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講 作為時代風向標的曹操

  儒學在漢代獲得獨尊的地位，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事件。首先，就積極的意義來說，它很好地實現了儒學與政治的結合，從而使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帝制時代的主導思想形式，儒家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力由此得以彰顯。就消極的意義來說，這種結合限制了儒學思想的活力，尤其是漢代經學，其對思想界的禁錮也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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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上來說，由於儒學被確立為官學是直接和利益相關的，所以在經學制度下，容易產生兩種後果。一則基於經學的貴族誕生。漢代的經學非常講究師法（一般是源於立於官學的經學大師）和家法（同一師法下有不同流派），極其講究傳承。在這種背景之下，經學世家便產生了，魏晉時期的名士家族大體上都是由經學世家演化而來的，這可以視為魏晉社會門閥政治的源頭。二則在學問的形式上，漢代的經學是章句訓詁（側重對經典中文字的考證、釋義）之學。對師法、家法的堅守，會導致學術的煩瑣和僵化。比如當時有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曰若稽古」是《尚書·堯典》的首句，也就是考察古代的道理的意思，然而在當時的背景下，「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桓譚《新論》）。可見當時思想的僵化程度。

  物極必反，可以說是最為普遍的規律。兩漢的這種學問，在其開始之際未必是沒有積極意義的，但是，這種煩瑣的傾向顯然不是一種正常的形式。因此，從思想內在的邏輯來說，由繁而簡，也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這種轉折就是從東漢末開始發生的，至魏晉時代，最終成為一種具有獨特意義和價值的思想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