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立獨行的王充

  王充雖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並不那麼突出，但是既然在近代有被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就表明他身上還是有非常獨特的東西。王充獨特的才華以及性格特徵，在前文所引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乾隆的《御製讀王充論衡》中，都有非常直接的說明。這說明，王充大體上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

  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據《論衡·自紀篇》的記載，其祖籍本屬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先祖因從軍有功而封會稽陽亭，但僅一年即失爵，遂定居於此，世代以農桑為業。王充的先祖具有勇武的性格，仗義任俠，曾經「橫道傷殺，怨仇眾多」（《論衡·自紀篇》）。因為怕人尋仇報復，其祖父時即遷居錢塘縣，以做買賣為生。王充的父親王誦，繼承其祖任俠之風，時以勇力欺人，遂結怨豪家，故又遷居上虞。王充在《自紀篇》中對父親、祖父的記敘方式頗為獨特。這一點也使得王充在傳統社會受到頗多的批判，畢竟孝道倫理才是廣為接受的社會觀念。

  王充自幼聰穎，六歲開始讀書時，即有「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之性情，與其先祖迥異，且「有巨人之志」；「八歲出於書館」「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論衡·自紀篇》）。《後漢書》關於他的記載如下。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刺史董勤闢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征，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後漢書·王充傳》）

  王充曾遊學京師洛陽，受業於太學，師事當時著名的學者班彪。王充之為學，好博覽群書，通百家眾流之言，因此不像當時普通的士人，汲汲於章句訓詁之學。這為他後來對漢代的主流學術進行批判，提供了一種更為廣闊的知識背景和客觀、敏銳的立場。因個人性情，王充的仕途，除了短暫的幕僚小吏經歷，幾無可言之處。但是，當時的人對於王充的評價是相當高的。「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李賢注范曄《後漢書》引謝承《後漢書》），「王景興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曾聞士人嘆美貴邦舊多英俊，功曹好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謝堯卿東南書士說王充，以為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芥，未易貶者也」（《全晉文》卷一百十七）。這些都表明，王充的才學在當時已得到認可，當然，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居家從事著述、研究。雖家貧無依，淒涼潦倒，但他「外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對於現實中的種種不合理的、虛妄的現象，其批判的基本態度絲毫未變，「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虛實」（《論衡·自紀篇》）。王充的著述，最早的是《譏俗節義》十二篇，後又有《政務》之作，晚年有《養性》十六篇，今皆亡佚。其著述流傳至今者，唯《論衡》一書。《論衡》有八十五篇（《招致篇》有目而無文，實存八十四篇），充分地體現了王充基本的思想旨趣和學術批判的精神，是我們了解和研究王充思想的文本依據。

  從上述描述中，我們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充滿矛盾的王充形象：一個出身卑微但是充滿才華的有志青年、一個刻苦勤奮但是不能獲得認可的憂懣青年、一個有抱負但是性格孤異的憤世之才。這樣的矛盾綜合體，可能也導致了王充思想的複雜性，使得王充能以一種憤世嫉俗的批判視角來看待周遭的世界（無論是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也由此確定了他特立獨行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