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為什麼會有理學

  理學的興起與唐代以來中國思想和社會的基本事實有密切關係。簡而言之，儒學在漢代確立的獨尊地位因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變革，已不復存在。佛、道兩教（尤其是佛教），給儒學帶來了非常大的衝擊，這種衝擊在北宋中期王安石的論述里有明顯涉及。

  荊公王安石問文定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峰、岩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嘆服，後以語張商英，撫幾賞之曰：「至哉，此論也！」（釋志磐《佛祖統紀》）

  王安石跟張方平說孟子之後就沒有純正的儒家了，張方平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說孟子之後是有人的，而且這些人甚至是超過孟子的。王安石就馬上問他說的是哪些人，而張方平回答的都是些中晚唐以來的禪宗高僧。為何如此？「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這是張方平給出的最有力也最直接的解釋，這恰恰很好地描述了中晚唐社會儒門淡薄的基本狀況。因為收拾不住人心，所以唐代出名的儒家人物很少，唐代名人不是佛教就是道家的。家喻戶曉的李白是道家的，王維、白居易則信奉佛教，可見儒門的淡薄，確實是唐代的基本社會和思想狀況中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所以，從上面這段宋人的對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因為佛教的興盛和強大，儒家喪失了此前的地位。這種狀況引起了儒家學者的憂慮，於是就有了儒家的復興運動。

  所以，儒學復興運動的誕生就是為了應對佛教的挑戰，那麼，佛教所帶來的挑戰有哪些方面？當時學者印象最深的首先是佛教極其完善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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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於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於今世，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說。（沈亞之《送洪遜師序》）

  按照上述韓愈的弟子沈亞之的說法，佛教傳入中國，之所以有極其迅速、強大的發展，並同時導致儒學衰落，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即佛教有著嚴格的制度，其傳承是十分嚴密的。佛教傳承清晰，而且在傳承過程中，非常有針對性，所以儒家是無法和佛教抗爭的。這個觀點還是比較中肯的，如果我們去考察佛教在當時，尤其是所謂的八大佛教宗派形成之後的傳播，會發現它們內部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有著嚴格的法脈傳承制度，例如五祖弘忍傳給六祖慧能（雖然有人說這種制度是慧能之後神會建立起來的）。佛教之人是有意識地在創造這種傳法系統的，這種制度性保證的好處也是非常明顯的，它既可以保證其所傳的乃是正法（正統性、權威性），又可以形成不間斷的傳法系統（法脈）。所以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中（主要是禪宗的傳統中），有很多燈錄（比如《景德傳燈錄》）類型的關於法脈流傳系統的作品，這些作品自然而然地建構出了一種具有正統性意義的法脈傳承。

  相對於佛教，儒家沒有清晰的傳承制度，漢代立學官制度也沒有對整個儒學的傳承系統進行梳理（這當然和儒家獨尊的基本事實有關，在當時的情形之下，沒有這個方面的需求）。沒有傳承的制度，就沒有正統性和權威性，也沒有義理的有效傳承，由此佛教得以在制度上給儒家以極大的衝擊。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的復興，為什麼必須討論道統問題，為什麼理學家會那麼熱衷於儒家道統的建構（雖然這並不是一種歷史事實的真實再現）。

  佛教帶給儒學的刺激，除了制度性的層面，更為重要的乃是義理層面的挑戰，唐代名僧圭峰宗密曾評論儒家的義理：

  不知空界已前早經千千萬萬遍成住壞空，終而復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1]深深之說。（《原人論》）

  按照宗密的說法，小乘佛教所講的義理都比儒家道家高明得多，「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說」表明，佛教在義理層面的完善和精細程度是儒家不能比擬的。這裡涉及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首先，就當時的思想實際來說，佛教的義理主要側重點在哪裡？其次，佛教在義理建構上的特點在哪裡？前者關係到儒學復興的基本內涵，後者關係到儒學復興的方法。

  就唐代來說，佛教義理的完善主要表現在心性上，這也是佛教在中國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傾向。就佛教的心性論而言，唐代佛教的心性論達到頂峰，當時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幾個佛教宗派對於心性問題都進行了非常具有創造性的理論論說，比如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和「性具善惡」說、華嚴宗的「真心」和「自性清淨圓明體」、禪宗的「明心見性」等（在理學形成的義理框架中，深受禪宗、華嚴宗和天台宗義理系統的影響）。佛教有完善的本體論和宇宙論基礎，佛教講「緣起性空」，「緣」就是條件，世間一切存在都是有條件的存在，所以「空」就是非永恆存在而不是說不存在，是有條件的存在。佛教要破執著，理論依據是緣起，反過來看，中國傳統講的是元氣說。陰陽二氣，氣還是「有」的東西，按照佛教講，執著在氣是不對的，因為氣是假象，把一個本體的根據建立在一個不是超越的東西上是行不通的。當然，傳統儒家講仁義也有根據，但是沒有建立起一套嚴格的、思辨的理論系統，來解決儒家哲學的本體論根據問題。儒家的義理在佛教傳入之前是沒有衝擊和挑戰的存在狀態。但是佛教有精密的理論，所以相較之下，儒教和佛教差別很大。佛教在唐代完成了心性論的完善，心性論在佛教中是占主導地位的，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後來心性論在儒學復興中也占主導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說，佛教在義理層面為儒學的復興提供了議題，那就是心性論。因為儒學復興要針對佛教，就不能不回應佛教的心性論，就必須在完善儒學本體論、宇宙論的層面上來回應，所以，這個義理建構的方法也是佛教啟示的。因此，儒學要復興就一定要講心性論，而心性論後來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中國傳統的核心，其實都和佛教的刺激有關。

  那麼，在佛教心性論的衝擊下，傳統儒學何以來建構儒學的心性論系統呢？在先秦的儒學資源中，言心性最深的莫過於孟子，由此，從中晚唐到北宋，孟子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提升。由此，在儒學復興的經典系統中，四書取代五經成為必然，而孟子地位的提升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那麼儒學應當如何復興？事實上，中晚唐時期的韓愈、柳宗元和李翱已經揭示出了儒學復興的三條可行道路。韓愈的方式代表著第一條道路，就是在徹底排佛的意義上復興儒學之道，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這無疑是一種比較偏激的方式，從三教並存的社會事實來說，這種偏激的、徹底的清理行為是無法實現的。儒家出身的柳宗元，相對於韓愈來說，就溫和得多。柳宗元承認三教並立的事實，有一定的融合的想法，但是總體上主張三教和平共處。而唯有李翱，非常明確地強調在融合佛、道的基礎上復興儒學，李翱以儒家為本體，吸收佛道來完善儒家。以仁義之道為本，堅持的是儒家的價值立場，這事實上也是後來宋明理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李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儒學復興運動的先驅，韓愈的理論只是出於義憤，在學理的建構上貢獻很少。

  儒學的復興之路由中晚唐開啟，北宋慶曆之際以孫復、石介、歐陽修、李覯等為代表；北宋熙寧、元豐前後以張載、程顥及程頤兄弟等為代表。這三階段前後呼應，一脈相承。經過他們的努力，儒學轉型的架構定型基本完成，由此奠定了理學的規模。自朱子出現，紹述程子，集理學之大成，在對抗佛老的過程之中，以理學的形式確定了儒學復興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