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思想史忽視的曹操

  一般在講魏晉之際的時候，都會從東漢末開始，因為東漢末的混亂，歷史才進入了魏晉。而當我們去看東漢末的歷史的時候，曹操應當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人物。

  說到東漢末的情形，我們一定得注意《後漢書》中的描述，據此才能真切感知整個東漢社會究竟在何處發生了嚴重的撕裂。范曄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有直接論述：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漢桓帝和漢靈帝統治的時代，通常被視為東漢政治最為混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東漢走向毀滅的關鍵時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亦有類似的表述，所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這個時期的混亂主要來自宦官專權。東漢自和帝開始基本是小皇帝執政：和帝十歲繼位，殤帝不滿百日繼位，安帝十三歲，少帝未滿周歲，順帝十歲，沖帝一歲，質帝七歲，桓帝十四歲，靈帝十歲……似乎東漢的皇帝都在比誰繼位時的年紀更小。清一色的小皇帝對東漢的政治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宦官和外戚輪流專權的局面成為東漢政治的基本事實。

  這種專權，尤其是宦官的專政，對於讀書人來說，是一件極為羞恥的事情，由此，才導致了「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局面。當時士人集團主要以太學生和在朝官吏為主，太學當時有學生三萬餘人，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大臣李膺、陳蕃、王暢等交往，相互敬重、讚賞。當時太學裡流行一種說法：「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御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與此同時，讀書人對朝中大臣、地方官員及社會名流進行畫像與歸類，「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稱號在社會上廣為傳頌。也就是說，以道德為己任的讀書人，羞於與宦官為伍，開始站在道德立場上極力抨擊宦官專政。而宦官集團則將讀書人視為黨人，進行攻擊和打壓，由此產生了兩次黨錮之禍。這對東漢社會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創傷。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在漢桓帝延熹九年（166），起因是趙津、侯覽等宦官與張泛、徐宣等人為非作歹，並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希望藉此逃脫懲罰，而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由此，宦官集團在桓帝的支持下，從重處罰了很多官員，並且將李膺等人關入北寺獄，把杜密、范滂和陳寔等被劃為「黨人」的兩百多人下獄。雖然在延熹十年（167）六月，漢桓帝大赦，釋放了黨人，但將他們的名字造冊登記，終身不許為官。第一次黨錮雖然形式上以黨人的失敗而告終，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讀書人也贏得了美名。建寧元年（168）漢靈帝繼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后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主持朝政。名士李膺、杜密等重新被起用，對於讀書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但是對於宦官集團來說，這是無法容忍的。竇武和黨人們密謀趁機剷除宦官，但是計劃泄露了，宦官勢力連夜假傳詔令，追捕竇武、陳蕃等人。結果陳蕃、竇武遇害，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宦官集團在各地陸續逮捕、殺死、流徙、囚禁的士人達到六七百名。八年之後的熹平五年（176），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

  

  兩次黨錮之亂（尤其是第二次），是東漢社會分崩離析的根源。宦官的問題是這個事件的起因。後來何進擔任大將軍，並且與士大夫（袁紹）聯手對抗宦官。雖然袁紹衝進宮中把宦官剷除殆盡，但是何進卻被宦官殺害，而且還引來了董卓入京。由此，東漢的瓦解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了。

  曹操就是在這個時期嶄露頭角的，但是他的身份極為尷尬。雖然他一直試圖跟讀書人（名士）交好，但是由於他與宦官集團關係複雜，因此並不受名士的待見。曹操的父親曹嵩，曾任三公之一的太尉，位高權重，之所以得以如此，也和宦官有關。曹嵩本姓夏侯，但卻是縱橫四朝的宦官曹騰的養子。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曹操雖然與宦官集團關係密切，但是就立場的選擇來說，他卻選擇了一條與宦官集團相反的道路，與袁紹等人一起試圖剷除宦官集團。這樣的選擇可能是出於曹操對天下形勢的基本判斷，這為後來曹操在混亂中崛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當然，曹操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後來討伐董卓、黃巾軍的戰鬥中，他表現得非常突出，由此，成為漢末割據的群雄之一，並且深刻地影響了東漢末天下形勢的走向。但是，這樣一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力的人物，在思想史上幾乎是空白的。除了其文學上的造詣被略微提及，客觀地說，曹操是被思想史遺忘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