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國家有五種蛀蟲

  在韓非對國家政治的建構中，道德是被排除在外的。在韓非看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在中國傳統中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史觀。中國古代的史觀大體上皆為退化史觀，即認為歷史上最佳的狀態大概都是在以前的聖王時代，而後來是不斷退步的，所以對於聖人之治的推崇也是必然的。這在儒道兩家中尤為明顯。而法家的立場，大概均為進化的立場，主張今必勝古，這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觀念。這樣的觀念實際上是為其變法服務的。「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時代變了，如果一味地按照古代的做法，豈不可笑？「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鯀、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韓非子·五蠹》）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是韓非由此而創作的，我們從中可以非常直觀地感受到韓非對於「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的重視。所以，韓非將變法視作當今之世必須採取的一種方式，也是必然的。而當今最為有效的政治形式，就是推行法令，但是在推行法令過程中，社會上有些人必然會破壞這一結果，這些人被韓非稱為「五蠹」。在《五蠹》篇中，韓非徹底否定了這五種人。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韓非子·五蠹》）

  韓非所說的五蠹，是指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御者和商工之民。學者，指宣揚仁義道德思想、抨擊依法治國思想的儒生。按照前文所述，這些儒生的基本立場是以道德為基礎的，而且在韓非看來，他們總是以先王之法來批評現實、否定現實，對人主的思想造成了嚴重的惑亂。言談者，指遊說於諸侯之間，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人，也就是縱橫家。這是戰國時代的一個典型的現象。但是韓非認為這些人弄虛作假、招搖撞騙，藉助外在勢力達到私人目的，進而放棄了國家利益。帶劍者，指的是遊俠。在韓非看來，這些人聚集黨徒、標榜氣節，以圖顯身揚名，結果往往會觸犯國家禁令。患御者，指那些逃避兵役的人。韓非認為他們依附權臣貴族、肆意行賄，而藉助於重臣的請託，逃避從軍作戰的勞苦，對於國家而言這些人也是非常嚴重的蛀蟲。最後，工商之民，指社會上投機鑽營的工商業者。這些人製造粗劣器具，積累奢侈資財，囤積居奇，待機出售，希圖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在韓非看來，這五種人就是國家的五大蛀蟲，他們的存在是對國家利益和法度的破壞，要有效治理國家，就必須清除這五種蛀蟲。而耕戰之民，才是對這個國家真正有益的。

  從韓非對五蠹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其基本立場就是國家制度的強化與國家實力的強大。這五種人的存在實際上削弱了國家機器的力量和效率，損害了國家利益，所以必須根除。從本質上來說，韓非的立足點還是如何形成一個高效的國家機器，凡與此相悖的，都必須摒棄。相傳秦王嬴政閱此文後，極為讚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說明，韓非所言，正合秦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