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道還是霸道

  王道和霸道，是戰國時代兩種不同的統治策略。所謂王道就是先王之道，是以仁義道德為基礎的；而所謂的霸道，是以武力為基礎的。我們前面也說過，孟子強調的顯然是王道，而非霸道。所以，他對齊宣王關於霸道的提問予以策略性的轉換，將齊宣王帶到了王道的立場上。從孟子的整個論述來說，王道毫無疑問就是孟子所認為的理想的政治形態，是其價值立場所在。孟子對王道和霸道的差異，也有非常直接的描述。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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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有大國」與「不待大」，是條件問題，而不是結果問題。霸道的實踐，講究「以力假仁」，須有外在條件的配合。一個欲行霸道的君主，必須先有一個財力、國力均足以支持其武力行動的大國，然後才有實施霸道的可能性，才具有稱霸的資本。相反地，王道的實踐，則在於「以德行仁」，外在的現實條件如何並不是最為重要的，重要的是君主個人的品德與意願。比如商湯和周文王，當時他們統治的並非是一個大國，武力也不見得非常突出，但是他們的德行使得天下人都擁護他們，由此，他們獲得了天下。其實從所需的條件來看，霸道的要求是遠遠高於王道的。此外，從效果來說，霸道征服的結果，不能夠讓人心服口服，畢竟被征服者只是武力不如征服者而已。可是王道所產生的效果則是「中心悅而誠服」，是臣服者發自內心的接受，這就是道德的力量。所以，孟子這一大段話糅合了條件論與結果論來看王霸之辨：就條件論言，王道需要的條件比霸道簡單，所以王道優於霸道；就結果論言，王道能達到的效果也優於霸道，所以王道更優於霸道。因此，孟子主張王道而不主張霸道，王霸之辯是性善論在現實政治上的運用。

  當然，對於孟子來說，王道和霸道不僅僅是一種現實政治的策略，也是其觀察歷史的一個角度。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這段話實際上是孟子對歷史觀的表述，孟子是從王霸區別的意義上來看待歷史的變化的。孟子說：「五霸對於三王來說是罪人；現在的諸侯們對於五霸來說也是罪人；現在的大夫們，對於現在的諸侯來說，同樣還是罪人。以前天子巡行諸侯國叫巡狩，諸侯朝見天子叫述職。天子巡狩，春天是為了考察耕種的情況，補助不能自足的人；秋天是為了考察收穫的情況，周濟窮困的人。一進到某國疆界，如果土地已經開闢，田裡的工作也搞得好，老人得到贍養，賢者受到尊重，出色的人才立於朝廷，那就會賞賜以土地。如果進到某國疆界，土地荒廢，老人遭遺棄，賢者不被任用，搜刮錢財的人立於朝廷，那麼就有責罰。而諸侯述職，也有非常明顯的要求：如果一次不朝的話，就降低爵位；如果兩次不朝的話，就削減土地；如果三次不朝的話，就派軍隊征討。所以天子用武力是『討』不是『伐』；諸侯則是『伐』不是『討』。可是，我們所看到的五霸呢？他們是挾持一部分諸侯來攻伐另一部分諸侯的人。所以我說，五霸對三王來說，是罪人。五霸當中，齊桓公最了不得。在葵丘的一次會盟上，捆綁了犧牲（祭祀用的牲畜），把盟約放在牲畜身上，但是沒有歃血。盟約第一條說，誅責不孝的人，不要廢立太子，不要立妾為妻；第二條說，尊重賢人，養育人才，來表彰有德者；第三條說，對老人恭敬，幼小慈愛，不要怠慢貴賓和旅客；第四條說，士人的官職不要世代相傳，公家職務不要兼攝，錄用士子一定要得當，不要獨斷專行地殺戮大夫；第五條說，不要到處築堤，不要禁止鄰國來採購糧食，不要有所封賞而不報告盟主；最後說，所有參加盟會的人從訂立盟約以後，完全恢復舊日的友好。可是，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諸侯們事實上都已經犯了這五條禁令，所以說，今天的諸侯對五霸來說，都是罪人。君主有惡行，臣下加以助長，這罪行還算小；假如君主有惡行，臣下加以逢迎，並且給他尋找理由，使他無所顧忌，這罪行就大了。而今天的大夫們，他們所做的事情，無不是在逢迎君主的惡行，所以我認為今天的大夫們，對諸侯來說都是罪人。」可見對於孟子來說，歷史就是不斷退化的，從王道墮到霸道，直接表明了道德價值被不斷掩蓋的過程。

  雖然王道和霸道是具有政治意味的話語，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們作為兩種方式來看，這裡面的選擇實際上涉及的是價值和方法的問題。就價值來說，王道和霸道的選擇，很明顯代表著不同的價值立場：王道的立場是一種道德價值的呈現，而霸道的立場則是以利益為基礎的。從方法來說，二者也有非常大的差別：王道更多關注行為是否符合道德，而霸道更多體現利益至上。在我們的日常經歷中，總是會面臨方法和路徑的選擇問題。其實，任何選擇的背後都是一個價值立場的問題，也就是說，你的價值立場決定了你的行為選擇。價值立場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空洞的問題，而是對於我們行為本身有著直接影響的原則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