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人間 1

  子午是我表弟，下了火車在出站口等我，腳邊一個拉杆皮箱。半小時之後，我還沒到，他把箱子拖到電子屏幕下看整點新聞。新聞結束後是漫長的GG，之後有兩個不相干的人在做訪談，說北京的房價像失控的熱氣球，想停都停不下來。我表弟就笑了：「讓你們住去，住死你。」然後又是新聞。世界上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很好，都跟他無關。只有我跟他有關。除了電視上看見過的國家領導和明星，在北京我是他唯一認識的人。說好了下午四點十分我在出站口接他。整點新聞播了三次，子午站累了，摸煙的時候發現盒子空了，然後感到身上冷，像披了一層涼水。火車站的大鐘沉鬱地響起來，七點，天黑下來，新聞聯播開始了。子午向四周仔細看，燈火、車輛和人，半點兒我的影子都沒有。他有點兒慌，摸出一張紙條去找公用電話，第二次打我手機。還是關機。他徹底慌了，對經過身邊的一個環衛工人說：「你認識我表哥嗎？他叫周子平。」

  那老師傅茫然地搖搖頭，聽不懂我表弟的話，他一急把家鄉話說出來了。子午只好努力捲起舌頭，用普通話重說一次。老師傅還是搖頭。子午把經過身邊的陌生的臉都認真看了一遍，拖著箱子一路小跑又回到出站口。新一撥下車的旅客浩浩蕩蕩地湧出來，還是沒有我。子午都要哭了。

  這是兩年前的事。我表弟第一次來北京，投奔我。那天晚上他在出站口和電子屏幕之間來回走，一直走到屏幕上什麼節目都沒有了，車站廣場上除了數得過來的幾個人，只有十幾隻塑膠袋在風裡被吹來吹去。他從箱子裡拿出一件厚夾克穿上，坐在箱子上睡著了。我還沒到。子午醒來時天快亮了，屏幕上重新開始播報新聞，女主持人用冷靜客觀的聲音說：「世界的某地正在打仗，幾十萬人無家可歸。」子午身上落滿露水，頭髮垂到額頭，他覺得自己是那幾十萬人中的一個，還沒見到親人就已經與親人失散了。我是他表哥，他是我姑媽的兒子。

  子午沒等到我。那天我進去了。被警察撞上時，口袋裡有一個半成品的碩士畢業證，落款是北京師範大學。我還沒來得及找人做好畢業證的封皮。我靠給別人辦假證為生。那天我的問題出在貪上。從事這行當以來，我時時告誡自己的，就是不能貪，適可而止。那天中午我其實是要找人做封皮的，偏偏就頭腦一熱，又在人民大學和當代商城之間的天橋上站住了，想再攬一筆生意，多賺點兒錢，晚上給子午接風。我們哥兒倆有幾年沒一塊兒喝酒了。

  就給撞上了。一根煙都沒抽完。橋上風大，我側過身想躲躲，兩個大檐帽就從南邊的引橋上來了。都沒法兒躲，也不能反抗，天橋好幾米高，不敢跳。有些警察你得佩服，他們就有判斷你不是良民的直覺，摁住了就從我褲兜里搜出半成品的假證。我喊冤抱屈都不管用，先帶到局子裡再說。我把牙咬得咯嘣咯嘣響，梗著脖子堅決不承認是辦假證的，我只是想找人辦個假證，那半成品是個樣品，我想跟人家說，就做成這樣的。不能實話實說，性質不同。他們好像不信，但我死不鬆口，而且一個半成品說到底也不算個大事，就把我扔到裡面去了。那時候子午正在電子屏幕底下看世界各地的地震、海嘯、戰爭、軍事政變和一夜掙到數不清的錢。

