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人三策」在說什麼

  「天人三策」應該是了解董仲舒思想最為重要的文獻之一。前文把「天人三策」置於秦漢中國社會轉型的脈絡中分析，也是這一文獻的特殊所在。關於「天人三策」存在諸多複雜的爭議。首先，歷史上是否曾經發生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這一事件？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天人三策」文獻來自班固的《漢書》，然而司馬遷的《史記》卻隻字未提。司馬遷是生活於漢武帝時代的人，並且與董仲舒可能存在師承關係（董仲舒為司馬遷之師）。在這樣的前提下，何以司馬遷對此事隻字未提？其次，上「天人三策」是哪一年發生的事情？目前有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以及元光五年（前130）等幾種說法，莫衷一是。但我傾向於認為上「天人三策」是確實發生過的事情，此事發生的年代應該是在元光元年。這一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迎來真正意義上的親政，這對於漢武帝來說是真正施展抱負的開始。至於司馬遷未提及此事，可以從情感和事實兩個方面進行解釋。從情感上來說，司馬遷不太能接受董仲舒對於儒家思想的這種調整；從事實上來說，《史記》的成書存在重新整理的問題，個別內容可能亡佚。因此，以《漢書·董仲舒傳》所保留的「天人三策」作為對董仲舒思想考察的重要文獻，也是沒有問題的。

  漢初，朝廷選拔官員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舉賢良方正（即是品德和能力突出的人）。所謂「舉」，就是推舉，根據朝廷的需要進行推薦選拔。這是在儒家經典被立為學官之前，即以經典考試形式來選拔官員的制度（後世的科舉制）確立之前，朝廷選拔官員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形式。元光元年，漢武帝迎來了自己真正意義上的親政，終於可以大展宏圖。在這個背景下，舉賢良方正也是順理成章的。董仲舒就是在這次舉賢良方正中參加了策問。策問實際上就是天子面試、天子出題，參與者根據天子所出題目進行回答。在這次的策問中，漢武帝總共提了三個問題，董仲舒圍繞著這三個問題進行回答。董仲舒的回答，是以天人感應作為基礎的，所以這次的策試被稱為「舉賢良對策」，又稱「天人三策」。

  從《漢書·董仲舒傳》來看，漢武帝的提問主要關心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政治統治的根本道理是什麼？在漢武帝看來，「改制」（制度改革）和「作樂」是政治統治的兩種基本形式。可是幾百年來，統治之道不斷被破壞，很多人力圖改變現狀，然而收效甚微。那麼所謂的天道究竟何在？其次，歷史上有些君主統治期間非常忙碌，有些君主非常悠閒，有些君主用刑罰統治，有些君主用仁德統治，究竟什麼樣的方式才是有效的統治方式？最後，在政治中應該如何具體實現天人感應？從總體上來說，漢武帝的提問關心的是政權建構的基本問題，是極具遠見和重要性的問題。「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漢書·武帝紀》）這才是漢武帝這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真正關心的，他所關心的並非權宜之策，而是對國家、社會有根本性意義的解決之道。

  董仲舒的回應也具有重大意義。董仲舒的回答，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這是對政治統治基礎的闡釋，也是漢武帝極為關心的問題。董仲舒的解釋，實際上為兩千年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石。其次，改正朔、易服色。這是針對漢代統治的具體要求，也是天人相應的具體表現。這就是所謂的新王改制，這種改制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性意義，代表一個新王朝的開始。再次，「興太學，舉賢良」。這是從具體制度上滿足了政治統治的人才需要，因為人才是一個政權進行有效統治的基礎，也是維繫有效統治的必然要求。最後，推明孔氏，春秋大一統。這是董仲舒建議中最為關鍵的一個基本原則，以儒家來實現大一統，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而這個原則也是漢武帝所認可的。經由董仲舒的闡發，儒家思想對於漢武帝的政權來說就有了基礎性的意義，而這樣的形式，也成為帝制時代政治的基本運行方式。

  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對策應該很滿意，這從後來漢武帝所採取的措施中就可以看出。在漢武帝的重要措施中，跟這次策問有密切關係的主要有以下兩個。首先是設立五經博士。儒家經典被立為學官，使得經學這一傳統時代的學問形式得以確立。這是從太學教育的角度出發的，也是對董仲舒推明孔子、立太學的積極回應。其次是設立五經博士弟子員。所謂「弟子員」就是招生的名額，五經博士均可在太學招收一定數量的弟子員，這些弟子員經過經學的學習和考核，合格即可以授予官職。這對於儒家來說是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儒家由此掌握了候補文官的教育，從而奠定了其在傳統社會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