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荀子入秦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以及孟子生活的戰國中期，諸侯國之間的兼併戰爭相對來說還不突出（雖然已經存在），孔孟很多時候用仁義道德來遊說諸侯，希望能夠歸之於王道政治，從而實現天下大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他們關注的焦點都在中原地區。在他們看來，中原才是中國的象徵，才是王道政治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們遊說的對象和區域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原一帶。

  而荀子所處的時代則是戰國中晚期，這個時代的特點，簡而言之，就是兼併的現象極為嚴峻，這也就導致功利主義思想在這個時代占據了主導地位。就思想界來說，這個時代有兩大特徵值得關注。首先是法家思想迅速興起並占據主導地位，法家呈現出來的極其強大的現實有效性，使得戰國時代「變法」成為主流。變法即是以法家為基礎進行現實變革，從而提升整個國家機器的戰鬥力，使得自身在嚴峻的兼併形勢中也能立於不敗之地，這種思想最成功的表現就是秦國越發強大並最終統一中國。其次，如前所言，戰國以來思想的最大特徵就是融合，為什麼要融合？因為取長補短的融合才能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可以在現實中發揮更積極有效的作用。而基本上所有思想融合的對象，都是法家思想，何以如此？那就是因為以秦為代表的法家思想在戰國中晚期以來不斷呈現出來的現實成效。無論是荀子的儒家還是我們後來所看到的黃老道家，很明顯都是在儒家思想或者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積極融合了法家思想的內容。這種融合是當時的形勢使然，也是哲學史、思想史發展的一個必要過程。相對於孔孟來說，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荀子身上非常重要的一點：荀子到過秦國，這是孔孟所未曾有過的經歷。當然，在荀子的這個時代，這是必須要面對的。入秦，對於荀子以及中國哲學的基本發展趨勢來說，都是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的。

  毫無疑問，秦國是以法家立本的，而商鞅在秦國變強的歷史上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標誌性符號。一般我們在考察秦國的「發家史」的時候，都會把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作為一個重要的開端。事實上，在這之前，作為諸侯國的秦國，地理位置非常偏遠，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實力。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繼位，這是一位極有政治抱負以及堅定信念的年輕君主，他的理想就是讓秦國強大起來，於是奮發圖強，頒布「求賢令」，宣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史記·秦本紀》），意思就是說：誰能獻出高明的計策，使秦國強盛起來，我將讓他做高官，分封土地給他。這是很實在的舉措，也表明了秦孝公堅定的信念！商鞅是衛國人，但是他在衛國並沒有什麼發展的空間，當他聽聞秦孝公的求賢令時，立馬覺得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於是便西入秦國，求見秦孝公。當然，商鞅見秦孝公也是一個充滿曲折的有趣過程，畢竟商鞅不知道秦孝公究竟想幹什麼，需要什麼。於是乎，初見孝公，商鞅扯了些「帝道」之類的不實在的空話，以致孝公「時時睡，弗聽」，說明孝公壓根沒興趣；商鞅第二次見孝公，話雖然說得比第一次多，但也是「王道」之類的空話，孝公依然沒什麼興趣；第三次見孝公，商鞅談到了「霸道」，這讓孝公內心一震，感到「可與語矣」，覺得這是個人才；商鞅第四次見孝公，「以強國之術說君」，這讓孝公特別感興趣，以至於「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可謂是樂逢知音了！後面的事情也很簡單：二人一拍即合，商鞅的才華在秦國得到了盡情施展，秦國也因商鞅而迎來了富強。當然，對於秦國來說，秦孝公和商鞅帶來的並不是一統天下，而是秦國作為強大諸侯國的開始，也可以說，是秦國走上高速發展和迅速兼併道路的開始。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商鞅在孝公去世之後慘遭車裂，但是，他們為秦國確立的基本方略被保留了下來，秦以法家立本的國策由此確立。

  荀子的時代，主政秦國的君主是歷史上極為重要的秦昭王，他是秦始皇的爺爺。如果說秦孝公的變法只是為了讓秦國擺脫落後的處境，那麼秦昭王則是更直接地把「一統天下」作為奮鬥目標，而且，他也為這個目標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如果說商鞅對於秦孝公具有重要意義，那麼范雎對於秦昭王也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與商鞅類似，范雎在入秦之前，也是空有一身本領而無處施展，可能這就是孟子說的「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吧。他受到很多的打擊，甚至差點送命！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范雎在秦國的作用，應該是怎麼稱讚都不為過的。他提出「遠交近攻」的策略，成功遊說秦昭王鎖定韓、魏兩國為兼併目標，致力於跟齊國友好相處。昭王以范雎為客卿，范雎乘機提醒昭王，秦國的王權太弱，急需加強。秦昭王遂廢宣太后，並將國內穰侯、涇陽君、高陵君等貴族勢力趕出函谷關，拜范雎為相。秦昭王在位時間達五十六年之久，秦國就是在秦昭王統治期間，結束了周朝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贏得統一戰爭的基礎。昭王時代應該說是秦國的飛速強大時期，文以范雎為相，武以白起為帥，昭王的政治成就與軍事才能絕對不遜色於他的孫子嬴政。他對周邊國家鯨吞蠶食，發動長平之戰，大勝趙軍，活埋四十餘萬降兵，攻陷東周王都洛邑，俘虜周赧王，遷九鼎於咸陽，公然消滅東周公室。以上種種，說明秦在政治、軍事、經濟、心理上都已具備了應對東方各國聯合進攻的雄厚實力，統一的帷幕已然拉開，一個新紀元即將開始。

