,離一切諸相,有返本歸真之義。這乃是一種精神的提升,並沒有虛無或不存在的含義。不管是將其理解為「靜無聲音」「安靜」還是「寂滅」,都不是在否認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你未看此花時」「你來看此花時」,王陽明在說這兩句話的時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此花」是在彼時彼刻所強調的。也就是說,此花是存在的,否則又何言「此」,何言「看」與「未看」呢?「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句話的關鍵是後面半句。在你看花的時候,花和你之間建立了一種意義的關聯,即對於你來說,花的存在具有了特殊的意義,花成了一種具有審美意義的存在,這就是和單純自然存在的花是不一樣的,所以,王陽明稱之為「一時明白起來」。花具有了意義,而這種意義來自作為看花的主體的「你」,更準確地說,是心賦予了花的存在的特殊意義,由此,王陽明才說心外無物。可見,中國古人關心的不是事物是否是客觀存在(當然,他們也不會否定客觀存在),他們關心的是事物是怎樣存在的。怎樣存在就是存在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則是靠人心來賦予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心是具有賦意功能的。

  知行合一的觀念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知行合一應該是陽明心學確立之後的早期就有的觀念,也可以說是王陽明一以貫之的觀念。在王陽明龍場悟道第二年,貴州提學官席書聘陽明主講貴陽書院,陽明即倡言知行合一之旨。從這個歷史的脈絡來看,知行合一作為龍場悟道的結果之一,在王陽明的思想系統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按照王陽明的高弟王龍溪對陽明思想歷程的總結,應該把知行合一放在良知說之後。王龍溪的解釋顯然不是對歷史事實的還原,而是在他對王陽明思想理解基礎上的一種重構,是出於理論上的圓融角度的考慮。因為唯有在良知的基礎上,才可以更好地、更圓融地理解知行合一這種提法。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是為了對朱子進行批判,他甚至把朱子對於知行關係的說法稱為「邪說」。朱子之論知行,最具概括性的、經典的說法如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九)

  這段短短的陳述中,朱子提出了關於知行的關係問題的三個重要觀念。首先,朱子認為知行是不能分離的。知行的關係就像眼睛和腳的關係,雖然眼睛能夠看見,但是沒有腳的話就算看清了路,也是沒有辦法走的。反過來也是一樣,雖然腳能夠走路,但是如果沒有眼睛看路,也是不行的。朱子的這個比喻,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知行不能分開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割裂知行的做法非但不應該,而且是不可能實現的。其次,如果知行要區分先後的話,應該是知在先,行在後,也就是說必須先有一定的知識累積,然後才有可能在現實中實踐。可見朱子觀念里的知是從經驗的知識角度來說的。最後,從知行的重要性來說,行比知更為重要。

  朱子的論述,事實上比較圓融地解決了知行的問題。但為什麼還會被王陽明視為「邪說」呢?最為關鍵的一點在於,朱子講知先行後。在朱子看來,雖然知先行後有著嚴密的論證邏輯,但始終在知行之間分了一個先後。再加上朱子對于格物致知的解釋,是以即物窮理的方式來實現的。這就存在著一種把知識隔離出來的危險,知在朱子這裡,極有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知識問題,陽明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並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傳習錄》中)

  所以,知先行後,格物窮理,這二者結合產生的嚴重後果,就是知行的整體性、統一性在事實上被截斷了。所以,朱子雖然強調知行相須,知輕行重,但是在朱子的系統中,亦可以得出以知為重的傾向。而在王陽明的時代,知而不能行、知而不行的狀況極其普遍。朱子是把知當作知識性的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針對知而不能行,所以能夠正人心,息邪說。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知行合一在王龍溪看來應該被放在良知學說之後。

  如前所言,當我們僅僅把知理解成一般意義上的知識(也就是聞見知識、經驗知識)時,就需要先有這樣的知識作為我們日常行為的基礎,朱子也正是基於此提出了知先行後的觀念,他關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性的學習。然而,王陽明對社會現實的弊病有著極為深刻的、直接的認知,所以並不是主張在經驗知識的意義上來討論知行問題,而是要求在良知(道德知識)意義上來論知行的問題。所以,《傳習錄》中所涉及的關於知的論說,大體上都是在良知(道德)的意義上立說的,而不是從經驗知識的角度來討論的。從社會批判的意義來說,王陽明針對的是當時的知行不合一、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實,而這個事實在王陽明看來,明顯與聖人之學、聖人之道相背離。這就意味著,在聖人之道、聖人之學的背景之下,知行本來就是合一的。因此王陽明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傳習錄》中)如果我們要從現實的效果來考察知行工夫是否為一的話,按照王陽明的觀點,當我們的知達到「真切篤實」的時候就是行,所謂真切篤實就是切實有效的意思;而從行的角度來看,當行達到「明覺精察」的時候就是知,所謂明覺精察就是細微精妙的意思。真切篤實事實上是對行為的描述,這表明,知是作為行為的觀念指導而存在的,即「知是行之始」(《傳習錄》上)。明覺精察是對知的描述,這表明行是把道德觀念在現實中表現出來,所謂「行是知之成」(同上)。

  王陽明說知行合一,主要的側重點還是在於說行,而不是說知,這和王陽明所要面對的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實有著密切關係。所以,王陽明是藉由知行的合一來講行的問題,所謂「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傳習錄》中)。在王陽明看來,真正的知必須在行當中體現出來,離開了行,根本就談不上真知。正是因為對於知行分離的弊病有深刻的領會,「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傳習錄》下),所以必須強調行。可見王陽明講知行合一的工夫,事實上講的是行的工夫,甚至有以行代知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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