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孟子與齊宣王

  如果我們有興趣去讀一讀《孟子》，就需要關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即孟子和齊宣王的關係。孟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見過很多諸侯王，比如，《孟子》的第一章寫的是見梁惠王。在戰國時期，梁惠王還是非常重要的，梁惠王就是魏惠王，戰國始於三家分晉。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就是魏國，魏文侯、魏武侯兩代君王的奮發努力，使得魏在戰國初期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諸侯國。而魏惠王則是魏國由盛轉衰的開始，這也影響到整個戰國局勢的改變，即秦不斷東擴，最終統一。如果對戰國時期歷史感興趣，你就會發現，很多當時的著名人物，比如孟子、莊子、楊朱、惠施等，都跟梁惠王有關係。這充分說明，此人在這個時期具有重要意義（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孟子見過梁惠王，他與梁惠王的這段話在《孟子》的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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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戰國是一個極為功利化的時代，這主要跟戰國之際諸侯國之間不斷兼併的事實密切相關，追求利益是戰國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所以，當孟子去見梁惠王的時候，梁惠王的第一反應就是：老先生您那麼大老遠到我們國家來，應該能給我們國家帶來什麼好處吧？在當時的背景之下，這是極為自然的提問方式。可是孟子對此斷然否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因為孟子關心的是道德的立場，而非現實的、眼前的利益，對於孟子來說，這是需要嚴辯清楚的。以義為先，還是以利為先，這是一個價值立場的問題，所以，孟子對於梁惠王的說法，非常不滿意。孟子也見過梁惠王的兒子梁襄王，對他的評價頗為一般：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

  這段話非常有趣。如果說，對於梁惠王，孟子不滿意的是他首要關注的點在於利益而非仁義的話，那麼，對於他的兒子梁襄王，孟子幾乎是全面否定的。孟子拜見了梁襄王，退出來後跟別人說，這個梁襄王，從遠處看就不像個國君，走到跟前看也看不出他的威嚴所在。

  但孟子對齊宣王的態度可不是如此，他對齊宣王諄諄教誨，極具耐心，《孟子》中對此有非常精彩的記述。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

  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跟齊宣王在一起，教之以仁義道德，對於齊宣王來說，這些也並不是他感興趣的，所以，他對孟子教誨的回應方式也頗為有趣。他承認孟子說的有道理，但是，他也很直白地說，「寡人有疾」，意思是：老先生您講的都對，但是，我有病怎麼辦？我好勇、好貨、好色，該怎麼辦呢？齊宣王的問題，比前面梁惠王的要嚴重多了。梁惠王無非在意孟子能帶給他什麼好處，而齊宣王則是要解決好勇、好貨、好色三大毛病，而針對這些問題，孟子非但沒有勃然大怒，反倒循循善誘。他告訴齊宣王說：這些毛病都沒有問題，只要把你的喜好之心擴充出去，不是自己一個人喜好，而是讓天底下的人都有所喜好，就是大好事一樁！

  可見孟子對於齊宣王可謂是充滿仁慈，總是以道德的價值來啟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在孟子眼中，齊宣王不是一般的人物，孟子第一次見齊宣王的時候，齊宣王所問的問題跟梁惠王完全不一樣：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齊宣王第一次見到孟子的時候，問的可是「齊桓、晉文之事」，什麼意思？齊桓就是齊桓公，晉文就是晉文公，他們是誰？是春秋五霸。這說明什麼？說明年輕的齊宣王有著遠大的理想，他想要稱霸，再次實現霸業。當然，孟子主張的是以仁義為基礎的王道，而不是以武力為支撐的霸道，但是，齊宣王這麼問，表明他也非等閒之輩。這也是讓孟子感到他與眾不同的地方，梁惠王只是關心眼前的、短暫的利益，而齊宣王卻胸有大志。當然，這個目標跟孟子的目標是不一致的，所以，孟子很直接地拒絕了齊宣王，並且宣稱「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這是對齊宣王目標的否定，但不是對齊宣王這個人的否定，孟子希望藉此把齊宣王引導到王道上去，在他看來，齊宣王實際上就是可以實現王道的那個王者。而王者必須是有仁愛之心的，在孟子看來，齊宣王必然是符合的，孟子用「以羊易牛」的經典故事來說明這一點。

