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周易》作為傳統經典之一，其書名的含義究竟為何？這也是我們在學習《周易》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一個基礎問題。從歷史脈絡和意義梳理的不同角度來說，《周易》的書名有兩種基本含義。

  首先，從歷史脈絡來看，《連山》《歸藏》以及《周易》這三種易分別對應三個不同時代的占筮，即夏代是《連山》，商代是《歸藏》，周代是《周易》。從這個角度來說，「周」就是時代的含義，如同《周禮》《周書》一樣，都是用來指稱周代的，而「易」就是占筮的意思。也就是說，《周易》指的就是總結周代占筮的書，朱熹稱：「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周易本義》卷一）朱熹的這個說法，也是從作為一個時代的意義上來理解「周」的，即從歷史脈絡的角度來看待《周易》一書。

  其次，如果從意義梳理來看，「周」除了時代的含義，還有周普、普遍的意思。程頤言「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程氏易傳》序），或者是四庫館臣所說的「《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一》）等，實際上都是從普遍、周普的意義上來理解「周」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周易》就是一本揭示天地之間普遍法則的書。因其具有普遍性，所以超越了具體時代的限制，而成為一種具有普適意義的真理，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就是這樣一種普遍化的結果。從歷史上來看，這樣的解讀方式相較於歷史性判定（即周代）來說，是更為廣泛的。這也表明人們對學習《易》之理的一種基本立場，從「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意思上來說，希望對《易》的學習能夠切實作用於當下的生活事實。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朱熹也曾說「《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著。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揍他底不著，所以未得他受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很顯然，注重對《易》所包含之理的體認，才能夠使人真正「受用」。

  當然，談到《周易》這個書名的時候，我們也不能不關注一下在西方世界中這一書名的翻譯問題，這也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話題。《周易》經典的翻譯是188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理雅各[2]翻譯的I Ching: Book of Changes。這個書名翻譯的形式，也影響了後來很多著名譯本，比如衛禮賢（Richaid Wilhelm）的德文版和貝恩斯（Cary F.Baynes）的英文版[3]。但是，這個英文的翻譯，其實並不是對《周易》最準確的把握。因為Book of Changes實際上注重的是變化本身，這當然是《周易》的題中應有之義，然而正如前面對「三易」的解釋中所指出的那樣，「易」在《周易》中有簡易、變易以及不易三個層面的含義，而變化則僅僅是變易的一面而已。

  所以，從我們對《周易》書名的分析來看，前面所談到的兩種理解方式，實際上是有內在關聯的。歷史語境中出現的《周易》特指周代的占卜之書，這是從其功能性意義來說的，它就是周代占卜實踐的總結。而作為一種義理的傳遞，《周易》是一本談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書，它所揭示的乃是天地的基本法則，重視的是人對天地法則的遵從。作為歷史時代含義的《周易》是整個易學史得以建立的前提，也是對《周易》最原初功能的一種揭示。而作為普遍義理的《周易》則是易學史能夠延續至今的保障，也是《周易》對當下現實人生和社會仍然具有影響的關鍵所在。所以，作為時代特色的《周易》和作為普遍意義的《周易》對易學的學習來說是同樣重要的。

  經、傳是中國古代經典傳統的一個基本特色。經就是核心經典；傳，包括疏、論、說等，都是對經典的解釋形式。這些解釋形式和經典本身構成一個整體，後人理解經典就是以經典本身以及前人的註疏為基礎的。每一種經典在中國的傳統中，都有其典型的（權威的）註疏。比如《周易》有收入十三經註疏系統的《周易正義》（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王弼、韓康伯的注，以及孔穎達的疏，都是在《周易》文本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權威註疏。

  有經有傳，這是儒家經典的一個基本特色，《周易》也不例外。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通行本《周易》是一本書，實際上它也是由經和傳兩個部分組成的，分別稱為易經和易傳。

  

  易經即易古經，由符號和文字兩個部分組成。符號系統是易經獨具特色的部分，也是易經圖畫系統的基礎。易經的符號有三層架構。第一層次是最為基礎的陰（?）、陽（?）兩種符號，我們通常稱之為陰爻和陽爻，也是整個易經結構的基礎，但是在易經中並沒有出現陰爻和陽爻的說法。這兩種符號，可以看作古人理解和認識世界的方式，在古人的經驗中，世界就是由陰、陽兩種對立的性質組成的。第二層次的符號是八卦，即乾（?）、震（?）、坎（?）、艮（?）、坤（?）、巽（?）、離（?）、兌（?）。這是古人對天地萬物的一種分類形式，或者說是八種基本物象。第三層次的符號是六十四卦，是我們在易經中所直觀看到的符號。六十四卦是由八卦兩兩重合而成的，比如乾卦（?）就是由兩個乾（?）重合而成，履卦（?）由乾（?）和兌（?）重合而成。如果八卦是八種基本物象的話，那麼六十四卦就是古人用來描述整個生活世界的符號，即整個生活經驗世界的反映。

  《易經》的文字部分，包括卦辭和爻辭。以《易經》第一個卦乾（?）為例，「乾：元、亨、利、貞」為卦辭，「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無首，吉」為爻辭。《易經》部分有六十四個卦，每個卦有六個爻。卦辭和爻辭，是《易經》的文字表達部分，作為辭，它們都是對前面所提及的符號的說明。卦辭是對卦的整體意義的說明，爻辭是對每條爻的意義的說明。無論是卦辭還是爻辭，其對意義的說明，都是從卦的符號組合特點而來的。這是《易經》的基本結構，整個經文部分六十四卦，分成上下兩部分，稱為上下經，其中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

