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制時代的基本問題

  秦漢以來的第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公元前221年，在秦統一六國的前夕，秦王嬴政與群臣有過一次非常直接且重要的討論。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是發生在重大社會變革前夕的一個重要事件，圍繞的問題是天下統一之後應該延續分封制，還是採取郡縣制。從分封制到郡縣制的變化，其中的利弊這裡不展開討論，但毫無疑問的是，這是一個發生在秦統一以來的重大社會變革。分封制退出歷史舞台，郡縣製成為主導，是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這個脈絡表明郡縣製成為帝制時代中國的主要政治結構形式。分封制被郡縣製取代，實際上的意義是貴族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去貴族化是自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際中國社會的一個主旋律。這裡丞相王綰提議的是分封制，而廷尉李斯強調的是郡縣制，最終秦始皇採納的也是郡縣制，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李斯在描述郡縣制的優勢時所採取的一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說法，所謂「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簡單地說，這就是帝制時代對于思想的一個重大規定：統一的大帝國需要有統一的思想基礎。李斯所強調的「天下無異意」就是思想上的統一性；「安寧之術」的說法則表達出帝制時代所追求的重要目標，所謂「安寧」是就政治統治而言，是對於政權的穩定性的要求，這是帝制時代的關鍵性問題之一。「術」的說法同樣重要，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它不是強調「學」，「學」與「術」有著根本的差別。「學」重視的是思想層面，強調的是自由和深度；「術」重視的是現實運用，強調的是現實效果。簡單梳理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場討論對帝制時代中國思想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在我看來，這場討論意味著在思想層面將要發生重要的變革，其影響不僅是在政治的層面。帝制時代對思想也提出了非常不一般的要求，這個時代問題也成了秦漢時期的重大思想問題，其解決對於整個帝制時代構成了基礎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在秦漢之際，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大一統的帝國尋求思想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秦漢之際的兩段表述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前一段材料是公元前213年關於「焚書」的討論，後一段材料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對漢武帝關於「《春秋》大一統」的建議。這兩個事件之間雖然有八十年左右的時間距離，但討論的問題本質上是一致的，即如何有效統一思想。

  焚書事件是秦統一中國之後一個重要的事件。我們常說「焚書坑儒」，需要說明一下的是，焚書事件的發生是有確切證據的（當然，焚書的範圍是有明確限制的，即博士官可以藏書，民間不能藏書），而坑儒事件坑的到底是儒家還是方術之士，是有待辨析的。回到焚書事件，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丞相李斯的提法。按照李斯的說法，讀書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這種行為是極其可怕的，所以必須強化對思想的統一，所謂「別黑白而定一尊」。李斯也明確強調了這種統一的基本方案：歷史著作，非秦國的，都必須燒掉；除了博士官，天下不能私藏《詩》《書》以及百家語，必須燒掉；如果有敢談論《詩》《書》的人，棄市；如有以古非今者，滅族；官吏見到這些情況不舉報的，與之同罪；焚書令三十日不燒書的，黥為城旦。當然，在所有書籍中有一類是不燒的，就是醫藥、卜筮、種樹之類的書籍。這個建議非常詳細，意圖也很明確，那就是要強化思想控制，以吏為師、以法為教，這是法家治國的明確原則。因此，從李斯的建議中，我們也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大一統帝國對于思想統一的迫切程度。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實有同樣的訴求，他的建議從本質上來說，也是出於為漢武帝構建大一統思想基礎的需要。所謂「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說明當時存在相對多元的思想，這就會產生混亂。這種混亂對于思想本身來說，可能是一種常態，但是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卻是不能被允許的。所以董仲舒建議說，「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後來被概括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提法實際上是民國時期易白沙在《新青年》上提出來的，並非當時董仲舒的提法）。這個策略毫無疑問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或者說是以儒家作為大一統帝國的思想基礎來進行帝制時代的政治建構的。

  秦代和漢代關于思想基礎的選擇存在差異，但是為大一統帝國尋求思想基礎這一點是相同的。秦漢時代，其實就是追求大一統思想的時代，這一目標最終是以漢代確立儒家在政治結構中的基礎地位來實現的。這也就是我們在後來的傳統中所看到的基本事實，即儒家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