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評價元氣自然說

  基於獨特的個性，王充的思想是有其特別之處的。王充立論的根基，是氣一元論。氣即元氣，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用以表達物質存在的基本範疇，在傳統觀念中，氣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據，故而王充稱「元氣，天地之精微也」（《論衡·四諱篇》）。這種至精至微的氣，是世間一切現象存在的根據，在邏輯上先於一切具體事物而存在。那麼，氣又是如何產生萬物呢？「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論衡·自然篇》），「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間矣」（《論衡·自然篇》）。氣是運動的，盈於天地之間。天有天之氣，地有地之氣，即陰陽二氣。在氣的運動過程中，萬物也就產生了。「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論衡·說日篇》）在王充的解釋中，物之生，源於氣之施，即氣之動。氣的運動成為解釋萬物生成的根據，但氣的運動並非出於某種特定的目的，這就取消了天或者神等意志在萬物產生過程中的作用，而將萬物的產生歸結為一個自然的過程，所謂「天動不欲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謂天自然無為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論衡·自然篇》）。以「自然」和「無為」來限定萬物產生之過程，即取消了意志性、目的性的因素在萬物產生過程中的作用，萬物的產生因此被描述為基於氣之運動的自然過程，這是王充氣一元論思想的基本內涵。同時，我們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道家思想對其的影響，王充本人也明確地承認自己的論述「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論衡·自然篇》）。當然，這裡需要指出，王充對於「自然」討論的最大特色，就是把「自然」和「無為」聯繫在一起，這是之前思想中從未出現過的。

  氣既為萬物之根據，人自然也不例外。故而王充對於人性論的討論，就是從氣的角度出發的。對於人性的問題，歷史上有諸多的解釋，王充從人稟氣而來這一基本前提出發，認為人既然是因氣而生的，氣是有厚薄的差異的，那麼人性就必然是有善有惡的，所謂「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櫱；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論衡·率性篇》）。因此，在王充這裡，人之善惡，取決於人所稟受之氣的厚薄，所謂「用氣為性」（《論衡·無形篇》），氣成了決定人性善惡的關鍵。現實中的人，其性之善惡，就取決於他們所稟受之氣。就邏輯推論來說，氣的厚薄不同，自然就決定了在現實的人性中有善、惡、有善有惡三種不同的可能性。王充以此來評價孟子以下至劉向的曾在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人性學說。「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論衡·本性篇》），中人是有善有惡的，其上為善，其下為惡，這是由於氣稟的厚薄不同。顯然，這一論述也表明王充對於人性問題的看法，與董仲舒的性三品之說，實殊途同歸。如果單從氣一元論的邏輯來說，這種推論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問題在於氣本身是否具有善惡之屬性。王充本人對此的看法是矛盾的，他既言「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論衡·本性篇》），又說「氣也，恬澹無欲，無為無事者也」（《論衡·自然篇》）。這種矛盾說明王充的理論本身存在著一些缺陷，王充自己也說過「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論衡·本性篇》）。而對於王充來說，重要的是「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即從人性出發，強調教化的作用。「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論衡·率性篇》）。這在某種意義上與荀子的人性觀念，有著相同的旨趣。

  氣稟不僅賦人以性，同樣也賦人以命，而且這一過程是同時發生的，沒有先後的差異。所謂「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論衡·初稟篇》）。命運，在中國傳統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王充對於命的理解源於《白虎通德論》。按照《白虎通德論》的解釋，命有三種，所謂「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白虎通德論·壽命》）。作為經學法典，《白虎通德論》的觀念具有普遍權威性，王充對於命的觀念以《白虎通德論》為來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不過，王充只接受壽命（正命）和遭命的觀念，而堅決反對隨命。何謂隨命？即基於人的現實行為所產生的福禍結果，而王充認為這二者之間是沒有直接聯繫的，「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吉命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論衡·命義篇》）。換言之，隨命問題考慮的是人的行為是否可以改變命運，而這在王充看來是不可能的。在《幸偶篇》和《逢遇篇》中，王充通過對人生的經驗考察，認為決定人生真實境遇的就是命，而命是不可以改變的，它與主體行為之善惡本身無必然之關係。所以，王充認為人的命運是確定的，自人稟氣而生開始就已被確定，所謂「用氣成性，性成命定」（《論衡·無形篇》）。當人稟氣而生之際，人生的富貴夭壽就已經決定了，人不可以通過自身的行為來改變命運，而只能通過「骨相」「天象」來預知。這樣的觀念顯然與王充的批判精神截然不同，王充在歷史上自然受到了批判。當然，與其說這種命定論的思想與王充的批判精神是矛盾的，倒不如說這與王充自身的現實遭遇有很大的關係，其背後是一種無奈的情緒。

  無論是對於氣、性還是命的闡釋，王充的論述都有一個基本的出發點，那就是經驗。《實知篇》《知實篇》的名稱，就很明確地表明了這種傾向。在王充的學術體系中，非常強調經驗的重要性，認識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之上的，所謂「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論衡·薄葬篇》）。「有效」「有證」強調的即是在現實中能夠得到驗證，唯其如此，才能說是正確的，否則就是「空言虛語」。但經驗事實並不是唯一可靠的標準，因為經驗事實本身具有複雜性，單靠經驗，難免會出現謬誤，所以在強調經驗的同時，也應當重視人的理性思維，「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論衡·對作篇》）。所以，對於王充來說，經驗事實是判斷人認識的真偽的首要根據，同時，亦需要以人的理性思維來考訂人的認識。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達到驗證認識的有效性的目的。

  在元氣自然的思路中，王充思想具有獨特的意義。在漢代那種特殊的思想氛圍下，重視獨立思考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可能也正是因為如此，如章太炎等近代學者才給了王充獨特的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