  《易傳》是對《易經》的解釋，在《周易》中《易傳》有七類十篇，稱「十翼」。《易傳》實際上就是針對《易經》的一種系統化、理論化梳理和解說，這對《周易》成為一個經典文本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說《周易》起源於占筮，但是所有的占卜行為事實上都是經驗性的行為，是具體的、暫時的和散亂的，因此，如果沒有《易傳》所做的系統化、理論化的努力，這種占卜實踐就無法超越經驗的限制而成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理論系統。從這個角度來說，《易傳》對《周易》而言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義。《易傳》是研究《易經》的重要津梁，是《周易》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

  關於《易經》和《易傳》的作者是誰、產生於哪個年代等問題，歷史上也是充滿爭論。按照班固的說法，「《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人更三聖，世歷三古」說明《周易》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早期文明的重要結晶。所謂三聖，指的是伏羲、文王和孔子，他們對《周易》的貢獻分別是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易傳》。而所謂的三古，就是對伏羲、文王和孔子所生活的時代的判定，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近古。這種說法也是在傳統文獻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種觀點。當然，上述貢獻是否一定來自伏羲、文王和孔子？這很難斷言。但是我們可以判斷的是，《易經》大概是殷周之際的產物，而《易傳》大概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完成的，至於《周易》的作者也不是某一個人，《周易》本身可以被視為一種集體創作，是集體經驗的總結，《易經》和《易傳》，都是如此。

  《易經》和《易傳》原本都是單獨流行的，當然《易傳》的流行肯定是晚於《易經》的。在流傳的過程中，為了閱讀和傳播的方便，《易傳》作為解釋《易經》的文字，逐漸併入《易經》，二者合一。如今的《周易》通行本便是經傳合一的形式，這種形式大概是從東漢末（即鄭玄的時代）開始的。

  易學自先秦以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學者的關注，相關著作層出不窮，可謂汗牛充棟。民國學者嚴靈峰曾編撰《無求備齋易經集成》[4]，收錄歷代易學作品三百六十二種，合計一千六百一十四卷。從上述數據中，我們可以對歷代易學作品的狀況有一個大概的印象。近十幾年來，山東大學劉大鈞先生主持編撰了《百年易學菁華集成》，並建設易學古籍資料庫，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易學研究領域的浩瀚和成果的豐碩。

  當然，由於《易經》文本形式的特點（既有符號、圖畫，又有文字），各家對《易經》的闡釋會有不同的偏重，並由此產生不同的解釋流派，這就構成了易學史的豐富脈絡。關於這一點，四庫館臣就曾指出：

  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一》）

  《周易》原本的意義就是推演天地自然之道來指導人的生活規律，《左傳》裡面記載的占例，大概還是古代太史占筮的傳統方法。到了漢朝，經學大師都用象數來說明道理，這與古代的傳統更為接近。象數派傳到京房、焦延壽，搖身一變成為說明占驗徵兆的書。傳到宋朝的陳摶、邵雍，《周易》再一變成為探究天地奧秘的書，於是《周易》就不切民用了。三國時期曹魏的王弼把象數全部掃蕩無餘，用老莊的思想來解釋《周易》，於是出現義理一派。到宋朝的胡瑗、程頤，義理派開始用儒家的思想來闡明易理；再到李光、楊萬里時，又用歷史事實考證它的卦爻辭，於是就出現了爭論。再加上《周易》本身無所不包，可以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音韻學、算術，以至於道家用爐火煉丹都可引《周易》來說，所以解釋《周易》的說法就更加繁雜了，當然這些都可以被認為是附《周易》而產生的，很多術數等學說也是類似的情形。

  四庫館臣的這段概括，可以說是一部簡單凝練的易學史，其中提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兩派六宗，這是易學史流變的基本狀況。所謂兩派，就是象數派和義理派，著重從陰陽奇偶之數和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徵的物象，解說《周易》經傳文義的，稱為象數派；義理派則主要從卦名的含義和卦的性質來解釋《周易》的經傳文，注重闡發卦爻象和卦爻辭的義理。象數派和義理派，是易學解釋的兩大基本派別，它們的差異實際上源於對《周易》理解的不同側重，在《易傳》中就存在著取象說和取義說，取象說是取八卦所象徵的物象解釋《易經》中卦爻象和卦爻辭，取義說則是取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含義來解釋卦爻象和卦爻辭。由取象說而來的是象數派，由取義說而來的則是義理派。所謂六宗，則是在象數派和義理派的脈絡中發展出來的關於易學解釋的六家——一為占卜宗（太卜遺法），二為禨祥宗（京房、焦延壽），三為造化宗（陳摶、邵雍），四為老莊宗（王弼），五為儒理宗（胡瑗、程頤），六為史事宗（李光、楊萬里）。而六宗實際上可歸於上述兩派之中，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可歸於象數派，老莊、儒理、史事三宗可歸於義理派。

  從思想史來看，無論是象數派還是義理派，都對《周易》的闡發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豐富了易學史的內涵。從總體上來說，象數派注重的是對象和數的闡發，在保持古易占筮特質的基礎上，偏重於向「術」的方向發展，在應用方面有很多突破；義理派偏重於對《周易》精微義理的闡發，對「學」的方向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在傳統中，兩派的發展構成了對整個易學史發展脈絡的完善，但是，其間的相互攻訐，也表明了易學內部的複雜。隨著時代的推移，近代以來，由於整個社會格局以及學科設置的巨大變化，對易學的研究和闡發也有了不同的發展面向，比如考古易學、科學易學等，都說明，古老的《周易》正在與新時代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