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陽明講了什麼

  王陽明心學通常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心即是理、致良知以及知行合一。前面我們已經提過致良知的觀念，這裡僅針對廣受關注的心外無物和知行合一兩個觀念略作說明。

  心外無物這個觀念，是對心即是理的直接說明。之所以說它備受關注，是因為我們經常以此為依據批評王陽明是主觀唯心主義者，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這個問題最為經典的部分，就是以下關於岩中花樹的討論。

  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傳習錄》下）

  很多人因此認為王陽明否認外部客觀世界的存在，而以「心」決定事物的存在與否。王陽明友人的提問，事實上也是這樣的立場。但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王陽明的回應，就會發現，他並沒有否定事物的客觀存在。王陽明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這裡的關鍵在於「寂」字。根據《辭源》的解釋，「寂」有兩個義項，即「靜無聲音」和「安靜」。考慮到王陽明曾經出入佛、老這一事實，「寂」也可能是佛教中的「寂滅」，指本體寂靜，離一切諸相，有返本歸真之義。這乃是一種精神的提升，並沒有虛無或不存在的含義。不管是將其理解為「靜無聲音」「安靜」還是「寂滅」，都不是在否認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你未看此花時」「你來看此花時」，王陽明在說這兩句話的時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此花」是在彼時彼刻所強調的。也就是說，此花是存在的，否則又何言「此」，何言「看」與「未看」呢？「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句話的關鍵是後面半句。在你看花的時候，花和你之間建立了一種意義的關聯，即對於你來說，花的存在具有了特殊的意義，花成了一種具有審美意義的存在，這就是和單純自然存在的花是不一樣的，所以，王陽明稱之為「一時明白起來」。花具有了意義，而這種意義來自作為看花的主體的「你」，更準確地說，是心賦予了花的存在的特殊意義，由此，王陽明才說心外無物。可見，中國古人關心的不是事物是否是客觀存在（當然，他們也不會否定客觀存在），他們關心的是事物是怎樣存在的。怎樣存在就是存在的意義，而這種意義則是靠人心來賦予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心是具有賦意功能的。

  知行合一的觀念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知行合一應該是陽明心學確立之後的早期就有的觀念，也可以說是王陽明一以貫之的觀念。在王陽明龍場悟道第二年，貴州提學官席書聘陽明主講貴陽書院，陽明即倡言知行合一之旨。從這個歷史的脈絡來看，知行合一作為龍場悟道的結果之一，在王陽明的思想系統中占據重要地位。然而，按照王陽明的高弟王龍溪對陽明思想歷程的總結，應該把知行合一放在良知說之後。王龍溪的解釋顯然不是對歷史事實的還原，而是在他對王陽明思想理解基礎上的一種重構，是出於理論上的圓融角度的考慮。因為唯有在良知的基礎上，才可以更好地、更圓融地理解知行合一這種提法。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是為了對朱子進行批判，他甚至把朱子對於知行關係的說法稱為「邪說」。朱子之論知行，最具概括性的、經典的說法如下。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卷九）

  這段短短的陳述中，朱子提出了關於知行的關係問題的三個重要觀念。首先，朱子認為知行是不能分離的。知行的關係就像眼睛和腳的關係，雖然眼睛能夠看見，但是沒有腳的話就算看清了路，也是沒有辦法走的。反過來也是一樣，雖然腳能夠走路，但是如果沒有眼睛看路，也是不行的。朱子的這個比喻，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知行不能分開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割裂知行的做法非但不應該，而且是不可能實現的。其次，如果知行要區分先後的話，應該是知在先，行在後，也就是說必須先有一定的知識累積，然後才有可能在現實中實踐。可見朱子觀念里的知是從經驗的知識角度來說的。最後，從知行的重要性來說，行比知更為重要。

  朱子的論述，事實上比較圓融地解決了知行的問題。但為什麼還會被王陽明視為「邪說」呢？最為關鍵的一點在於，朱子講知先行後。在朱子看來，雖然知先行後有著嚴密的論證邏輯，但始終在知行之間分了一個先後。再加上朱子對于格物致知的解釋，是以即物窮理的方式來實現的。這就存在著一種把知識隔離出來的危險，知在朱子這裡，極有可能成為一個純粹知識問題，陽明非常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並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傳習錄》中）

  所以，知先行後，格物窮理，這二者結合產生的嚴重後果，就是知行的整體性、統一性在事實上被截斷了。所以，朱子雖然強調知行相須，知輕行重，但是在朱子的系統中，亦可以得出以知為重的傾向。而在王陽明的時代，知而不能行、知而不行的狀況極其普遍。朱子是把知當作知識性的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針對知而不能行，所以能夠正人心，息邪說。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知行合一在王龍溪看來應該被放在良知學說之後。

  

  如前所言，當我們僅僅把知理解成一般意義上的知識（也就是聞見知識、經驗知識）時，就需要先有這樣的知識作為我們日常行為的基礎，朱子也正是基於此提出了知先行後的觀念，他關注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性的學習。然而，王陽明對社會現實的弊病有著極為深刻的、直接的認知，所以並不是主張在經驗知識的意義上來討論知行問題，而是要求在良知（道德知識）意義上來論知行的問題。所以，《傳習錄》中所涉及的關於知的論說，大體上都是在良知（道德）的意義上立說的，而不是從經驗知識的角度來討論的。從社會批判的意義來說，王陽明針對的是當時的知行不合一、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實，而這個事實在王陽明看來，明顯與聖人之學、聖人之道相背離。這就意味著，在聖人之道、聖人之學的背景之下，知行本來就是合一的。因此王陽明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傳習錄》中）如果我們要從現實的效果來考察知行工夫是否為一的話，按照王陽明的觀點，當我們的知達到「真切篤實」的時候就是行，所謂真切篤實就是切實有效的意思；而從行的角度來看，當行達到「明覺精察」的時候就是知，所謂明覺精察就是細微精妙的意思。真切篤實事實上是對行為的描述，這表明，知是作為行為的觀念指導而存在的，即「知是行之始」（《傳習錄》上）。明覺精察是對知的描述，這表明行是把道德觀念在現實中表現出來，所謂「行是知之成」（同上）。

  王陽明說知行合一，主要的側重點還是在於說行，而不是說知，這和王陽明所要面對的知而不能行的基本事實有著密切關係。所以，王陽明是藉由知行的合一來講行的問題，所謂「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傳習錄》中）。在王陽明看來，真正的知必須在行當中體現出來，離開了行，根本就談不上真知。正是因為對於知行分離的弊病有深刻的領會，「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傳習錄》下），所以必須強調行。可見王陽明講知行合一的工夫，事實上講的是行的工夫，甚至有以行代知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