  而荀子入秦，就是在這個時代，時間是公元前266年左右。這在今天《荀子》的《強國》和《儒效》兩篇中，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在這兩篇中，荀子言說的對象分別是范雎和秦昭王，讀起來發人深省！

  在《強國》篇中，荀子對范雎客觀地陳述了其入秦所看到的種種。在荀子看來，秦國是有地形上的優勢的，所謂山川秀美，物產豐富，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觸動是秦國統治所達到的極佳效果。秦國的老百姓們簡單純樸，秦國的音樂積極向上，毫無靡靡之音的影子，大家穿著整潔大方而無奇裝異服，老百姓們敬畏法律並且很好地服從官吏的管理。在荀子看來，這樣的老百姓簡直就是傳說中的上古良民啊！至於秦國的官吏們，無論是從都城到縣邑，還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府衙里的官員和役使之差都規矩而嚴肅，基本上都謙遜有禮。他們節約而不敢鋪張浪費，厚道而誠懇，敬畏而有戒惕之心，對國家忠誠而又遵守信用，簡直就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官吏啊！居於咸陽的秦國主流政治精英們，都堅持國家至上、帝王至上、秩序至上，不互相勾結，不拉幫結派，卓然超群，沒有誰不明智通達而廉潔奉公，簡直就是古代聖王統治下的士大夫啊！再看看秦國的政府部門，當君主主持朝政告一段落時，各種政事從來都沒有什麼遺留，安閒得好像沒有什麼需要治理似的，簡直就是古代聖王治理下的朝廷啊！這些都是荀子的直接觀感，於是他直接稱秦的統治是「治之至也」，也就是統治所能達到的最佳的狀態。這個評價可謂極高！荀子強調，秦國之所以可以經過四代的努力達到如今的這種統治效果，並非偶然。這是對秦的認可，從這個角度來說，秦的有效統治必然會給入秦的荀子以極大的刺激，並促使他在思想上重視對法家思想的吸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在荀子看來，秦國的最大問題在於沒有儒家，雖然它的統治已經極為有效，但這只是霸道而已，離王道還有很大的差距，而王道必須依靠儒家思想來實現。於是，荀子和秦昭王之間又展開了一番對話，這番對話從思想史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2]。「無儒」是荀子對秦國統治基本病症的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否恰當，當然可以討論，但是從事實上來說，當時的情形確實是如此的。秦昭王針對荀子的話，直接提出了「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儒效》）的觀點。無論是在秦國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形成的基本結論，還是出於昭王本人的思考，這一說法都直接否認了儒家對於國家治理所具有的意義。如果從秦國自身發展的實踐來說，得出這樣的結論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對於荀子來說，這是無法接受的，荀子必須捍衛儒家的立場，彰顯王道的意義。

  

  如果我們回到戰國的思想實際來考慮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極為嚴重而且必須解決的問題，對於儒家未來的發展來說有根本性的意義。儒家學派的源頭，在於孔子[3]。由於孔子及其弟子（比如子貢、子夏等）的特殊影響力，儒家學派在春秋晚期以及戰國初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成為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4]。按照韓非當時的概括，所謂「儒墨顯學」以及「儒分為八」，都說明在孔子之後，儒學是哲學史、思想史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現實社會中儒家分為八派，極為混亂。所以我們看到，墨子、孟子、荀子和韓非子對儒家都有批判。為什麼要批判？因為儒家作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不能引導、規範社會的發展。戰國是重視實用的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形式之一是法家思想，所以秦孝公直接對荀子說，儒家思想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而後來，韓非子更是把儒家稱為國家的「蛀蟲」（《韓非子·五蠹》）。但是荀子不是一般人，他「三為祭酒」「最為老師」，面對秦孝公的詰難，他直接指出，秦國統治繁榮的背後存在著嚴重的隱憂，是因為沒有儒家在這裡發揮作用。像荀子那麼理想化的人，必然會積極回應這個問題，因為任何不妥當的回應，都會嚴重影響中國哲學史甚至是中國社會的走向。

  荀子在《儒效》篇中亮明了自己的立場。簡單來說，儒家有各種各樣的流派（所謂「儒分為八」），我們在現實中所看到的儒有俗儒、賤儒、雅儒、小儒以及大儒，荀子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批判俗儒、賤儒、雅儒、小儒，而最終呈現出儒家對於社會、國家政治所具有的重要的意義。所謂「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荀子·儒效》）所以，大儒（以及聖人、君子等）的作用也切實體現儒家對於社會的現實意義。

  那麼大儒有什麼作用？按照荀子的說法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作用。首先，大儒可以法先王、隆禮義、踐行道德，也就是可以作為國家社會的合理架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道德（德）和制度建設（禮儀）在這裡都得到了恰當的重視，所以，可以垂範未來，影響深遠；其次，大儒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可以影響現實社會制度的建構；最後，大儒的德行高尚，可以成為社會的表率，從而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這樣的大儒怎麼可能對社會沒有現實意義呢？而我們所看到的弊端，都是儒的敗類對儒家思想的破壞。所以，荀子這番話重構了儒家的形象（以及思想），這種重構顯然更關注現實的效果，既然是儒家，當然堅守道德的立場，這也使得荀子走了與當時功利主義完全不同的路徑。對於這樣的儒家，秦昭王當然認為是極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昭王會接納孔子的思路，從而開啟儒法並融的新時代。對於秦昭王這樣一個極有抱負和作為的君主而言，在強調現實利益的立場下，接納儒家思想，是不合時宜的。

  但是，荀子這樣的論述，事實上對儒家的發展路徑起到了根本的調轉作用，即注重對現實政治的積極建構，而這一點，在後來的漢代歷史中有更為顯著的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