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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入六月，老周搬進了新家，我們依然有空就湊一塊兒聊天。我去他家，他的陽台大，坐藤椅上喝茶可以看見外面的中關村大街。車來車往擁擠繁華，時刻覺得自己是坐在現代化的北京。我叫他老周，周什麼不知道。就是個鄰居，沒必要打聽那麼細。我們繼續談那個不是烏托邦的「烏托邦」問題。我很有興趣，它讓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生活，在鄉村，一碗飯吃了半個村，回到家碗裡還是滿的，各家的菜都有。能讓我回憶的東西我一般都認為一定不是太壞，所以這段時間我重讀了不少相關的書，比如《烏托邦》，比如《理想國》，比如《桃花源記》和《瓦爾登湖》，系統地回顧了聖西門和沙爾·傅立葉，甚至特蕾莎修女的著作和傳記。等等。但是他們很遠，而老周很近。這是我願意和老周聊天的原因。

  「咱們談的不是你那個烏托邦問題，」老周再次強調，「是活得自然、放鬆的問題。」

  我說：「是。請繼續說。」

  但是老周到此為止。他只能說這些。他沒看過《烏托邦》《理想國》和《瓦爾登湖》，也不知道聖西門和沙爾·傅立葉，特蕾莎修女也只是無意中在電視裡看過她的一張照片。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周通過自己的感受和經驗，意識到了大家應該放鬆點兒、自然點兒，別那麼緊張、如臨大敵。這讓我有點兒仰視他，很少人有能力在都市生活里深刻地發現這一點。

  「我跟你講個故事，」老周說，「去年我坐臥鋪火車去蘇州，有兩個包廂里聚著七八個北歐人，他們自行組織的一個旅行團。晚上他們喝啤酒聊天，我去打開水，路過他們包廂，好幾個人對我舉起了易拉罐，跟我『哈羅』，讓我也來一罐。我說：『謝謝，我只喝水。』快到車廂盡頭時，看見一個北歐的老太太洗漱回來，她看見我，像朋友一樣笑一下。我心裡一驚。」

  他停下來。我給他足夠的時間讓他賣關子。

  「我驚什麼？驚的是陌生人對我笑。你一定會說多大的事，不就笑一下嗎？沒錯，就笑一下。就是陌生人要請我來一罐。我見過外國人，我不老土，我沒有崇洋媚外。我的意思是，你想想，在北京，在火車上，你遇到過陌生人自然地對你笑一下嗎？你過路的時候，有人熱情地邀請你喝兩杯嗎？我是說在北京。反正我沒遇到過，除非他喝高了。沒有人對我笑，除非他不懷好意。我也不會對別人笑，更不會邀請陌生人喝酒。我們總要防著周圍人，值錢的東西隨身攜帶，睡覺時要塞在被窩裡。我們不和陌生人說話，旅行如同打仗，時刻準備掏出槍來自衛。說實話，如果一個陌生人對你笑，你第一感覺是什麼？」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恐懼。擔心出事。有時候可能會覺得這人有毛病。」

  「沒錯。這就是我想說的。事實上，對你笑的人未必就有企圖，他為什麼就不能正常呢？有那麼多壞人嗎？」

  「不是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也不可無嘛。」

  「這就是問題所在。都想著防了，人人都防，滿世界都被想像出賊了，他人即地獄，於是繼續防，更得防。越防越覺得可怕，越可怕就越得防，惡性循環。本來可能滿世界都是好人，這一層一層防下來，沒一個好東西了。所以我們只能緊張緊張再緊張，最後沒救了。」

  老周表現出了相當的邏輯思維能力，我幾乎要被說服了。但是，我抽根煙，我得說出我的疑問：「理論上這種推理成立，問題是，這世上的確有壞人啊，而且還為數不少，萬一就被你撞上了，那可就連緊張的機會都沒了。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惦記你的時候你可不知道他是個賊啊。」

  「賊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你這號人。」老周從椅子上起來，像看階級敵人一樣看著我，憤怒和怨恨讓他脖子變長了，眼鏡片也隱隱泛出藍色，「老想著萬一萬一，沒賊也被你們逼出賊來了。人人自危的環境裡，賊只會越來越多。」

  這個邏輯依然成立。「可是，」我摩肩接踵的轉折讓老周很惱火，但我還得轉折下去，「可是，你能否認賊的存在和危害嗎？假設，偏偏被你撞上了，你會怎麼想？」

  「這完全是個人主義者的假設。」老周的聲音里充滿了天下為公的優越感，「毫無道理。」

  六月的夕陽從遠處高樓的夾縫裡落到他大汗淋漓的腦袋上，四喜丸子正大，莊嚴，金光燦燦。我知道這個假設的確毫無道理，是狹隘的個人主義作祟，同時還是詭辯的一種策略，我依然理直氣壯地說出了口。因為這幾天小區連續發生兩起入室盜竊案。大白天就進去偷了。隔壁的三號樓就攤上一起，值錢的小東西被洗劫一空。杵到眼皮底下了，老周可以視而不見，我不行。

  老周鬆了一口氣：「這個事啊，一般性的問題。跟你那個人主義完全兩碼事。」

  這個回合我輸了，再守著那「假設」不放就小氣了。老周顯然也看出了我的虛弱，大度地揮揮手：「喝茶。我們說說如何跟鄰居們打成一片。」

  想不出好點子。儘管那理想的前景十分誘人。這是個長期的系統工程，我跟老周說：「起碼得若干代人一起努力，一點點正本清源，從根子上把咱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徹底矯正過來。三兩天、一兩個人，想都別想。」

  「百年大計咱管不了，自己這點兒小生活總還可以收拾好吧。起碼得把自己弄得健康點兒。」老周幹勁十足，不像離過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