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法家的共同特點

  戰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這一時期法家人才輩出。法家思想主張被當時各諸侯普遍接受，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思想根源來說，法家主張以「法」治國，反對儒家強調的仁義道德；強調明刑尚法、信賞必罰；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主張君主專制、尊主卑臣。從思想傾向上來考察就不難發現，這樣的思想形態與儒家的價值觀念有明顯的差異。簡單地說，法家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完全取消了超越的價值關懷，而代之以完全現實的論述。這樣的觀念受到了當時諸侯的普遍擁護，這表明歷史發展在戰國時期開始發生重要的改變。其中最關鍵的改變是：經過多年的諸侯混戰，到戰國之際，諸侯國數量不斷減少，社會統一的趨勢逐漸顯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問鼎中原、統一諸侯，成了當時戰國諸雄最關注的問題。而法家提倡的中央集權、加強最高統治者權力等主張，從現實的角度出發，適應了現實的政治需求，因而獲得了諸侯們的廣泛認同。從經濟上說，法家主張「重農」，要求打擊五蠹，也就是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五種不直接從事生產的人，並通過獎勵開墾土地等方式發展農業生產。思想上，法家順應統一的歷史趨勢，排斥各種相互矛盾、彼此牴觸的學說，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在統一的大趨勢下，法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在這個時期，變法成了流行的、普遍的選擇。

  說到法家，我們通常都會把它與法律聯繫在一起。這種觀念既正確，又不完全正確。說其正確，是因為法家的人物確實都和法律相關，都強調以法律來治理國家。不正確的地方在於，如果從現代的法律視角去考察，與其說法家與法律的關係緊密，倒不如說它與政治的關係更為密切。傳統法家所進行的工作，實際上是對國家政治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不僅包括以法治國這一基本的觀念，同樣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完善。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法家的地位更類似於政治家，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政治實踐家。因為法家對抽象的理論缺乏興趣，只關注現實的政治實踐。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法家與中國傳統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

  然而，法家在傳統中國的歷史命運卻是一個值得深思玩味的問題。從歷史發展的基本事實來說，戰國之際的變法，使社會統一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最終，秦國也是在法家的幫助下統一了六國，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由此確立，結束了數百年來的割據與戰亂。法家之於秦，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悖論，從歷史的脈絡來考察，這個悖論十分清晰。秦之起家是以法家為基礎的，其政治制度完全建立在法家的思想上，「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史記·李斯列傳》）的說法，表明其政權與法家之間的事實關係。然而也正是因為法家的刻薄寡恩、嚴峻暴虐，秦二世而亡，這也使得後世學者和政治家在總結秦的歷史教訓時，都歸罪於法家，認為秦朝統治者奉行法家思想是最重要的致敗之因。後人在討論國家治理理念和方式的時候，都對法家思想抱有警惕和排斥的態度。「法術」在兩漢以後的政治語境中（尤其是在理論的層面），基本都含有貶義的色彩。但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統治者似乎又離不開法家那一套。漢宣帝教訓太子時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以霸王道雜之」的不僅是漢家制度，也是歷代統治者的一貫手法。兩千年間，法家一直處於這樣的境地：理論上被批判，實踐上卻從沒有被放棄。這也無怪乎譚嗣同會感慨：「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

  從法家命運的歷史邏輯中可以看到兩個基本的結論。第一，法家的觀念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現實政治手段，這從戰國諸雄（尤其是秦國）的強大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第二，這種刻薄寡恩的高度集權的統治形式，去除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導致期望的現實效果無法長久維持。這一點，當年荀子入秦的時候就已經評價過，認為秦是治之至，但是因為缺乏儒家的教化，所以這樣的統治不會長久。荀子的話在秦的發展歷史中得到了非常有效的驗證。這又提醒我們回頭考察一下《漢書·藝文志》中對於法家的基本界說。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班固的這段描述，其實也明確揭示了法家思想的內在邏輯。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對法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中的命運（尤其是中國傳統政治上的命運）有一個非常深刻的理解。首先，法家的思想是不可能被完全拋棄的。這是因為對於中央集權的政權來說，唯有法家才真正合乎他們的現實需求。其次，法家思想是不太可能得到公開闡揚的。這不僅與它的歷史「污點」（秦政）有關，也與它悖於儒家倫理教化的基本事實密切相關。統治者一方面需要對國家進行有效的統治，另一方面需要文飾其統治（即需要有溫情脈脈的一面），所以「以霸王道雜之」就成為了他們的不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