  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舉的例子是說：有一次齊宣王在朝堂上，看見僕人牽著一頭牛，他感覺到牛在顫抖，於心不忍，就問僕人，這頭牛是要幹嗎用的。僕人說要把牛殺了釁鐘（禮儀的一種，用牛血塗在鐘上進行祭祀）。齊宣王覺得這頭牛太可憐了，沒有犯什麼錯，卻要被無辜殺掉，僕人問他是否取消這個祭祀的儀式，這在齊宣王看來也不妥，於是他就說，用羊來代替牛吧。在很多齊國的百姓看來，這件事說明齊宣王比較吝嗇，因為他用比較小的羊代替了牛！這讓齊宣王也覺得非常無辜，因為按照他的想法，牛是無辜的（如果這麼說的話，那麼羊又何嘗不是呢？），所以他才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並不是出於對現實利益的計較。對於這件事，孟子的解釋是，這體現了齊宣王的仁愛之心。在牛和羊的選擇之中，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做法之所以可以理解，是因為一個人的仁愛之心其實是需要被觸發的。在當時的情況下，牛觸發了齊宣王的仁愛之心，而羊沒有，所以，孟子說「見牛未見羊也」。由這個事情，孟子進一步推論到儒家所認為的正確處理人與禽獸（動物）關係的原則，所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也就是說，當一種生命的價值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重要的是保證這種價值，維繫我們的仁愛之心，所以見與不見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差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孟子主張「君子遠庖廚」。這並不是男人為了不做飯而找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是說庖廚之中的殺戮行為，對於人的那些本來就很少（「幾希」）的仁愛之心是一種極大的破壞，為了保存仁愛之心，必當遠離這種破壞性的環境。

  孟子認為齊宣王是有仁愛之心的（當然，在孟子看來，其實每個人都有仁愛之心），所以，孟子對於齊宣王還是充滿著期待的，於是乎就常常教之以仁義道德。當然，對於齊宣王來說，跟孟子生活在一起的時候，內心也會比較痛苦。因為從本質上來說，這些教誨可能並非齊宣王想要的。《孟子》中有一個故事非常有趣，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們的這種相處狀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在孟子的諄諄教誨下，齊宣王也只能勉強聽著、學著。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齊宣王還是一個不錯的君主。有一天齊宣王忽然發現了一個可以難倒孟子的問題，那就是如何解釋商湯流放夏桀、武王伐紂。這一事件如果簡單概括就是湯武革命。齊宣王關注的焦點是，無論是商湯還是周武王，當時都是臣子，儒家思想既然講的是仁義道德，那麼這種臣子推翻君主的情形是否符合仁義呢？在提出問題的那一刻，齊宣王內心肯定無比歡快，因為他覺得，這下肯定可以難倒孟子了，這樣自己也就不用天天挨訓了！可是，孟子並沒有因此感到為難，在他看來，無論是夏桀還是商紂，在某種意義上都不具備做君主的基本要求。因為對於儒家來說，成為君主有道德上的要求，既然他們已經不符合君主的要求了，那麼被推翻也是極其正常的事情，就不存在弒君這麼嚴重的問題了。一句「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很直接地表達出儒家對待這個問題的基本立場。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家的思想還是比較積極的，它並非盲目地維繫君主的地位，而是強調君主應該有一個君主的樣子（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正名」）。如果君主失格，那麼推翻君主的「革命」自然就是名正言順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有齊宣王才能夠幫助孟子實現他的理想，而齊宣王的理想也只有在孟子的幫助下才能實現。孟子和齊宣王之間本質上的差異，在進攻燕國的問題上得以顯露，孟子也因此被迫離開齊國，因為價值立場上的明顯差異決定了他們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我常常覺得，《孟子》中寫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孟子離開齊國一事。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公孫丑下》）

  對於孟子來說，離開齊國是無奈的選擇，他內心深處還是對齊宣王抱有期待的，所以他離開齊國的時候，走得很慢，也很憂傷。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意思就是五百年會出現一個王者。可是從周代的混亂到今天已經七百多年了，那個救世的王者卻還沒有出現。這個人必然是要出現的，孟子對此深信不疑，甚至認為齊宣王就應該是那個王者，所以孟子和齊宣王相處的時候，都用王者之道來教育齊宣王。在這裡，孟子還說了一句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話：「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在孟子看來，如果有王者出世的話，他必然不能一個人幹活，必須有人能夠輔佐王者，這樣的人，在這個時代，只有他自己！這種氣概，古今幾人能有呢？在孟子身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一種與眾不同的精神力量，這恰恰是我們今天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