  到了裡面就音訊不通。我想這下子午苦了，他一個人孤苦伶仃的都不知道往哪兒去。我每天都惦記著他。十五天後我出來，滿臉鬍子地往火車站跑。從中午等到晚上九點，沒看見一個長得像子午的人。我表弟一表人才，臉皮白淨，寬肩窄臀，能長成他那樣的不多。為了不埋沒這個好皮相，他在縣城玻璃廠上班的時候還做過兩天明星夢，要去當演員，縣劇團沒要他，聲音不行，一張嘴就像吐出一張砂紙。這才死心。我在出口處抽了兩包煙，然後疲憊地回到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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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買了個二手手機，之前那個被警察弄丟了。生意得重新開始。我一路往火車站走，一邊走一邊把新號碼往犄角旮旯里寫，希望能被更多想辦假證的顧客看到。我在火車站又待了大半天，人來人往的，眼睛都看疼了，還是沒等到子午。就給姑媽打電話，姑媽說，不是在北京嗎？就打過一次電話回來，問你的手機號。也就是說子午還沒回去。我繼續等。

  火車站是我唯一可能等到他的地方。北京像個海，要漫無目的地找子午等於海底撈針。接下來的一周，我一直在火車站附近晃悠。直到周六下午，四點左右，一個頭髮亂糟糟的小伙子弓腰駝背地出現在出站口，空洞地向四處看，那樣子好像已經在這裡等了很多年。衣服斜吊在身上，扣子掉了一半，紅底子的小背包被泥土染成灰黑色。我試探地喊一聲子午，他突然抬起頭，像狗一樣警覺靈敏地找，看到我時，空蕩蕩的眼神里立馬有了內容。子午踉踉蹌蹌地跑過來，抓住我的胳膊，眼淚嘩嘩地下來了，嘴唇一直抖，半天才出聲：「哥！」

  他一邊哭一邊說，總算找到哥了。弄得我心裡挺難受。比我印象里的表弟瘦多了，雙眼皮都成了三眼皮。他說他知道我一定會來找他，所以一有空就會在下午四點左右過來，那是他出站的點兒。他來了很多次，有時候經過廣場時，也會瞅兩眼。

  「你住哪兒？」我問他。

  「隨便哪裡，哪兒能臥下一個人就住哪兒。」

  「箱子呢？」

  「在旅館。」子午說，「沒錢付房租，被老闆趕出來了。箱子被扣在那裡。」正好我們經過一家小飯店，子午咽著口水說，「哥，我想吃頓紅燒肉。」

  「好，咱們吃。」子午肚子裡真被刮幹了，滿滿一大碗紅燒肉一個人全吃了，兩嘴角有油水源源不斷地掛下來，看得我直犯噁心。吃完了我們去子午住過的旅館。一對老夫妻開的，樓上和地下室都有房間。子午住的是地下室，最便宜的。房間裡擺了四張高低床，子午睡在東北角的上床。老闆娘看見子午就叫起來：「錢！錢！老頭子，那小子來了！」

  「什麼？」老闆在另一個房間裡喊，「他還敢來！」

  子午要往我身後躲，我按住他的肩膀。哥有錢。老闆乾瘦著一張臉，抓著一個油膩膩的帳本送到我面前。五百。對子午來說已經是個大數目了。錢到了事就平了。我們拎著箱子離開。子午說他恨死這些傢伙了。我問誰？他說都恨。老闆、老闆娘、大樓、馬路、商店、汽車，連走路的人和路邊稀稀落落的樹都恨。

  我懂，無路可走時你會覺得全世界都是敵人。這樣的日子我過得比他多。經過一個地下通道，他指著臥在角落裡的一個瘋子對我說，前幾天那裡是他的位置。我抓住了他的肩膀，他是我弟弟，我的表弟子午。子午說，要不是偶爾能找到個賣報紙的差事，早該要飯了。一路上他都跌跌撞撞地跟在我身後。到了西苑我租的住處，他一屁股坐到我床上，長吁一口氣：「媽的，嚇死我了！」他說北京太大了，這些天他走到哪兒都想著回火車站的路，怕把自己弄丟了。