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疾虛妄」的批判哲學

  批判是王充哲學的一個重要支點，也是具有特立獨行之個性的王充在那個時代所具有的冷峻的反省精神的表現。

  王充主要活動於漢明帝、章帝之際，這是東漢最為鼎盛的時期，同時也是讖緯迷信風行的時期，表現在思想觀念領域，則是「浮華虛偽之語」充塞，「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論衡·對作篇》）。「疾虛妄」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產生的。在《論衡》中，王充一再地強調其著書的目的就是針對種種虛妄的現象，「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論衡·對作篇》）。虛妄的，就是假的、不真實的。因虛妄的流行會掩蓋真實，所以必須對虛妄之事給予堅決的批判。王充也把這個作為自己立說的基本宗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論衡·佚文篇》）。王充對於虛妄的批判，是以其對經驗事實的強調為基本的立場，以「考之於心」「效之於事」作為標準的。在《論衡》之中，天人感應論、迷信觀念、神話傳說、神仙方術以及諸子百家，凡是不符合事實的、虛假的論說或者現象，都成了王充批判的對象。以下將選擇幾個主要的方面，略作分析，以見其批判之一斑。

  首先是對天人感應觀念的批判。天人感應之觀念，經董仲舒之闡釋，而成為兩漢思想界之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影響深遠。董氏的觀念，是從天人相類角度出發的，認為「人副天數」。因為天和人同類，所以二者之間是可以相互感應的。並且，天是人間一切（包括理性）的根據，人世間的一切是天的意志的體現。考董氏天人感應之說，其根本點在於將天視為意志之天，而人世間的一切均是出於其意志的、合目的的安排。故若要對其理論進行反駁，必須要取消天的這種性質。如前所述，王充以氣一元論為其理論的基礎，認為天地萬物均是由氣而來的，是自然的、自生的，因此，這個過程不存在天的意志和目的。換言之，天地萬物乃是一個自然的氣化系統，而非如董氏所言，建立在天之意志之上。天在王充這裡無疑是自然的，這種自然的特性在經驗中也是可以得到說明的。「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為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與外，口目求之，得以為利慾之為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為乎？」（《論衡·自然篇》）人有口目，故有欲望；天無口目，故無欲望。也就是說，天是自然的、無為的，天人是不同的，「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論衡·自然篇》）。因此，認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既然董氏立論之基礎都被否定了，那麼隨之而來的災異譴告之說，也就顯得荒謬不經。

  其次是對人死為鬼觀念的批判。王充對人死為鬼的堅決批判，同樣也是以氣化自然作為基礎的。因為人和萬物一樣，均是稟氣而生的，那麼，「物死不為鬼，人死何能獨為鬼？」（《論衡·論死篇》）都是氣化運動的結果，怎麼可能只有人死為鬼而其他萬物不為鬼呢？王充進一步從氣一元論的立場，對人的生命過程做了描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論衡·論死篇》）從氣化流變的歷程來看，人之生建立在精氣的基礎上，精氣以血脈為其生理基礎，「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也」（《論衡·訂鬼篇》）；人死則血脈枯竭，精氣無存，精神亦不能獨立存在於世間。既然生命只是一個氣化的過程，人死不能為鬼，那麼為什麼人會有鬼的觀念呢？「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論衡·訂鬼篇》）在這裡，王充將鬼的觀念的產生歸結於人的疾病。在人生病之際，由於恐懼而胡思亂想，從而產生鬼這樣的觀念，這樣的討論，也是頗為深刻的。無鬼也是基於氣化流行的一種必然結果，但對於王充來說，比證明無鬼更重要的是將這種觀念直接作用於現實，即支持薄葬、反對厚葬，進而嚴厲批判當時的厚葬之風。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王充對先秦諸子的批判。對先秦諸子的反思、批判是王充《論衡》的重要內容。就內容而言，儒、墨、道、法、陰陽、刑名等諸家，都在王充的批判視野之內。王充認為，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會接受古聖先賢的觀念而不加反思、責問，以為那些觀念都是正確無疑的。而事實上，即便是聖賢，其論述中也存在很多漏洞和錯謬，應當以一種求是的、問難的態度，從具體的事實情境出發，來考論先賢論述的合理性，而不能「信師而是古」。用今天的話來說，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批判地接受。《論衡》中的《問孔篇》《刺孟篇》《本性篇》對儒家的聖賢孔子、孟子的觀點進行批判與責難，《非韓篇》主要從儒家的觀念對韓非子進行批判，《薄葬篇》《案書篇》則涉及對墨家明鬼觀念的批判。王充對諸子的評判雖然切入點不同，但是強調以事實為根據的基點是相同的。從這些批判中可以明顯看出王充實事求是的態度，以及不迷信聖賢的精神。這種獨立的批判精神，在兩漢之際，尤為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