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何謂清談

  談及魏晉，必然涉及清談。從源頭上來說，清談源於漢代的清議。漢代的清議實際上就是對人物的評價，因為這種評價主要出於選拔官員的目的，所以清議是以道德為基礎的。如前文所言，東漢末的政治形勢，使知識分子不斷從政權中分離出來，現實的政治壓力也使對政治的褒貶變成一種忌諱。因此，在讀書人的清議中，道德的因素逐漸退出，從而演變成一種脫離政治、無關道德的清談形式。從本質的差異來說，清議是道德立場，關乎政治；而清談，則是遠離道德，無關政治。在魏晉時期，這種清談更多的是以《老子》《莊子》《周易》等經典為基礎文獻展開的，可以說是當時名士之間一種普遍流行的思想討論形式。魯迅先生稱《世說新語》是魏晉名士的教科書，陳寅恪先生則認為《世說新語》是名士清談的全集。這兩種說法都表明，《世說新語》保留了大量魏晉名士生活資料，如果我們要理解魏晉風度，就離不開《世說新語》。所謂的魏晉風度，包括清談、飲酒、服藥以及隱逸等形式，而和思想關係最密切的當數清談。

  雖然清談涉及的內容多以「三玄」為基礎，但是並不是完全限制於此，其中很多內容亦可以超出「三玄」之外，只要從玄學角度出發就可以。王衍等人在洛水之濱的一次清談，即是如此。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世說新語·言語》）

  這次清談的參與者有王衍、裴頠、張華、王戎等名士，所涉及的話題則有名理、《史記》《漢書》，也有歷史人物季札、張良等。可見清談的內容並不固定，實際上是隨機的，而所謂的清談所要達到的效果則是雅致、「超超玄箸」的。所謂玄學的立場，就是超脫於一般事務性的、瑣屑的認識，以魏晉人的話來說，就是「玄遠」之談。所以，清談毫無疑問跟玄學有著密切關聯，而清談的內容不限於「三玄」，可見「三玄」的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構成了清談的基本原則。

  清談的形式，類似於今天的辯論賽，參與清談的人分為主、客兩方（相當於正反方），雙方圍繞著清談的主題，各抒己見。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世說新語·文學》）

  這是孫安國和殷浩之間的一次清談，從上述記載來看，主客雙方彼此交鋒，反覆爭辯，雙方都沒有間歇。以至於左右盛來飲食，冷了再溫，溫了又冷，如此數次；隨著辯論深入進行，對談的兩人用勁揮動麈尾，麈尾毛脫落在食物中，兩人卻都忘記了吃飯這回事。在這個故事中，雙方論辯的形式、論辯的內容以及作為道具的麈尾都有非常直觀的表現，這就是魏晉人所津津樂道的清談。

  當然，頂尖的清談局面，往往發生在主客雙方辯論達到一定程度，無法再進一步對論題進行辨析的時候，相當於我們今日通過辯論賽達成了某種共識。此時出現的往往是清談的高手了，王弼就是一個經典的例子。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說新語·文學》）

  故事發生在何晏的家中，「談客盈坐」說明當時談風之盛，何晏引領清談之風氣的說法也由此得到證實。王弼出場的時候，大家關於論題的論辯已然非常透徹，在何晏看來也得到了精妙的結論，這個時候何晏給遲來的王弼提了一個問題：「你還能不能繼續進行這個辯題呢？」王弼清談的興致上來了，於是在別人覺得無話可說時，他還能自己跟自己辯論，這是何等的高手！這也成了後來對一流清談高手的基本要求，即在別人無話可說的時候，清談高手可以自為主客（自己既做正方又做反方），自己跟自己論辯數個乃至於數十個回合。這自然讓參與者難以忘懷。王弼作為清談界高手，也因此成為典範。

  

  當然，清談不僅是腦力運動，也是極耗費體力的運動。從前引殷浩和孫安國的清談來說，一整天這麼談，對於體力的消耗是極大的。著名的清談高手衛玠最後落得了「看殺衛玠」的結局，和清淡過多也不無關係。

  談及清談，有一個問題也是不可迴避的，就是所謂的「清談誤國」。清談誤國的說法源於王衍，據《晉書·王衍傳》稱，王衍為石勒所俘，臨死前懊悔地說：「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東晉桓溫也有過類似的說法。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世說新語·輕詆》）

  西晉的滅亡是否就是王衍的錯，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西晉的覆亡跟清談或許有關聯，但是，如果說完全是清談導致了西晉的滅亡，那也是過於誇張了。清談作為一種思維運動的形式，並非導致亡國的唯一因素，清談的人士也並非全然不顧世務。將西晉的滅亡歸結於清談，多少有些過度詮釋的意味。王羲之和謝安的一段對話，大概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世說新語·言語》）

  這是謝安和王羲之的一次爭執，簡而言之，王羲之對清談持否定態度（當然，這不代表王羲之不清談，王羲之亦是清談高手），而謝安對於清談則持肯定的態度。事實上，清談只是魏晉時期流行的一種表達思想（辯論）的方式而已，而誤國則有更深刻且複雜的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