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學的基本特質

  佛道二教在心性論、宇宙論、本體論等方面的完善和精緻，給儒家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應對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的挑戰而出現的新的儒學形式，理學實際上是在堅持儒家基本價值立場的基礎上，在上述幾個層面實現重構，從而贏得復興發展。當然，不同的理學流派重構的思路和思想資源並不一致，由此呈現出宋代以來理學精彩紛呈的發展。

  理學是一種思辨化的儒學，這是其理論形式的特徵。前文我們曾論及宗密對儒家的批判，認為儒家的義理是十分粗糙的，甚至連小乘佛教的境界都達不到，這主要是從思辨層面對儒學提出的挑戰。儒家作為中國自身的思想資源，從誕生開始，更多關注的是現實，強調在人的道德踐履中完善自我人格，所以對於超越的「性與天道」的問題，孔子那裡是很少涉及的。而漢代以來的儒學，尤其是在它成為官學之後，關注的更多的是如何作為一種完善的政治制度，更有效地推進社會教化，就理論而言，也沒有關注形而上層面的動力。而在佛道挑戰的面前，儒家思想的這種弊端就非常明顯了，所以對於儒學復興來說，如何對儒家思想進行形而上的重構就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無論是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還是張載的「太虛即氣」，或者是二程兄弟自家體會出來的「天理」，從理論的實質上來說，都是為儒家道德實踐找到形而上的根據。雖然不同的理學家對於儒家的本體論論述各有差異，但是，其問題意識還是非常清晰的，即儒家思想需要以形而上的方式來進行理論重構。這種理論的重構，簡單地說，就是為人的道德行為找到形而上的根據。如前所言，對於道德行為的強調是儒家的基本立場，可是，道德的根源何在？這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但是從總體上來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有兩條，或者把根源歸之於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程朱一系的「天理」說；或者將根源歸之於人，即認為人心本來就是完善的，這就是心學立場。從宇宙論、本體論到心性論的重新梳理，就是一種非常明顯的思辨哲學的特徵。

  理學是一種融合三教的儒學，這是其思想資源的層面所具有的特徵。我們通常都說宋明理學的產生事實上是三教融合的產物，那麼具體而言，儒釋道三教的資源對於儒學的復興運動有著怎樣的作用呢？簡單地說，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的復興，其所堅持的基本價值立場是儒家的，即仁義之道。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學為宋明理學的復興提供了最根本的價值立場。道家的意義在於為儒學的復興提供本體論和宇宙論建構的具體方式，如前所言，佛教是建立在完善的本體論基礎上的。但是，儒家不能接受佛教緣起性空的說法，因為儒家有必須解決現實問題的社會責任，必須立足在現實的人事之上。這個時候源於道家的魏晉玄學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從歷史上來看，魏晉玄學的重要品格離不開世間，是儒道融合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宋明理學家在其對本體的具體討論中都涉及有無、動靜等問題。這些討論，事實上和王弼在建構玄學系統時的論說方式是非常相似的。因此，新儒學本體論建構資源最大的提供者應當是玄學，玄學在新儒學本體論建構中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很顯然，道家比佛教更適合中國傳統的基本性格，緣起性空是最後否定現實價值的，而這是儒家不能接受的。儒家（或者中國傳統）強調的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這套思路在玄學那裡已經比較完善，完全可以被儒學復興所用。

  理學是一種強調擔當意識的儒學，這是其在價值立場上呈現出來的特徵。不管以何種形式進行理論重構，不管從佛老那裡吸收了怎樣的思想資源，理學的基本價值立場還是儒家的。其實我們現在談論宋代理學的時候，往往會忽視理學家那種寬闊的胸襟、濟世的情懷以及走在時代前沿的擔當，因其可能是一種側重思辨化的理論形式，而認為他們在玄談、空談，實際上理學對現實也表現出了極為強烈而且熱情的關注。理學家的精神世界遠比我們想像的豐富。眾所周知，張載有「橫渠四句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再比如，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陸九淵所言：「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而朱熹面對當時的現實，痛心疾首稱：「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這樣的言說在理學家的語錄中比比皆是，他們並非只是滿足於一種抽象的理論，對現實也有更為熱切的關注，這也是儒家的基本價值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